长江沿线城市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长江大保护的“引江济淮”工程

陈 香，孙慧群，郭永昌，韩 毅，陈书琴

（安庆师范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资源环境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1]。所谓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指的是按照生态环境保护原则发展绿色产业及循环经济，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市场化经营的方式来提供生态服务[2]。而水资源是一切产业的支柱，区域国民经济发展规模与水资源利用程度休戚相关[3]。充沛且分布均匀的水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为了缓解淮河水资源不足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近70年的不断论证，“引江济淮”工程终于提上日程[4]。该工程由南至北分为3个独立的工程段，分别是引江济巢段、江淮沟通段和江水北送段。总输水线路长723公里，其中新开河渠88.7公里、利用现有河湖311.6公里、疏浚扩挖215.6公里、敷设压力管道107.1公里。2016年12月29日，“引江济淮”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供水范围涉及皖、豫两省15市55县（市、区），其中安徽省有六安、亳州、阜阳、宿州、淮北、蚌埠、淮南、滁州、合肥、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等13个市46个县（市、区），河南省有周口、商丘2个市9个县（市、区），受水区面积7.0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132万人。除具有调水功能外，该工程还兼具II级通航能力，建成后将形成“江淮运河”新流域，从而对区域交通运输、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从地级市发展层面，依托“引江济淮”工程，抓紧历史机遇，形成大流域“命运共同体”，研究地级市促进流域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抓手，是最终将“引江济淮”工程流域建成像长江流域一样水清、岸绿、产业优黄金水道的重要前提。论文从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角度，论述了沿线城市从各个角度利用“引江济淮”工程，促进自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的抓手，以期为中部崛起及“长三角一体化”重大战略提供参考，为“引江济淮”流域经济腾飞提供决策依据。

1 精准定位，探索沿线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作机制

“引江济淮”工程实施前，沿线15个地级市均就近依托不同经济带，明确了各自的站位。如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铜陵同属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皖北各市及周口、商丘两市则一直是“中原经济带”中“米”字型发展轴中太原-郑州-合肥发展轴的一部分。前者主要面向“长三角经济带”，后者则主要面向“皖江经济带”。“引江济淮”工程实施后，从水系上打破了空间壁垒，将“长三角”、皖江与中原3个经济带串联起来，拉近了沿线城市的距离，形成了“我住江头，君住江尾”的一体化格局，使得沿线各市得以聚合为“引江济淮沿线城市集群”，从而客观上形成了全线协同发展的迫切需求。

“引江济淮”工程为“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动力，理应成为皖豫两省参与长三角经济增长及发展分工的重要依托。与相对“破碎化”的陆域不同，流域是一个生态系统、经济和社会文化系统耦合严密的经济协作区[5]。在此区域内，城市集群效应显现，彼此间加强合作、克服产业雷同，互联互补成为可能。沿线城市可依托“引江济淮”工程特点及流域经济发展特点，充分利用该工程带来的水资源便利，通过对各自在产业链中扮演角色的精准定位，着眼流域、科学分工，逐步建成产业纵横互补、竞争合作有度、新旧更替有序、开发补偿合理的一体化流域经济新模式。具体来讲，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较为完善地区如合肥、芜湖及马鞍山等城市，应列为优先开发区，专注产品供给，提升产业生态化水平；而对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生态地位较为重要的地区“引江济淮”工程源头城市，如铜陵、池州及安庆等地，应逐步转型，着重发展生态产业，做好流域生态大屏障；其他资源优势型城市可承担起流域产业补缺堵漏工作，在产业生态化的基础上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努力变冷点为热点。各市要从流域大局出发，通过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生态产业集中等手段，构建起整体效应突出的流域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作机制。

2 科学规划，保证沿线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方向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原则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日益重视产业的高质量绿色发展[6]，而科学规划则是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指挥棒。由历史可知，“长三角”早期产业缺乏规划，其发展策略多出于自发，偏重于发展全球低端产业链，从而导致了全区产业的同构、重复及恶性竞争[7]。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都得到了强化的今天，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8]已成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主导方向。产业生态化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需要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做支撑。生态产业化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规范化、规模化及可持续化，需要政策、资金、技术各方面的协同支持。

“引江济淮”工程沿线城市应树立流域价值链观点，从促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层次高水平融入“江淮运河”流域经济发展乃至“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体系，并对产业发展战略进行科学规划。而在“引江济淮”工程沿线，生产力水平极为不平衡[9]，其程度甚至超过了“长三角”地区。在“江淮运河”通航之前，各市发展差异被地理单元及行政区划所阻隔，沿线城市独立性较强，故这种差异导致的外在表现亦并不突出。而当“引江济淮”工程建成通航后，流域立即产生了一体化发展的需求。袁世一等[10]认为，通过预设产业生态化目标倒逼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优化调整，有助于突破区域资源环境的约束。故沿线城市应抓住“十四五”规划开局之机，从流域整体出发，因地制宜，将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明确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制定科学的产业结构比例，进一步优化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各市应做好规划互动，在规划中明确流域分工：产业生态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要明确其带动其他城市发展的职责，重点关注本区产业的更新换代，避免与“落后”地区竞争，更要避免依赖“虹吸效应”的无序发展。对于生态屏障型城市，应明确其生态职责，制定加快现有产业转型方略，渐次转移或替代现存高污染、高碳耗产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技术咨询、电子轻工、生态环境工程等绿色产业，从而为生态产业化提供物质基础，为全社会提供“绿色发展”的动能。而产业补漏补缺地区大多位于省际交界处[11]，应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发挥纽带作用，大力发展物流、仓储、产品深加工等产业。对其拟承接的产业，要制定并严格执行相应的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准入制度，从严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管理制度。

3 重视人才，保持沿线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创新活力

“引江济淮”工程的建设和运行需要吸收大量各类技术人才——根据不完全统计，仅C003-1段，即从工程总部调入近30名技术人才，且大多数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8]。当前，“引江济淮”工程总计有65个在建项目，沿线分布高级技术人才近2000人。由此可见，新流域的形成将对人才产生聚集效应。与松散的陆域不同，水系的沟通缩短了人们对于地理空间的主观心理距离，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沿线城市发展差异对人才去留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在天然情况下，流域上中下游科技人员分布梯度性与水力资源梯度性成反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长江流域，科技人员数在上、中和下游的分布比例分别为100：166：260，与上、中和下游的水力资源分布比例（依次为100：22：0.6）呈反比[12]。而“引江济淮”工程则不同，其上、中游科技力量明显强于下游。随着该工程的运行，人才空间分布状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向自然状态靠拢，而“引江济淮”工程的建成将大大缩小沿线水资源比例差异，必然会促进沿线科技力量的均衡分布。

有研究者指出，人才的配置与产业结构具有高度的关联性[13]。由此可知，人才与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互为前提。当流域沿线城市产业定位明确、分工有序时，不同类型人才因其专业差异，会在不同城市间自然调配。而当不同类型的人才驻留各自匹配的城市时，又能最大限度激发该城市产业发展活力。“引江济淮”工程客观上缩短了地理距离、消弭了区域差异、加强了沿线互通，促进了流域产业分工，从而为全流域技术人才的调配交流带来了便利。沿线城市应在产业分工合作的基础上，从流域整体层面联合制定相关人才政策，做好吸引、培育、挽留人才的大文章：通过沿线城市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互通一体化吸引人才；通过整合沿线高校及科研院所资源、合作办学等方法培育人才；通过从流域层面整合人才资源、实现全流域人才统一调配等方法留住人才[14]，从而保证各市对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人才的储备和使用工作。

4 利用“三流”，奠定沿线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物质基础

“引江济淮”工程勾连江淮，在安徽省境内形成了“工”字型较高等级水路交通网[15]，建成后将形成1亿t/a的运力。根据“引江济巢”工程初步设计，可知该工程将建成具有III级通航能力的航道169.0km、具有II级通航能力的航道167.0km。该工程的实施，大大节约了水上运输里程（仅引江济巢段就节约航程150km），促进了流域物流、信息流及水流等“三流”的交互。这一交通网与京杭运河形成了有机整体，补充了我国内陆水路运输体系。江淮运河为大宗货物在长三角经济带和中原经济带之间的运输提供了新的直接通道。不仅能缓解陆路运输压力、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而且还能打破运输瓶颈。沿线城市应利用新物流通道优势，在原有矿产资源、粮食、建材和化肥等互通货物类型的基础上，促进原来难以通过陆路运输的超重、超限物资及精密仪器等的交流互通。这种大宗商品及高精仪器的互通，有利于缩短流域上下游发展差异，提升各城市生态产业化水平。

当空间被贯通时，知识产权、发展理念乃至规划计划等信息流较之以往将更易传播，这为流域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提供了技术支撑。而从社会学角度看，信息流的互联必然会导致“江淮运河”沿线城市各类排行榜的诞生，从而形成沿线城市产业发展的串联比较效应，进而影响城市发展理念及发展策略，间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沿线城市更容易通过“引江济淮”工程疏通信息通道的便捷条件，结合地方特点，借鉴流域先进经验，制定合理措施，发展高新低碳技术，促进产业的生态化。

“引江济淮”工程科学的水资源调配方式，为沿线缺水区域发展绿色产业尤其是绿色农业提供了基础[16]。至2030年，“引江济淮”工程将为受水区带来24.83亿m3的净供水量，可以弥补受水区82.35%的缺水份额，其生活、工业及生态环境供水保证率更可高达95%以上。祝东亮明确指出[17]，水资源的调配对沿线三大经济带之间的战略互补具有决定性影响，为流域统一发展互补互促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沿线城市应利用流域产业发展制约条件得以放宽的契机，充分挖掘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潜力，调整发展策略、拟定发展计划。

5 重视示范，保障沿线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产出效益

“引江济淮”工程自身就是一个生态工程，具有较强的生态示范效应。首先，该工程会重构江湖互动关系，对菜子湖、巢湖、瓦埠湖及高塘湖等湖泊的水质改善有重大作用；其次，该工程能极大满足受水区生态环境用水量，对地下水过度开采有遏制作用；再次，工程增加了沿线原始河道流量，加强了其水体自净能力，提升了其环境容量，对恢复和增加河道生物多样性有促进作用；另外，工程将会产生高达2.6亿m3的弃土方[18]，这些弃土方对于流域荒地改造、污染场地恢复具有重大作用，可以为区域生态产业提供价值高达80亿元的原料；同时，“引江济淮”沿线需建设一系列锚地服务区工程，为过往船只及船民提供服务，这有助于增加所在地服务业比重，改善其产业结构[19]。

沿线城市应通力合作，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科学评估工程对城市产业升级转型的影响方式、范围及程度，借鉴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利用后发优势，坚持高质量绿色发展准则，重视对“引江济淮”工程生态示范效应的利用。沿线城市要自觉树立流域整体性观点，从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角度制定将“引江济淮”工程生态效应最大化的专门规划，根据各市区位及资源禀赋条件，科学分工，从而形成优势互补、衔接合理、配合良好的流域产业结构，并通过生态补偿、跨市合作、定向互助等政策措施，使城市发展真正从该工程中获得“实惠”。

6 结语

概言之，“引江济淮”工程是水资源调配战略工程，也是交通运输工程，更是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客观上也将成为连接“长三角”、皖江及中原3大经济圈水上大动脉。正如京杭运河造就了两岸经济的千年繁荣一般，“引江济淮”工程突破地理阻隔、形成新的黄金水道，优化了沿线缺水城市生态环境，促成了沿线城市的一体化和集群化，必能激发皖江及中原地区的后发优势，为从流域层面促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沿线城市需加强合作，在流域形成之处就从高处谋划，借鉴“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成功经验，从而将“引江济淮”工程真正建成生态工程、惠民工程及强国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