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考察

杨 斌 徐之顺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认同，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和民族的解放与复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和实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相互融合、借鉴，并以此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价值观念的过程。融通互鉴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推进方式，利益契合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内生基础与动力，党领导人民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主体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这一重大论断是深刻总结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得出的科学结论。如何对待西方外来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蕴含独有的生发机制与内在逻辑，其中的文化认同机制是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视角。文化认同，指社会行为体对一种文化表示接受、认可，形成共同文化规范并约束自己的行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认同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和民族的解放与复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相互融合、借鉴，由此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价值观念的过程。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可、接受和赞同，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命运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够顺利推进。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普遍最深厚的现实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通互鉴、利益契合、认同主体等维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行机制与实践逻辑，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源流、内在机理，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融通互鉴：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推进方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是一种取代与被取代的简单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吸纳、融合，不断创新、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认同，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的根本指导作用，也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源泉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形式、新的内涵和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的新的生命力。

1.文化传播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历史进程。文化在传播中得以生成、发展和变迁，公众通过文化传播认知、比较、选择文化，最终认同或拒斥一种文化。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是前提与结果的关系，文化认同期待有效的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开始是以“西方的反西方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思想文化出场的。革命思想文化的广泛传播，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面貌，同时也催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发机制。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睁眼看世界”的历史大潮流下，马克思主义最初作为西方一种政治思潮和哲学流派被引进中国，首先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介绍传播，但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学习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骨干分子主动把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进行学习、传播。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既是传播的主体，也是传播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观点介绍、摘译全译、研究阐释、理论宣讲这样一个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通过研究、比较、鉴别、论战，从当时传入中国的种种主义及社会思潮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确立了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革命道路，成为先进中国人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政治信念。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开展了大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与论争，帮助了一大批有识之士思想觉醒，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共产主义小组从事工人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出版专门刊物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举办工人补习学校或夜校。由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卓有成效的工作，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认识工具与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只是作为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学说在中国传播，而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并引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自觉承担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及本土思想文化相结合的领导责任，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2.文化融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能够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是因为它的世界观与中华文化立场存在相通之处和内在一致性，表现为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华文化的求实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中华文化的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中华文化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有机契合。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而不间断的历史，证明中华文化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来都是兼收并蓄，有机吸收境内外各区域、各民族文化而不断发展前进的。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和运用其基本原理来挽救、改造中国。陈独秀主张用世界眼光看待文化，认为文化是世界的，与文化的民族性并不矛盾，因为各民族的文化是互补的。他强调：“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1]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6页。李大钊则希望在东西方文明之外，欢迎“第三文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确认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是出于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以及中国革命的现实需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通的具体形式主要有3种：一是通过出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专业刊物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理论光辉。党非常重视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每当党的事业面临时代的重大变革甚至是转折关头，党总是能够审时度势，根据中国实际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重大时代课题，这方面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有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二是通过理论抽象总结实践经验，从中概括能够表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观点和话语。这方面代表性的概念范畴有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全面小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三是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和社会宣传，努力用简单、朴素、准确、生动、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和载体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党创办的各种理论刊物、“学习强国”网络平台等。

3.文化互鉴催生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理论成果。文化的相互借鉴，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进一步升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增添了其理论的新鲜内容，中华文化吸纳马克思主义而获得新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互鉴的最直接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鲜明特征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例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认识论原则，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形成了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重视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和平赎买思想与合作社思想，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运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与教训，形成了走自己道路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的方法，形成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想；运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形成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发展了人民至上的政治文化理论；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思想，发展了党风廉政建设理论；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精神，发展了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利民富国思想，发展了小康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发展了中国人民献身革命、服务社会的精神品格；等等。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交流、碰撞的进程。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文化相融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创立。这是一个不断前进的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呼应，内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

二、利益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内生基础和动力

文化认同需要有共同的利益追求，文化认同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人民的利益，并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和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认同的逻辑前提。同样，如果没有人民在思想文化深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中国就不可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的利益，革命、建设、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人民真正的认可，为马克思主义得到中国文化认同夯实了利益基础。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接受，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契合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需要，契合中国人民反压迫、反奴役、反剥削、反贫困的民生利益需要，契合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时代需要。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效凝聚全中国社会的最广泛的力量，将之整合成一个具有高度思想认同的利益共同体。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个共同体的组成、阶级结构有所变化，但其主体以统一战线的形式而存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结成联盟，团结一心，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在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困苦的基础上，在为共同利益奋斗的过程中，广泛接受并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保证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事业的胜利。因此，文化认同不是任何抽象意义上的纯粹观念认同，而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和追求人民幸福生活基础之上的认同。中国人民能够积极参加中国社会的革命和变革，就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认同、接受、拥护的生动写照。

1.实现“耕者有其田”理想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要“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5页。。十月革命胜利后，“耕地仍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个农民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且把生产得来的产品留为己有”[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4页。。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主张农民走合作社道路，通过合作社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列宁提出：“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3]《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7—388页。“我们必须更明确更坚定地坚持我们的土地纲领的根本要求：成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由革命农民委员会自己来实行真正的、根本的（而不是地主所说的‘根本的’）土地改革。”[4]《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在中国革命中得以贯彻实施，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地主阶级占据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农民深受地主的残酷剥削，无论是在经济、政治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农民和地主都是根本对立的。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社会制度，进而获得农民在思想文化上的拥护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革命理论适应中国近现代社会解放生产力的客观需要，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深受地主阶级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和思想上的禁锢，有着强烈的翻身要求。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革命的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他认为，中国革命如果脱离农民，就不能组建强大的革命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页。。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农民阶级，要坚决把农民阶级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其办法除进行革命理论的灌输之外，还要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解决农民的土地归宿，这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2页。。民主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党的五大和六大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秋收起义后，党主张：“一、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二、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租田制度与押田制度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4页。党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形成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4]《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50页。。中华苏维埃就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革命经验，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土地革命而建立的革命政权。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上。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权实行限制封建剥削的“减租减息”政策。抗战胜利后，解放区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推动了土地改革的迅速展开。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冬至1952年，我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全国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真正在中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需要。土地改革的胜利，不仅是中国土地所有制革命的胜利，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理论胜利。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中国革命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赢得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民心，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人民的认同与拥护。

2.实现国家工业化愿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恩格斯指出：“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简短地说来就是如此。”[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5页。工业化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对焕发民智、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原理上。必须把它具体化。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6]《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他还强调，要“乐于吸取外国的东西”[7]《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14页。，他认为包括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加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强盛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工业建设。中国经济在近代落后，主要是因为工业落后。事实证明，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裕。正因为如此，1944年4月，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接收的是个百孔千疮、落后畸形的烂摊子。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是国家工业化。但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在重点抓重工业的同时，要使重、轻、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协调发展，互相促进。要通过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以提供更多的粮食、原料和增加积累，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这是毛泽东发展重工业的重要策略思想，毛泽东甚至这样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党由这一思想形成以农、轻、重为序的工业化战略思路。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实际，正确阐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1962年，党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个方针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从“一五”到“四五”时期，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4956.43亿元，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自给率达到90%以上，1965年我国石油需求全部自给。至1976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到1979年，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637页。，夯实并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工业化不仅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胜利，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工人阶级思想文化上的信赖与认同。

3.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在贫困的基础上获得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认同。摆脱贫穷、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发展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其中经济发展是所有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石。马克思指出：“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5页，第724页。恩格斯认为：“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5页，第724页。列宁指出：“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5]《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至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仍有超过80%的人处于温饱不足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1979年12月，邓小平第一次使用了“小康之家”的概念。1981年4月，他又提出了“小康社会”目标，小康社会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消灭贫困、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表达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作为第二步奋斗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我国201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新要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到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他指出，没有农村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以此为起点，习近平作出向贫困宣战的战略部署，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2013年，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2014年，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7年，党的十九大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动员令。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指导意见，加强面上工作指导。2019年，党中央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人民接续奋斗，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832个县、12.8万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小康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里程碑，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党的执政根基，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运用、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取得胜利的历史进程，彰显并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思想伟力和真理光辉，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思想自觉和文化认同。

三、党领导人民：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主体力量

中国共产党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文化发展，吸纳一切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积极因素和合理要素，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向和文化发展路径。从党诞生起，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实践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创新者。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党不是妄自菲薄、自我否定，而是区别对待、批判继承，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特别是能够结合中华文化的特点、运用中华文化的优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丰厚养料和文化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作用，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内涵，蕴藏着解决时代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给人们以思想启迪、道德感悟和行动指南。可以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共同汇聚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动力。

1.以历史主动精神引领中国人民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历史主动是指中国共产党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扬历史自觉与创新精神，擘画共产主义事业蓝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能动状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把握历史主动，坚持文化自信，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形成坚定的革命理想；二是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和政策。革命理想高于天是最高的文化自信，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自觉。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之日起，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信仰、价值文化来认同，作为一种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目标来追求，还作为一种神圣、高尚的道德情操来修养。这种认同、追求和修养是实践上的文化自觉，是基于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普遍真理性的正确认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强大引导力。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昭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历史主动，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信仰付诸革命和建设实践，从而形成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为宝贵的思想财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认同与信仰的真实映照。也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认同。

坚持历史主动精神，需要通过实践把信仰的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和政策。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党不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施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策略，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经过艰难曲折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确立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系统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之问。新中国成立后，党从中国国情出发，不照搬苏联经验，独立自主地探索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依据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见，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上都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史。这种探索克服了不同历史时期党内出现的各种“左”倾、右倾错误，克服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干扰和影响，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

2.以中华文化书写方式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具有号召力、亲和力、说服力的话语能够增进文化认同，党的领导人率先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阐释、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话语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表现形式。语言学家邢福义指出：“就现代汉语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书面语言，无疑是毛泽东著作的语言。”[1]邢福义：《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毛泽东在他一生近万篇的著述中，继承中国文化尚实用、简朴、文采的优良传统，汲取中国历史先贤善用典故的经验，运用借代、比兴、夸张、隐喻、讽刺、对偶、摹绘的笔法，大气磅礴，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话语形式。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文化人要接近民众，否则就是孤家寡人，为此，革命文化人的文字必须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2][3][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第727页，第728页。。毛泽东要求“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第727页，第728页。，要多一些生动的文字，去除死板、老套与令人看不懂的话语，避免“没味道，不起劲”[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第727页，第728页。。他主张用老百姓的话语来撰写文章和书写标语。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优秀文风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他在《反对党八股》中生动地批判了八股文风：空话连篇、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甲乙丙丁、不负责任、流毒全党、祸国殃民[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840页。。他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和清新的话语风格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达发挥了模范表率作用，他的绝大多数文章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等，继承我党优良传统，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他善于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名句，常常信手拈来，用笔如神，赋予古句以鲜活的当代意义，给人以思想教诲、文化熏陶与无穷力量。例如，用“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表达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用“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说明清谈误国、实干兴邦，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警醒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倡导改革创新，等等。习近平的重要著作与讲话进一步完善、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

3.以科学理论强化对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第85页。“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7]《列宁 专题文 集：论 无产 阶级政 党》，人民出 版社2009年版，第70页，第85页。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需要理论武装，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看家本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积极投身中国工人运动。党的三大后，党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党的四大要求，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加强时事和党的政策的教育，在群众中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宣传，并力求深入和通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决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第94页，第87页。红四军党内最为紧迫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第94页，第87页。。因此，必须“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第94页，第87页。。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党组织。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第534页。。1941年5月开始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号召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党校、党报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解放战争期间，1947年10月至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以“三查”和“三整”为内容的整党运动，这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运动。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定了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的必读书目。新中国成立后，党先后在1950年和1957年发动两次整党整风运动，颁发了在职干部学习、加强理论教育、重视党校工作的通知、决定、指示、计划和规定，在党内逐步建立了理论武装工作制度。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深化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这一时期，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得以出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先后组织了各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并结合新形势需要不断丰富拓展党内和党外的理论学习教育制度。

4.以创新创造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认同不是文化同化，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或照搬照抄的本本主义方法，而是要正视和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并从中寻找相同性、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国情与19世纪的西欧不同，但中国国情对先进思想文化的需求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发展性有着内在一致性。1938年，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的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第534页。。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认同，既是一个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学习、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更是一个既坚持又发展、既在坚持中发展又在发展中坚持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程，其必然结果就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及时回答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时代主题，形成新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认同的过程，是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辩证过程，而不是采取教条主义生硬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综观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每一历史时期都有党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重大时代问题，对重大时代问题的回答形成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而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