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境”体验与“里日本”视域下的都市空间叙事
——以水上勉的沈阳书写为例

刘楚婷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21世纪，人文社科领域发生了深刻的空间转向，极大地推动了叙事理论在空间维度上的变革。空间叙事理论的研究以其兼具广度和深度、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特性，开辟了文学认识的崭新领域。在这一视域下重新审视日本的近现代文学，被学界长期忽视的以“里日本”地理空间为舞台创作的“里日本”文学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便会凸显出来。

在日本的近现代发展中，“里日本”不仅是指本州岛环日本海沿岸的自然地理空间，也是聚焦深刻社会问题，承载着日本近代化发展的“内殖民”和海外扩张的批判与反思的政治地理空间。明治维新以后的太平洋沿岸即“表日本”的迅猛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和压榨“里日本”为代价换来的。日本学者古厩忠夫（1997:6）指出：“‘表’与‘里’合为一体，没有‘里’便没有‘表’。‘表’的发展不可缺少‘里’。‘里日本’暴露了日本近代化发展的问题所在。”而“表”“里”鲜明的经济落差、“里日本”长久被社会歧视的遭遇、“里日本”人的劣等意识，以及为了摆脱贫困而积极参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与殖民统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与社会问题，都在日本文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日本近代化发展的曲折艰难与矛盾 纠葛。

在日本文坛上，“里日本”出身的作家占有相当比重，如德田秋声、泉镜花、室生犀星、坂口安吾、中野重治、水上勉等，他们都创作了众多具有浓厚的“里日本”地域特色、反映“里日本”社会现实问题的文学作品。而这其中，“里日本”出身的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创作的大量“里日本”题材的文学作品尤为突出，不仅以悲切动人的哀调倾诉了“里日本”穷苦人的悲惨命运，也从“里日本”视角构筑了独具特色的跨越“里”“表”日本，以及纵贯日本与中国的叙事空间。因此，若想探明水上勉的“里日本”文学世界，不具备“越境”的视野，不考察水上勉基于“越境”中国的体验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便难以彰显其复杂性和多元性，也会使水上勉文学缺失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柴红梅和刘楚婷（2021:64）指出的那样：“欲要挖掘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事实与真相，很大程度上，不是考察日本的内部，抑或说，视域如果只局限于狭窄的日本岛国地理空间当中，或者只围绕日本国内的政治、历史、文化等思考问题，而不突破国境进行‘越境’的思考，便会遭遇根本无法解决的困境。”本文便从水上勉的“越境”体验视角，深入挖掘水上勉的沈阳题材的文学创作与其“里日本”书写之间的内在逻辑，把握水上勉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以及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

一、“里日本”—“表日本”与“里亚洲”—“表亚洲”的空间格局构图

古厩忠夫（1997:11）指出，“里日本”是体现日本20世纪发展动向的重要空间概念。正因为在20世纪日本的历史进程中，处于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主义时代，以及中央集权的经济效率主义的时代，才产生了这样的空间表现概念。诚然，在日本本国的空间视域下，古厩忠夫对“里日本”的解析切中肯綮。但是，20世纪的日本近代发展，从来都不是囿于本土的简单问题。如若脱离日本近代以来对海外的军事扩张和殖民统治的历史背景和特定语境，就无法客观地、全面地解析20世纪日本近代史，也无法立体全面地阐释“里日本”的问题。因此，只有将“里日本”和日本近代史进行紧密的结合，还原其完整的历史全貌，打破孤立的“里”与“表”的简单二元对立，拓宽视野，跨越国境，从日本内部的“里日本”与“表日本”，扩展、延伸至日本与亚洲的外部的、宏大的地理空间，在多维立体的视野和框架中重新审视日本的近代化发展路线才能得到较为全面的解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日本对外殖民扩张愈演愈烈，“里日本”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发挥“里日本”临近海外殖民地的自身地理优势，极力宣扬“日本海湖水化”，并大力宣传“里日本才是表日本”等言论，争先抢夺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朝鲜的航路渡口，抢占国内外先机。1931年9月，长达9702米的“清水隧道”开通，上越线中的上野——新潟路段全线通车，极大缩短了“表”“里”之间的行程距离。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时，日本迅速以上越线为基础建立了连接东京—新潟—清津（朝鲜地名）—“新京”（中国长春）的全长1891千米、时长50小时的路线。这是当时连接日本与中国东北的最短路线，也成为了“里日本”人前往中国东北，梦想脱离贫困与饥饿的“生命线”。正如古厩忠夫（1997:56-57）所述：“日本进入大陆侵略时代，逐渐建立了 <表日本—里日本=表亚洲>—<大陆·朝鲜半岛=里亚洲>的亚洲‘里’‘表’构图。”而“里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则主张“将里日本定义为日本=‘表亚洲’的里玄关，随着日本对日本海对岸=‘里亚洲’的侵略，即东亚共荣圈的逐渐形成，里日本人踏上了脱离里日本并向对岸迈进的道路。”（古厩忠夫，1997:151）在日本对外殖民侵略时期，“里日本”出身的政治家成为推进“满洲移民政策”的中坚力量，例如，1932年，担任作为推行“满洲移民政策”骨干的拓务大臣永井柳太郎、推进“满洲移民教育”的加藤完治的“左膀右臂”杉野忠夫、之后实施东亚联盟构想的宫崎正义都是“里日本”的石川县出身。而参与移民的民众团体中，“里日本”人同样占有着相当比重。受到日本政府“王道乐土”“五族共和”等宣传的蛊惑，越来越多的“里日本”人将海外的日本殖民地看作是摆脱困境、开拓新生活的“希望之地”，纷纷踏上移民船向中国大陆进发。然而，随着日本战败，“日本海湖水化”等梦想随之化为泡影，“里日本”也未能扭转被差别对待的困境。

水上勉也是怀揣对“新天地”的无限向往，离开家乡乘坐渡船驶向未知的彼岸，成为奔赴中国大陆的众多“里日本”人中的一员。1938年8月，水上勉乘坐渡船来到中国，在沈阳的奉天北市场担任“苦力监督见习工”，后因咯血于次年2月被遣返回国。这段跨越国境的生活虽不足半年，在沈阳驱使中国劳动者做苦工的加害体验却成了水上勉难以磨灭的伤痛记忆，也给水上勉的文学创作以很大影响。

二、水上勉的“里日本”书写及“越境”视野的必要性

水上勉（1919—2004）是日本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因《雾与影》（1959年）、《海牙》（1960年）、《耳》（1960年）、《巢之绘》（1960年）等推理小说闻名于世，与松本清张并称“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开创者”。1961年凭借《雁寺》转向纯文学创作，并斩获第四十五届直木奖。1962年推出长篇巨著《饥饿海峡》，由此确立了文坛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水上勉在其将近六十年的文学生涯中笔耕不辍，创作了诸多“里日本”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既包括《雁寺》四部曲（1961—1962年）、《饥饿海峡》（1962年）、《五番町夕雾楼》（1962年）、《湖底琴音》（1968年）、《孤独的盲歌女》（1974年）等代表作，也包括私小说《我的六道暗夜》（1973年）、随笔《若狭海边散步》（1989年）、《日本海的人与自然》（1977年）、文集《负笼的细道》（1965年）、《记录被消逝的事物》（1969年）、《我的山河巡礼》（1971年）等，构筑了庞大的“里日本”文学世界。这些作品以底层庶民生活为题材，以悲切动人的哀婉诉说“在地上爬着生活的人们”的忧愁和悲伤，充满着对穷苦人民的深切同情。水上勉这一独特的创作风格被学界称作“水上调”，因而风靡了日本文坛。

不仅如此，由于水上勉九岁时就被家人送到京都的寺院做小僧，从此便踏上了背井离乡、流浪漂泊的坎坷人生道路，一生中频繁辗转于“里日本”与“表日本”之间，并多次往返于日本与中国。这些大跨度的空间移动，多次身份的差别体验与反转体验，培育并增强了水上勉敏锐的空间感知，并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得以充分的体现。

在水上勉的文学创作中，“里日本”地理空间始终是其思考人生与社会的重要原点。并以“里日本”为切入点，从聚焦本土的定居与移动、迁徙与“越境”，将“里日本”与“表日本”在进行空间上相互映照之外，进一步打破“里日本”与“表日本”的空间局限，跨越国家疆域，以“越境”的视野，将“里日本”置于更广阔的亚洲政治地理空间当中，借以重新审视日本近现代发展的道路及存在的问题。

其中，水上勉以沈阳的“越境”体验为基础创作的《青春放浪》（1963年）、《我的六道暗夜》（1972年）、《沈阳的天空》（1981年）、《黄色照片》（1981年）、《奉天北市场》（1985年）、《沈阳的半月》（1986年）、《闲话一滴》（1986年）、《在沈阳（一）》（1987年）、《在沈阳（二）》（1987年）等文学作品便是“越境”体验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体现，也蕴含着水上勉对近代日本与亚洲关系的长期思索。因此，水上勉作品中的“越境”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个人物的移动路线上，还反映在作品中由近至远、由日本到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微观和宏观并置的空间视域上，内含有待发掘的诸多再生性和多元可能性，而这正是水上勉“里日本”文学空间叙事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

米歇尔·福柯曾说：“当今时代或许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更像是对一个连接起各点且其脉络互相交叉的网络的经验，而非对一个时间中的漫长发展的经验。”（转自杰里米·克莱普顿 斯图亚特·埃尔顿，2007:4）因此，本文的研究便是在全球化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的理论大潮下，打破单一时间线和静态空间的传统模式，结合水上勉战前、战后的中国体验以及时代背景，以“越境”的视野，深度审视“里日本”人的“越境”体验，挖掘水上勉的沈阳题材创作与其“里日本”书写之间的内在关联，回望和反思日本近代化发展道路上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中日两国学界关于水上勉的中国题材文学研究都集中在中国体验对水上勉文学创作影响的单一视角，而忽略了水上勉由于“里日本”的出身及其曲折苦难的人生经历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遮蔽了水上勉的中国题材作品中一直潜藏的“里”的无意识在场。尤其需要思考的是，长期在国内遭受差别待遇的“里日本”人跨越国界来到中国，却获得了随意驱使和奴役中国人的特权。这种“里”的反转体验，以及加害相同命运的底层人的感受对水上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却一直未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些都为本研究提供了深入思考的契机和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

三、沈阳都市空间中的“里日本”的反转与他者视域的空间发现

日本海沿岸的“里日本”与太平洋沿岸的“表日本”之间由连绵不断的山脉相隔。产业革命以来，“与太平洋沿岸工业带隔着脊梁山脉的里日本被看作是绝好的后背地，随着表和里的差异越来越明显，逐渐形成了人力、物资、资金的移动系统。”（古厩忠夫，1997:34）以山脉为界，“表日本”与“里日本”地区的空间构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于迅速都市化的“表日本”，隔绝于近代化进程之外的，没有电路、铁路的“里日本”则被排挤到了边缘的位置，逐渐沦为了“表日本”的人力、物资、资金供给基地。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出，原本处于迟滞状态的“里日本”进一步衰颓，“里日本”一词也就被赋予了轻蔑、歧视的含义，而“里日本”人也逐渐产生了低人一等的劣等意识。而位于北陆地区西端的水上勉的故乡若狭更与其他地域由崇山峻岭阻隔，即便在“里日本”当中也是备受孤立的存在。水上勉（1968:44-45）在传记《若狭路》中就曾写道：“若狭曾被称作‘わかされ’。应该是‘分か去れ（被分离）’的意思吧。去越前的人，都是从敦贺出发，抛下身后的若狭不管的。这里是被孤立的地方。（中略）远走他乡的人中，几乎没有度过美好幸福一生的人。谁都是背负着‘被分离’的悲伤，在脑海中描摹着故乡的风景客死异乡”。日本政府偏重“表日本”的发展策略使得“里日本”人为了摆脱贫困与饥饿的漩涡，只得少小离家，去到遥远的“表日本”都市谋生，不仅只能在底层承担繁重的粗活，还要遭受他人的蔑视与粗暴的对待。而出生在偏僻山谷中，九岁就被家人送到京都做小僧的水上勉对于“里日本”村落与“表日本”都市之间的巨大差异深有体会，这也成为其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正如酒井顺子（2014:36）在文章中所说，前往京都奉公对水上勉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看到了京都的‘表’的部分，便会更加深刻意识到自己作为‘里’的存在。这一意识也会不断积蓄在内心之中。”

因此，水上文学扎根于“里日本”与“表日本”的地理空间体验，构筑了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叙事空间。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乡大多被设置为与近代日本极不相符的被群山隔离的“里日本”偏僻山村，并多次书写了“表”“里”日本之间的隔阂与差异，以及对人物穿梭于其间的移动路线的细致入微的描写，通过空间的对比、人物行进路线的艰难凸显了“里日本”农村与“表日本”都市两大空间之间的距离感和隔阂感。浅井清（1996:12-13）指出：“水上勉将目光聚焦于现实的表里之中的差异。这种视线的延长线上，是明治以后作为近代化中心的表中央和阴影之中的里地方的对比。这种写作意识是水上文学丰富的抒情性和故事性的根底。”

然而，1938年，水上勉跨越国境来到了当时的沈阳“奉天北市场”担任了“苦力监督见习工”，住进了位于城市中心的新兴都市化建筑区，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不仅发生了大反转，作为所谓的“一等国民”，身份地位也直线上升。对于“里日本”出身的尝尽人间酸苦、穷困潦倒的水上勉来说，身份、心态、生活环境都一改往昔。在沈阳都市空间中感受到的这些特殊体验，带来的震撼和“不适感”是可想而知的。也正因为“里日本”出身的漂泊放浪的经历，使得水上勉同夏目漱石、与谢野晶子、青木实等原本就是“表日本”人的心态有所不同，也与生活在沈阳的其他日本人时常以傲慢的眼光蔑视被城墙包裹的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居住区的心态不同，水上勉带着在日本国内积累的“里日本”经验“越境”到中国沈阳，更多地关注与自己命运相似的、生活窘迫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在沈阳题材的作品中，不同于水上勉以往的描写从“里日本”大山里走出，来到“表日本”都市摸爬滚打的穷苦人故事，水上勉通过作品中身居殖民者的主人公“我”的视线，从文明先进的新城区“外城”出发，去探寻贫穷落后的被城墙包裹着的旧城区“内城”，通过描写华丽壮观的日本人居住区，与破烂不堪的中国人居住区的强烈反差，展现了“表”—上层—中心地域与“里”—底层—边缘空间的对立。

那时候我经常会去中国人街散步。沈阳的货物站叫作北市场，大致位于中国人街的东北部。临近去往清朝皇帝故宫的铁路线。傍晚结束了搬运的工作后，我与同事分开，向着当时被称作“内城”的方向，穿过高高的城门走到中国人街。这里也有理发店、铁匠铺、餐厅等等。包子摆在支向过道的木板上售卖，到了饭点儿人头攒动。我也加入人群之中，吮吸着包子里的汁水。吃饱了饭，就朝向故宫，在石头铺就的古道上漫无目的地散步。倒塌的土墙、塌陷的屋顶下方是像洞穴一般土制的房屋。不知道在卖着什么的门户紧闭的商店旁边紧挨着的是三层楼高的木制住宅。这之间老人、孩子往来众多。骑自行车的人很少见，都是行人、开车的人。服装、发髻都很奇特的异国人，他们之间的谈话我自然是不懂，但是擦肩而过的女人、孩子的眼中都不由得透着紧张感，身上飘荡着酸涩的汗臭味。我看到什么都很稀奇，直到天黑，一直这么闲逛着。

（水上勉，1978:348）

石子路面、洞穴一般的家宅和土质的房屋，与日本人居住的“新城区”的高楼大厦、柏油路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内城与外城空间的差异，与日本国内“里日本”与“表日本”的空间差异十分相似，水上勉在日本国内看到的“表”“里”之间的山的阻隔，在沈阳则演变为城墙的隔断，两者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地域空间特征，这是一种中心—边缘关系对抗的标志。然而，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里日本”社会的贫穷、落后与迟滞归根结底是日本近代化发展中资源分配不平衡造成的内政问题。而沈阳的空间落差却是日本对外殖民侵略造成的恶果，是日本为加强殖民统治和彰显自我霸权而生产构筑出来的政治地理空间。中国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被困在清朝时期的城池中，过着与近代化格格不入的生活。日本通过制造和维护这种社会及空间的差异，以到达“长久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控制和统治地位的目的”（包亚明，2005:103）。因而，正如大卫·哈维所说：“空间的生产就是阶级的生产，城市物质基础设施的空间一旦被生产出来，就立即投入到强化阶级关系的活动之中。”（转自张佳，2014:112）因此，不同于横亘在“里日本”与“表日本”之间的山脉，反映了两大空间既对立又统一，既隔阂又互相依附的矛盾关系，而横亘在沈阳内城与外城之间的城墙则揭示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彼时居住于沈阳的大部分日本人把“游览”中国人居住区视为一种猎奇，并在《旅行满洲》等杂志上宣传去内城故宫的旅游路线。而日本作家对沈阳中国人居住区的书写也同样建立在游历、观赏异域风情的体验之上，同样隐含着将中国与日本作对比，用以确认自身的殖民者身份的潜在意识，如安部公房（1998:91）在《奉天十七年》等作品中就曾称“中国人街”为“被逼到走投无路的败者的城镇”。李雁南（2005:28）也曾指出：“现实中的精彩的异国体验加强了对观念上的‘异国’的热切向往，中国从而成为一个美妙的所在。这种充满优越感的中国经历使日本作家看待中国的视角逐步固定为带有殖民主义歧视与偏见的殖民者的视角。他们在描述中国、同时也描述自身的过程中完成了殖民书写。”

而同一时期在日本国内，“表日本”都市同样流行着去到“里日本”乡村观光旅游的潮流。对“表日本”人来说，相对开发迟滞的“里日本”却因为保存着近代以前的风景和习俗，因而带有着浪漫的、虚幻的异域魅力。来自“表日本”的作家川端康成就有意选取“里日本”的雪国为小说舞台。以一句著名的“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川端康成，2010:3）为开头的经典名作《雪国》，通过塑造梦幻般的想象的乌托邦——“里日本”的叙事空间，凸显了白雪、青春、恋爱等美好之物的转瞬即逝。川端等“表日本”作家通过与都市形成强烈反差的异质空间书写，以缓解现实生活中的精神苦痛，或在异域的“冒险”中寻找自我的方向。可以说，众多“表日本”作家对“里日本”的空间书写，无论是在《雪国》中生动地描写梦幻雪景的川端康成，或在《金阁寺》中大书特书“里日本”出身的主人公、却从未实地考察过的三岛由纪夫，这些充满想象与幻影的“里日本”叙事空间不过是满足作家个人思想表达欲望的借镜，都带有消费“里日本”的人与事物的猎奇心理，以及歧视与偏见的视角。

而水上勉对中国人居住空间的书写虽然也潜藏着殖民者的优越感，与此同时又蕴含着对于中国穷苦大众的强烈共情。不同于在国内遭受压迫的处境，水上勉虽为“里日本”人，却在沈阳与来到这里的“表日本”人一同作为殖民者，享受着都市的种种特权，他不再是走入中心都市的边缘人，而是成了怀着好奇心、漫步于边缘地带的观光客。在水上勉的眼中，中国人居住区同样成了他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生活的异界。这不仅由于初来乍到被日本同僚排挤而苦闷，更是因为厌倦了日本人在沈阳的横行霸道，对同胞虐待中国劳动者的残忍与冷酷感到悲哀。在患上肺病后，水上变得更加孤独、抑郁，使得他眼中的中国人居住区也是一片阴暗、沉郁的色彩。“我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就会刻意回避与日本人的接触，而喜欢去中国人街散步，也是由于无法忍受与摸不清脾性的同事们一同挤在狭窄的宿舍房间里，我不想让同事察觉到自己得了病。因为我已经有了一点结核病的征兆，因此在没有日本人的内城一带散步心情会更加轻松，更能让身心平静下来。”（水上勉，1978:349）

然而，另一方面，水上勉在中国人居住区漫步时又获得了某种亲近感，它成了水上寄托思乡之情的异域空间。也正因为这样，水上时常想要融入其中，自然而然地加入中国人的队伍之中。在《沈阳之月》《黄色相片》等众多沈阳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每当描写中国人，水上勉又时常将自己故乡“里日本”的邻里乡亲与之相互对比，衣着破败、满身污垢的中国人身上总能看到亲人的面影，勾起他无尽的乡愁。这种独特的视角源自水上生长于“里日本”贫穷村落的出身，家乡的风景虽然与中国迥然不同，但是贫穷、饥饿的苦痛，边缘与底层的社会地位却让两个空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这成了水上勉看向中国人时内在隐含的对于“里日本”生活体验的重新思考，正如孙旸（2011:76）所说，水上勉的中国之旅也是一段“故乡的发现”的过程。这种“故乡的发现”也促使水上勉开启了“自我的发现”。在小说《小孩》中，水上勉就在开篇描写了自己与中国少年外貌的相似之处。

头盖骨宽阔，后脑勺突出的大头，总让人觉得里边装满了脑浆。在我们村子里，有很多这样的大头孩子，常被人称作军舰头，不说别人，其实我自己后脑勺就很突出。虽然很少有机会仔细看头的后面，但是当我走在街上，偶尔透过店面的玻璃观察自己的侧脸时，也总会不禁感叹这军舰大头。不过，每当想起那位少年，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他铁锤一般的大头，深陷的眼眶里嵌着病人一样澄澈的双眸，上面挂着一抹浅浅的眉毛。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中国东北部还被叫作满洲，我在沈阳一个货物站工作，这位少年也在这里干活。名字好像是“liu”，记不请是写作刘还是别的什么字了。我们都叫这个少年为“小孩”。

（水上勉，1979a:10-11）

水上离开了熟悉的日本，越境来到了异邦的“满洲”，却在以他者的视点观察“小孩”等生活在底层的中国人时，通过身份与视点的反转重新发现了自我，这种体验不仅加深了“里日本”的劣等意识，促使水上勉对日本国内“里”与“表”的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更催发了对殖民侵略的深刻反思。因为在沈阳，水上勉并不是单纯置身事外的历史见证者，更是积极响应日本侵略政策的“里日本”人之一。

“里日本”人在灯红酒绿的“表日本”大都市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出身和由此带来的悲惨命运。“正如《啊，野麦岭》中描述的那样，被送去做纺织女工，被迫从事过重的劳动，最终因患上职业病而不得不归乡的少女也同样不在少数。不只是纺织女工，也有次男、三男在京都、大阪做佣人时被虐待，因而患上当时传染最严重的结核病，不得不回到故乡疗养身体。”（水上勉，1979b:36）水上勉多次在作品或访谈录中强调，见证包括自己在内的“里日本”人的悲剧成为其人生的“原体验”。然而，在日本国内过着悲苦生活的“里日本”人却在跨越海洋来到中国之后，成了凌驾于中国劳动者之上的殖民者。作为“苦力监督见习工”，水上勉在欺压奴役和自己身世相近的人时，这种由受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由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的身份反转体验令他体会到了无法言说的苦涩之感，这使他产生了“加害者”意识，也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伤痛。

在完好的建筑物地下的某个地方有一根虫蛀的柱子。所谓地基，如果没有五十根左右的话房子就站不起来，但是在厕所附近即便有仿佛淋上碳酸一般腐蚀了的地基，建筑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现如今的水上勉虽然还活着，但是如果看向地基，那么最脆弱的部分就是满洲的三个月。在虫蛀的柱子之上构筑起我的人生。（中略）如果疼的是自己的脚，可以说我感到很“疼”。我拖着它苟活到了人生末年，不得不说我的腿上某处已经腐烂了。

（水上勉 木村光一，1995:124）

作为在日本国内受到“表日本”人欺辱压榨的“里日本”人的水上勉，因为在异域他乡压迫了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国苦力而痛苦万分，直言异化为加害者的自己是一个背负着罪孽，在罪恶感的折磨中苟活至今的人。水上并没有极力掩饰自我的罪孽，而是直面“人生地基”中的这处腐朽，通过中国书写揭露自我的卑劣以及日本对外殖民侵略的罪行，用创作赎罪、重构自我。

水上勉（1996:165）揭示与批判了战争的丑恶，决心与挑起战争之人斗争到底：“虽然我对父母生前艰辛的生活同样感慨万千，但是更加使我难以释怀的是在战争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中，我都没有做过任何抵抗，就这样承载着欺瞒他人的罪责，摸爬滚打地苟活了下来。（中略）即使更改年号为平成，我也只能拖着罪孽缠身的躯体苟延残喘。虽然已近末年，但是我一定会同企图发起战争的人斗争到底，这便是我自1月7日起的8天里一个人反思得来的结果。”

柴红梅（2015:327）指出：“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文学除了一些特殊的批判现实的作品之外，存在着一个通病的问题：就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展现‘异国的情调’或书写无尽的‘乡愁’。比如在众多的‘满洲游记’、见闻记、采访记或导游记当中表现最多的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满洲’。而大量的返迁记录、体验记和再访记当中又不约而同地抒发了一种割舍不断的‘乡愁’。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带给他们这些感受和体验的殖民地本质问题的存在，很少有人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对自我进行战争责任的拷问。”因此，川村湊（1990:96-97）犀利地指出：“他们并没有看到，比如作为苦力的满人，他们拥有牢固的文化和风俗，是并没有被同化的中国人；他们也不想去看在身边的中国人街的露天市场和鸦片窑的颓废和黑暗。因此，总是缺失一些要素。可以说他们只看到了两种事物的对立，属于‘自我’的日本，以及与其对峙的‘他者’的‘西欧’或‘中国’或‘近代’，最终无法看清殖民地的本质，逃脱不掉偏执的自我感动与陶醉。”

然而，水上勉并未如此。因为作为在日本国内饱受压迫的“里日本”人，在沈阳的“里”的反转体验，以及加害相同命运的底层人民的体验，暗含着与普通意义上的“罪意识”所不同的“里日本”人特有的痛苦纠结的复杂情感，也使水上勉获得了从他者视点反观自我、重审过往、发现自我的体验。因此，水上勉的沈阳题材的文学创作相比于其他作家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思则更为深刻。如五味川纯平（1971:192）所说的“满洲乡愁文学”及根据返迁体验创作的“受害者”文学成为风潮的时代，很多日本人在内心深处都隐藏着在战争中压迫、杀害中国人的卑劣的过去，但也决心直到生命结束也不会吐露秘密。但是，水上勉却在小说和自传中写下了日本人如何残酷驱使中国人的事实，也描写了中国人以德报怨的胸怀照顾养育曾经欺辱压榨他们的日本人遗弃的残留孤儿的故事，借以反观审视自我曾经的真实面貌。正如岩波刚在小说《沈阳之月》的解说中指出的那样：“昭和时代虽然结束了，但‘国家犯罪’的伤疤却并未消逝。从苦力、妓女和小孩的角度来揭示真实情况，在十九岁‘孤独至极’的人生的延长线上，将有关‘中国残留孤儿’问题的思考与之相互交叠。之所以称这部作品是一部彻底超越个体的伟大作品，意义就在于此。”（转自水上勉，1986:179）不仅是《沈阳之月》，水上勉的沈阳题材的作品皆是如此。

可以说，水上勉作为“里日本”人，是日本近代化发展以及日本殖民侵略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在他的“里日本”文学世界中，打破了“里日本”与“表日本”的二元对立的窠臼，跨越国界，将“越境”的中国沈阳都市空间体验与“里日本”的“原体验”建立链接，重新审视日本近代发展史的问题所在。水上勉以“里日本”人的经历和视角看到了一般日本人不易看到的历史的真实，从而使他的反省与忏悔变得更加深厚与痛切。因此，从“越境”的视角，将日本近代化发展道路中出现的“里日本”问题与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问题紧密相连，深度思考水上勉的“越境”体验与异域都市空间的书写与“里日本”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对水上勉的“里日本”文学世界进行更加全面和立体的审视和再认识，把握水上勉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