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门抄及其研究价值

2022-03-15 05:31冯丽丽
关键词:京报光绪

冯丽丽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宫门抄是清代内阁发抄的关于宫廷动态、官员升除等信息的简短政治情报,因从宫门口抄出而得名[1]36。最早记载宫门抄的史料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的《正月初十日与诸弟书》:“兹寄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上谕及宫门抄,以后按月寄归。”[2]146此后,近现代学者的笔记中多有记载,如《光宣小记》将“宫门抄”与“朝报”单列,并意识到二者的区别[3]11-12。《齐如山随笔》对“宫门抄”按照内容进行了分类论述,但误将谕旨作为宫门抄的组成部分[4]77-80。近现代新闻学思想产生以来,学者们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对宫门抄作了探讨,《中国新闻发达史》《中国报学史》等新闻学著作在讨论“京报”时都曾提及“宫门抄”,但研究多不深入。当代学者继续沿用上述观点和态度,未对“宫门抄”进行更为深入的梳理与研究。

一、宫门抄的内容和发行方式

按照清代的朝政制度,皇帝与军机大臣、相关部院官员在早朝会议上对朝政事务进行商议、讨论,对奏折进行批复。宫门抄便是内阁明发的早朝会议记录,主要包括以下七部分内容。

第一,各部门值日、引见情况。记载当天轮值的机构及随带引见官员数目。

第二,官员政事活动的批复。主要有四类,其一是请安、请训折,包括京外大员到京、外派官员回京、病假痊愈官员的请安折,官员执行任务前的请训折等;其二是请假、续假折,这方面的资料在其他档案中并不多见,对清代人物的研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其三是谢恩折,官员对皇帝授予自己或者亲人官职、赏赐物品或者解除官职具折谢恩;其四是覆命折,官员在执行查验军器、看视奖赏、监考、赈济、听经等任务后具折覆命。

第三,政务活动安排,包括祭祀活动时间及行礼人员安排,各类考试时间及不同环节人员安排,各项工程查工、驻工人员安排。

第四,其他重要信息,如重要刑事案件进展情况、漕粮回空日期、雨雪瑞兆等。

第五,记载皇帝出席重要典礼或请安的时间安排及行动路线。咸丰、同治朝记载略详,光绪、宣统朝记载简略。通常提前一天公布,以方便各服务部门安排工作。

第六,换季官服穿搭。宫门抄对官员穿着的外衣、帽子,以及佩戴的绒领和袖头的材质、颜色及穿着时间都有明确的安排。

第七,召见人员。除各轮值部门官员外,皇帝召见的其他官员。

宫门抄的语言风格非常简练,通常用一句话对事件进行概括。如光绪九年(1883)聚兴报房本《京报》中的宫门抄:

二月二十日,兵部、太常寺、太仆寺、正蓝旗值日,吏部引见二十五名;贵恒、文中堂前往东西陵请训;恩承假满请安;景善谢授阁学恩;恩福请假一月;俊启续假十日;内阁奏派验放之大臣,派出瑞联、大额驸、许应骙、薛允升;太常寺奏派东西陵查礼,派出文兴、景澧;又奏派帝王庙行礼,派出松溎;值年旗奏派查城之大臣,派出德福、福锟;又奏派专操之大臣,派出尚宗瑞、耀年、国俊、明魁;召见军机。[5]

宫门抄有两种发行方式,一种是单独刊发,不多见[6]36;一种是作为京报等古代报纸的一部分随整体发售,最为常见。京报是邸报发展到清代的通称,通常由宫门抄、上谕、奏折组成。有些学者认为宫门抄也是邸报,如《图书报纸期刊编印发业务辞典》[7]123《新闻传播学辞典》[8]67等都采用宫门抄是邸报之一种的说法。事实上宫门抄与邸报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宫门抄记载特定的内容,有独特的档案来源,并不完全等同于邸报;联系体现在,宫门抄经常作为京报的组成部分,其数量、版本、发行渠道等方面的分析、研究仍需参照京报。

二、宫门抄的档案来源

清政府对信息传播实行非常严格的管控政策。京报刊载的消息首先经过军机处审核,然后下发给内阁,再由提塘管理的报房从内阁抄出、刊印,所以其内容仅限于各种明发的朝政信息。京报的内容与清廷档案有一定对应关系,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其中的谕旨和奏折部分与上谕档、奏折等档案对应,但宫门抄的档案来源尚无学者进行讨论。笔者在核查档案时发现,宫门抄的内容、格式与清廷的早朝会议记录《早事档》非常接近。军机处按日将各衙门值日及引见人员、某官奏某事、奉何谕旨等事宜一一记录,最终汇编成《早事档》。笔者将同一天的《早事档》与宫门抄进行比对后发现,宫门抄的档案来源可能是《早事档》。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为例,《早事档》与宫门抄的记载分别如下:

四月二十二日,吏部、翰林院、侍卫处值日,内阁奏殿试大金榜用宝牌,奉旨:知道了;吏部奏议复广西巡抚奏冯相荣补太平思顺道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甘肃新疆巡抚奏彭绪瞻补库车直隶厅同知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湖广总督奏荆州同知期满奏留与例不符事,奉旨:留;又奏查明盛京将军奏涂景涛署康平县知县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盛京将军奏何厚琦署锦县知县事,奉旨:依议;又奏议复浙江海运出力船商等请奖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吏部、上驷院各述旨,均奉旨:是;领侍卫内大臣奏侍卫吕桂荣告假回籍省亲事,奉旨:依议;阅兵大臣等奏校阅神机营先锋马、步各队操演完竣复奏事,奉旨:知道了;那彦图等殿试监试完竣、果勒敏等稽查中左门中右门完竣、钮楞额稽查刊刻题纸完竣各复命,均奉旨:知道了;克勤郡王晋祺因病请续假十日,奉旨:赏假十日;海年病痊请安,奉旨:知道了;王懿荣仍在南书房行走谢恩,奉旨:知道了;景陵总管若麟、沧州城守尉图敏、热河协领根龄、选补湖北德安营参将徐海波各谢恩,呈递履历片,均奉旨:知道了,履历留;翰林院奏无事,奉旨:知道了。[9]208/3-51/2170

四月二十二日,吏部、翰林院、侍卫处值日,无引见;海公假满请安;王懿荣谢仍在南书房走行恩;果勒敏等稽察中左右门覆命;景陵总管若麟谢恩;热河协领根龄谢恩;沧州城守尉图敏谢恩;克王续假十日;召见军机、根龄、图敏;皇上明日办事后由颐和园还宫。[10]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早事档》记载了二十多件事,同日宫门抄刊发了其中的八条(1)见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早事档》划线各处。,其他日期的情况也基本类似。笔者推测宫门抄也像京报一样,在刊发前同样需要经过审核,因而明发条目远少于《早事档》。另外,宫门抄没有严格照录原文,行文风格与《早事档》也略有不同。一是对《早事档》的条目进行了拆分或合并,如《早事档》中“景陵总管若麟、沧州城守尉图敏、热河协领根龄、选补湖北德安营参将徐海波各谢恩,呈递履历片,均奉旨:知道了,履历留”一条信息,宫门抄拆分成三条(同时删除了一则内容)。二是行文风格更为简练,《早事档》所记事件后需照录皇帝的批复,而宫门抄则进行了改写、概括,如“克勤郡王晋祺因病请续假十日,奉旨:赏假十日”,宫门抄用更为简练的语言概括为“克王续假十日”。

三、宫门抄的版本

现存宫门抄和京报主要收藏于国内的公藏机构,其中国家图书馆和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量较大,首都图书馆、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等单位都是零星收藏,因此整体上较为分散,不便研究。幸而有两部文献汇编可供参考:一是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出版的《京报(邸报)》,将合作单位所藏印本《京报》全文影印(2)《京报(邸报)》是印本《京报》的汇编。全书有统一的版框,版心上鱼尾上方标注“京报”二字,鱼尾中间标明日期,下鱼尾下方标注“驻京塘务”四字,版框内为正文。书前无前言凡例,仅从排版格式看,读者会以为全书所印的《京报》都由驻京提塘刊发。笔者将馆藏《京报》与《京报(邸报)》比对,发现其中有部分聚兴报房等民间报房刊印的《京报》,与该报房同期《京报》文字笔画不差毫厘。笔者推测《京报(邸报)》在排版时设计了统一的版框,再在版框中填充图片,所以该书不能如实反映所有《京报》的真实版本。虽然《京报(邸报)》存在上述问题,但将分散的《京报》统一影印,方便了查阅与研究。;一是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邸抄》,全文影印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抄本《邸抄》。

宫门抄篇幅短小相对容易传播,数量和版本要略多于京报。如以报房区分版本,现存宫门抄有40余个版本,京报有20余个版本。宫门抄的版本类型主要有印本和抄本两种:除单独印发的宫门抄外,印本还有聚兴、聚升、天辅、合成、信义、邱务本堂京报局、甘肃京报局等报房印制的《京报》中的宫门抄(3)此处民间报房印制的京报已经以《京报》为报头,所以加书名号。;抄本有国家图书馆藏抄本《邸抄》和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抄本邸报中的宫门抄。不同版本的宫门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笔者以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馆藏聚兴报房《京报》中的宫门抄为底本(4)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聚兴报房本《京报》延续性较强。,将其他版本宫门抄与之对校,发现印本之间差别较小,抄本与印本之间差别较大。

1.印本宫门抄之间的差异有如下三种情况。

(1)条目或人名互乙

光绪九年正月十三日宫门抄:“嵩山假满请安;王德榜谢差遣委用恩。”[11]两条内容在《京报(邸报)》本[12]395、邱务本堂京报局本《京报》[13]中前后互乙。

光绪九年正月十四日宫门抄:“穆隆阿、恩全各续假十五日。”[14]其中“穆隆阿、恩全”在邱务本堂京报局本《京报》中前后互乙[15]。

(2)条目位置不同

光绪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宫门抄:“工部、鸿胪寺、镶白旗值日,无引见;察哈尔都统吉和假满请安并请训;继良调授甘肃宁夏府知府恩;英俊假满请安;宝中堂续假数日;文兴请假十日;刘廷枚请假十五日;召见军机、吉和、继良。”[16]《京报(邸报)》本中“英俊假满请安”条在“刘廷枚请假十五日”后[12]514。

(3)文字不同

光绪九年二月十一日宫门抄:“又奏派搜检之王大臣,派出肃王、谟公、棍公、毕道远、奎润、桂全、薛允升、敬信、陈兰彬、符珍、嵩申、英麟、德铭、常星阿、清凯、德克吉讷。”[17]《京报(邸报)》本“搜检”下无“之”字[18]118。

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宫门抄:“侍卫处奏派保和殿监试,派出头班礼王、棍公、福森布、爱隆、赓音布,二班谟公、那贝勒、德福、钮楞额、玉书。”[19]邱务本堂京报局本“赓音布”下有“派出”二字[20]。

2.将抄本《邸抄》与聚兴报房本《京报》对校,两个版本宫门抄之间的差异除上述几种情况外还有如下两种。

(1)抄本比印本条目多

这集中体现在若干期宫门抄的条目最后附注军机处当天收到夹板、贡折、贺折的数量,条目中附注某人呈递封奏数量及其他条目。

《邸抄》本,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宫门抄最后附注一条“外来夹板三分”[21]13456。

《邸抄》本,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宫门抄“万青藜递遗折”条后有“文硕递封奏一件;麟书、张之万递联衔封奏一件”[21]13492。

《邸抄》本,光绪九年五月二十日宫门抄“内阁奏派验放之大臣,派出灵中堂、瑞联、张之万、周家楣”条,除“之”下有“王”字,“臣”下有小字“七处三十三名”外,此条后有:“宗人府奏派行礼三分之一之半,派出豫王、庄王、漪贝勒、滢贝勒;吏兵部奏派行礼三分之一半,派出文中堂、额勒和布、徐桐、阎敬铭、瑞联、许庚身、嵩申、兴廉、文晖、文璧、白桓、李端棻、钱桂森、庆福、阿昌阿、奎润、廖寿恒、景澧、良贵、和宝、寿昌、英煦、刘廷枚、容贵、国俊。”[22]13984

(2)抄本独有内容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邸抄》的底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目前尚无学者揭示其递藏情况。该抄本宫门抄里有一个独有的内容,不见诸其他印本宫门抄及《早事档》。笔者发现咸丰三年(1853)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的宫门抄中多次出现“爷”或者“老爷”的称呼,如:《邸抄》本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二十日“兵部、太常寺、太仆寺值日”条后有“爷递谢恩折”[23]12968;光绪九年正月初一日首条是“老爷递谢恩折”[23]13020。经与其他版本宫门抄及《清实录》核对,《邸抄》中所指“爷”是恭亲王奕。如果这部抄本的来源统一,笔者推测《邸抄》很可能是恭王府的属员抄录给奕等人的抄件(5)参见拙文《奕与国家图书馆藏抄本邸抄》,《卷宗》2019年第9期。。

四、宫门抄的研究价值

宫门抄文字言简意赅,篇幅短小精悍,具有真实性、时效性、实用性、延续性等特点,类似新闻中的简讯,对研究清代信息传播具有一定意义。第一,宫门抄通常在当天早事会议后审核、抄出、刊发,几乎不存在修改的可能,相对有一定滞后性的各朝《实录》《东华录》等档案,内容更加真实可靠;第二,居住在北京的读者基本当天或者第二天便可获知朝政动态,时效性强;第三,宫门抄不仅能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需要,还是政府部门办事指南,便于各部院提前安排工作,有较强实用性;第四,宫门抄按日记载、刊发,类似今天的连续出版物,延续性较强。据记载,溥仪退位后,宫门抄还在北京故宫延续了一段时间[24]43-46。

宫门抄还具有档案学、史料学价值,有深入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必要。

第一,宫门抄的内容与《清实录》《起居注》《上谕档》所记史料并不一致,可与上述档案文献互相补充,为相关研究提供线索。

以光绪八年(1882)为例。聚兴报房《京报》宫门抄记载恭亲王奕史料二十四条,其中主持礼仪活动五条,分别是正月十一日、二月二十日、五月三日三次奉先殿行礼,二、三月间定东陵代皇帝行礼,七月七日大高殿拜表;递谢恩折十条,其中因为获得了八宝荷包、纱葛、燕窝、神肉、绸缎、御笔字赏赐谢恩七条,因为议叙、生病皇帝遣员看视、特恩不必拘定请假日期谢恩三条;东陵行礼回京请安、假满请安各一条;请假、续假七条,全年请假、续假约一百四十天[25]。

第二,通过对宫门抄内容的梳理和辨析可以对特定事件、制度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以部门轮值情况为例。清代中央机构组建了一个由各办事衙门和军事机构组成的三级轮值部门,以配合皇帝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政务。史料中未见该制度始于何时的记载,固定于何时也略有分歧:有记载称雍正朝文职衙门轮为九班,武职衙门轮为十班,嘉庆十九年(1814)文职改为八班[29]58;也有记载称八班轮流制度形成于乾隆朝[30]102。

各部门的值班情况通常放在宫门抄的首条,从实际情况看,文职八班加武职十班的三级轮值制度,最晚始于咸丰年间并一直沿用至光绪晚期。具体轮值办法是:第一级由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内务府、理藩院八个一品衙门分成八组轮值;第二级将宗人府、钦天监、太常寺、太仆寺、都察院、大理寺、鸿胪寺、国子监、銮仪卫、光禄寺、翰林院、通政使司、詹事府等十三个衙门,分成八组固定与上述八个衙门进行搭配轮值,其中翰林院、侍卫处跟随吏部,通政司、詹事府跟随户部,宗人府、钦天监跟随礼部,太常寺、太仆寺跟随兵部,都察院、大理寺跟随刑部,鸿胪寺跟随工部,国子监跟随内务府,銮仪卫、光禄寺跟随理藩院;第三级将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八旗两翼、侍卫处十个军事单位每日轮换,跟随前两级固定的单位轮值,完整的轮值周期需要四十天。

光绪末改革官制,将户部改为度支部、民政部;将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将兵部改为陆军部,并将太仆寺并入;将刑部改为法部;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将工部并入商部,改称农工商部;将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原已设立的外务部、吏部、邮传部不变,宫门抄中的值日情况相应发生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为例,十个军事衙门不变,吏部配翰林院不变,理藩部和内务府不配二级衙门,其余前两级衙门的搭配变成民政部配都察院、度支部配宗人府、礼部配学部、陆军部配銮仪卫、法部配大理院、农工商部配邮传部、外务部配钦天监,变成文职十班固定搭配武职十班的轮值结构,完整轮值下来需要十天。通过梳理宫门抄中的值日信息,可以对该制度的具体实施情况、变化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五、结语

在集权社会里,宫门抄、京报是官绅民众获取皇室活动、官吏任免、朝廷政策等信息最主要的渠道。朝政信息于当天或隔天就能散播出去,所以一般情况下时效性会优于部门文书,民众的信任度和依赖性也非常强。据史料记载,雍正朝一位叫程如丝的官员,在《京报》里看到有将其正法的谕旨,不等正式文件下达便自缢身亡[31]1015。

宫门抄、京报的记载详实、连续,所刊载的内容可与同时期《清实录》《起居注》等相互印证,并补充其不足。与时效性相对较弱的《清实录》相比,宫门抄、京报更具备第一手史料的价值;与《起居注》相比,宫门抄的涵盖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皇帝一人的起居行动,而是包含了朝廷日常政务、人事变更、官员活动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因而具有重要的档案价值和研究价值。同时,宫门抄不仅能体现我国古代的新闻和档案发布情况,又可以反过来折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牵涉新闻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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