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对涉密人员培训的重要意义分析

摘 要：近年来，涉密人员管理始终是保密管理的最核心内容，保密问题的产生都与“人”有密切关系，失泄密事件的发生最终都与“人”的意识和行为有关，因此，对涉密人员的教育始终是保密管理工作中的重点。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人”是“经济人”或者是“道德人”（亚当·斯密），后经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和深入研究，将两者统一为更符合人类行为模式的“新经济人”或者更通俗地讲是“社会人”。大多数“经济人”的动机和行为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外部利益）最大化，那么，他们是否会将“国家利益”作为“外部利益”的一部分纳入“利弊”衡量的因素之一，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在涉密人员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之所在。

关键词：新经济人;涉密人员;培训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08.063

1 “新经济人”假设及理论

“经济人”理论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亚当·斯密认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其行为是通过衡量利弊来决策的。但是，“经济人”思想是一定历史的产物，“经济人”过度抽象人的动机和行为，其“自利性”只是揭示了人类经济生活一个很小的部分，陈孝兵研究员从制度约束和道德作用出发，总结出“新经济人”的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和性质;（2）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3）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新经济人”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会有不同的社会偏好，理性是社会偏好的一般准则，而情感则是社会偏好的感觉框架，自利的理性维度大多差不多，而情感会因国家、宗教、历史、教育等多方面影响，不同组织内的人群，偏好大相径庭。我们之所以分析“经济人”的行为模式，最终是希望可以通过使个人的“私利”和“公益”达到平衡，创建一个稳定发展的组织/社会。现代管理学大师巴纳德提出，任何一个组织都包含三种基本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沟通。组织以这三个要素为核心，来影响、协调以致最终改变组织成员的行为和动机，以使得个人与组织实现共赢。

由于保密问题的产生都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用“新经济人”的相关理论来分析涉密人员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同样适用，同时，这种分析将提出更有效的涉密人员教育方法。

2 涉密人员的行为模式分析

通常情况下，组织成员往往具有不尽相同的目标和意愿，为了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就必须让个体觉得自己的牺牲与努力在使组织目标实现的同时，还能促进自己的目标的实现。组织成员在对自己的“牺牲”和“收获”之间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利己心能得到满足的话，就会产生协作意愿，且满足程度越强，协作意愿也就越强，当全部组织成员的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时，组织便能和谐的存续下去。

2.1 涉密人员的“牺牲”和“收获”

显而易见，组织需要有一套合理的诱因机制来激发组织成员积极地参与到组织活动中来。对此，巴纳德提出了一个公式：诱因≥贡献。所谓诱因是指组织给成员个人的报酬，这种报酬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那么涉密人员的“牺牲”和“收获”分别是什么，组织应根据两者的比较，有针对性地提供“诱因”。在保密管理中，涉密人员及保密管理部门会根据不同的保密法律法规等外部环境来权衡自身的利益，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恰恰反映了“经济人”的特性。他们会反复权衡利弊，并作出最合适的选择，这样就会对科技秘密的安全给予足够的考虑，从而增加国家秘密的安全性。但是，如果个人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就有可能不顧国家安全利益，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这些问题将逐步暴露出来。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涉密人员缺乏做好保密工作的内在动力，他们有可能为追逐信息公开给自身带来的利益，期望尽量把最新最尖端的科技内容展现出来以树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二是法律制度对涉密人员的约束力不够。当法律法规对涉密人员的行为有足够的约束力度时，涉密人员就会遵守保密规定，反之，当制度的约束力不强或处罚措施不够严厉，涉密人员就可能冒着风险违反规定，追求个人私利的满足。

2.2 爱国主义精神：动机的宣贯

由于个体差异，组织给出的诱因也要有针对性，但组织能提供的诱因毕竟是有限的，无法满足个人的全部利己心，因此，组织在无法增加诱因时，就须改为选择“改变个体的动机”，即“通过改变人们的思想状况来获得所需的努力以维持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满足组织成员利己心的方法除了“诱因的方法”还有“说服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可以细分为三个具体办法：一是强制的状态（惩罚性制度约束）;二是机会合理化（成员相信命令是合理的）;三是动机的宣贯，指的是通过宣传和教导的方式“说服”组织成员改变其动机，如企业文化、爱国主义教育等。

3 涉密人员保密教育存在的问题

“新经济人”和组织发展的辩证关系，引出了这样一个设想，能否通过较低成本的“动机的宣贯”，这里主要指爱国主义教育，来同化组织内涉密人员的目标和动机，自觉的将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作为外部收益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的部分，来自觉地进行“牺牲”和“收获”的考量，从而降低组织提供“诱因”的成本，增加个人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达到组织保护国家秘密的目的。

目前，对涉密人员的教育日趋成熟，朝着专业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宪法》《公务员法》以及《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等，都有涉及涉密人员培训的内容，在人员成长的每个环节，如新职工岗前培训、进入涉密岗位前的专项培训、领导的职务培训、在岗须满足每年不低于15个学时培训、离岗前保密教育等，除此之外，我国逐步建立起保密教育培训基地。从培训内容上看，基本可以分类为：（1）正向的：党史保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军事及周边形势教育、军工企业文化教育等;（2）反向的：失泄密事件警示、间谍活动警示、腐败窃密案件警示等;（3）技术类：保密规章制度以及各种窃取手段、泄密隐患的知识普及和培训。目前，涉密人员培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3.1 技术类培训：保密“制度”本身不够人性化，接受程度低

保密工作制度和规定从本质上来看是与工作效率相抵触的，增加了很多“审批”环节和流程，办理同样的事务，如果是带有涉密内容的，必然要多填几张表多几个签字。大部分涉密人员对复杂流程都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根据《保密法》《保密单位资格认定标准》等，保密“制度”设计再精简再科学，也会增加额外的工作量，如果涉密人员对签审的意义不能充分理解的话，就会对制度的重要性严肃性产生认知偏差，从而从内心抗拒培训，培训效果必然不佳。闭卷的保密知识考试也容易让涉密人员觉得负担重产生反感情绪。

窃密手段展示通常是在培训教育基地才能有的培训项目，需要专用设备和专业人员演示讲解，一般都由单位组织集中培训（每年至多一到两次），受到场地、时间等多重客观条件限制，培训效果不能长久维持。

3.2 反向教育：“吓”的方式从来就不是好的教育方法

失泄密案例和窃密警示教育对涉密人员通常能起到震慑作用，以严厉的处罚手段规避违规甚至是犯罪。反向教育是正向教育的补充，但不应该是主要的教育手段。从教育学角度看，恐吓从来不是好的教育方式，甚至会造成人们内心的逆反或激发阴暗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反面教材毕竟只是个例，不是广大涉密人员日常所能接触到的，比如外国间谍组织有预谋的策反，“共情”效果较差，起不到触动灵魂的作用。

从目前的涉密人员教育体系来看，对涉密人员的教育内容至少有80%是前两者，就是警示案例教学和保密知识技能培训，因为这两种内容对于写入涉密人员教材最为直观，而爱国主义教育等正向教育反而容易被认为缺乏针对性，而甚少体现在涉密人员教育内容中。通过前文的分析，不难得出，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党史教育等，其实是成本最低、外部收益最高的教育方式，对涉密人员的教育应该丰富和加强正向教育内容，这可能是解决目前涉密人员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有益途径。

4 爱国主义教育对涉密人员教育的重要意义

4.1 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培养涉密人员的保密意愿

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倡导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这个人不是单纯的“理性经济人”，而应是“全面发展的人”，发展也不是单纯的物质生产，而应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尤其应加强道德信用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同步进行。人自身的发展，人的选择和行为模式，不再仅仅是趋利避害，它是多要素决定的。和平的外部环境、国家的制度、社会的运行、人际关系、家庭和教育，都在影响人的目标、判断和行为，同样，涉密人员为什么要选择保护秘密，降低个人可能的收益，而增加他无法得到的外部收益，应该是感情和道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爱国主义教育、党史教育或者积极的企业文化教育的意义恰恰在于此。对于组织来讲，举办这类教育是低成本的，从经济学角度讲，组织在用“说服的方法”改变组织成员的动机，对于成员来讲，一旦这样的教育起到了作用，即被“说服”，组织成员会逐渐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纳入個人的“损益”考量，他会不自觉地认为，损害了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在损害自身的利益，而保护国家利益，也就是保护了个人利益，这样，组织和个人就会取得双赢的效果。另一方面，正向教育也在影响着组织成员的意愿，让个体本来不尽相同的意愿通过动机的宣贯而逐步趋同，产生良好的协作意愿，正向教育是最有可能实现全部组织成员的需求得到最大化满足的途径，使得组织以较低的成本和谐地发展下去。

4.2 正向教育：正面和积极的引导是更有效的教育方法

前文通过“经济人”理论以及组织发展的相关理论，已经充分证明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动机的宣贯”对于涉密人员教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其获益和成本之间的比较显而易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爱国主义教育虽然容易被涉密人员教育教材所忽略，似乎不那么具有“针对性”，但这类正向教育恰恰是符合人性的、效用较高的教育方式。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积极向上向善的“说教”内容受众面更广，更具有普适性，正面积极的引导涉密人员，将保密国家秘密和维护国家利益画等号，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历史上看，“信息”往往左右历史的发展，但“信息”的作用却容易被忽视，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的价值也往往容易被遗忘。正因如此，在涉密人员教育中，加强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其次，由于社会各界、机构、主流媒体都以弘扬正能量为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涉密人员的相关教育可以“搭便车”，节省了更多成本。

参考文献

[1]胡亚文.市场化、网络化条件下科技涉密人员人本管理问题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21（5）：124-126.

[2]刘丽华.加强对重点涉密人员的教育与管理之我见[J].广西社会科学，2001，（3）：158-159.

[3]郭玮.规范涉密人员管理努力加强保密工作[J].办公室业务，2017，（8）：98.

作者简介：梁云淞（1990-），男，汉族，北京人，本科，工程师，研究方向：光电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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