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我国在国际社会上也逐步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但与此同时，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震荡，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世界进入新的动荡调整期，我国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担心我国建立自己的世界秩序并摧毁美国的世界秩序，因而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中国崛起‘见顶’”论等，不断指责、攻击和妖魔化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我国正常的国际交往和现代化发展。 事实上，其他国家对我国能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疑惑是缘于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以和为贵的性格情怀、和而不同的融合文明观、贵和慎战的科学战争观等等。 中华民族的这些和平基因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早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就已确立和奠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学习和发展弘扬。 可以说，中华民族对和平、友爱的追求是贯穿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之中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强调：“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

可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华民族小到个人修养、社会交际，大到民族性情、国家外交，都深刻体现着其对和平的渴求与坚守。

一、礼之用、和为贵的性格底色和情怀

自古以来，“和”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的一种和谐状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引导着中华儿女从自我和外我两个层面来努力达到稳定、和谐的思想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人自身性格和道德修养的重视，以“和”为贵也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性格底色和典型情怀。

一个人的性情和修养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稳重的特性决定了中华儿女极为注重言行举止得体，尤其是强调个人对自我欲望的克制以及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和反省。 中国人向来注重与他人保持和谐的往来关系，懂得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中国人性情的稳重、随和，源自中国文化追求阴阳调和、崇尚中庸之理。对于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坚持要做到天人合一，“自然”是一切的根源，始终秉持尊重和学习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基本依准。 对于个人的身心修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导个人要“三省吾身”，多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而不是责难他人，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的和谐状态。在这些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极为重视“和”的理念。 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礼之用，和为贵。 ”

儒家主张通过遵守礼法达到个人内心自我的和谐状态以及与外界交往的友好关系，而追求中庸之道就能够实现这种和谐。 所谓中庸，朱熹认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 ”

坚持中庸思想，就要使自己的心理和日常行为都要适度有序，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做到克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和偏激，借此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融洽。 而对于当代的中国而言，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理念，就体现在准确把握和坚持和平发展的这条大道，在与他国的各方面交往中坚持“无过不及”，维护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利益诉求。

由此可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内涵之一的重“和”倡中思想对中华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塑造产生了重大积极作用。 “这种思想既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又迎合了宗法社会的伦理情感需要，从而成为民族情感心理的共同原则”

，在这种心理原则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和为贵、谦虚温和、尊重差异的民族性格。 在面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时，中华民族坚持和而不同的交往理念。 一方面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和其他国家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注重独立自主的原则，既尊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又坚守自己的特点。

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和”的重视直接培养了中华儿女宽和的品德。 “中国的文化基因强调天下大同，国家仁德，社会和谐，历来主张家和万事兴，国家、个人之间都应该寻求合作共赢，兼爱非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

中国人遇到矛盾时，倾向于通过交谈的方式，完整地向对方表述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而不是蛮横地用武力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展示自己的高高在上。 我国自古以来就极为注重与其他国家的邦交往来，即使春秋战国这段战火纷飞的时期，各诸侯国仍会在外交事务上寻求公理的支撑，甚至发动战争也必须要“师出有名”，使战争有理有据，否则即使战争取得胜利也只是不义之师而被人们所不齿。可见，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内敛性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和民族所具备的明显的外向性，它决定了中华民族懂得收敛锋芒、和善待人的性格特性，而这种遵循公理、追求和平的民族特征也决定了我国必然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必然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一言以蔽之，“有着5 000 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

。 在这5 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在漫长的王朝更迭和繁杂的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利己利他、推己及人的民族传统；而由此凝结形成的“和合”理念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准则，直到今天也在时刻告诫着中国人“和平”的可贵。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 ”

面对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不同文明形态，中华民族历来坚守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文明观，这种融合文明观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和合理念。

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文明观

所有统计学资料都采用SPSS 21.0专业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住院时间、住院费用、血红蛋白水平等指标均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用x2检验，组间或组内行t检验，P＜0.05提示差异明显且有统计学意义。

一个国家的文明观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好战的国家必然会妄图对外扩张、不断挑起战争，最终也将在无尽的战争中毁灭；而讲信修睦、乐于交往的国家则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互相尊重、互相借鉴。 对于中华文明而言，其顽强的生命力根源于中华民族能够坚守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能够在不同之中寻求和谐，实现美美与共的境界。 因而，只有充分理解和弘扬尊重文明差异性、诚待他国文明的中华文明，才能准确把握我国未来和平发展的核心架构。

由于自然环境变化、历史水文变迁、社会人文等影响，中国是世界上沙化和荒漠化面积最大、范围最广、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严重的土地沙化、荒漠化威胁着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土地荒漠化成因进行研究、对现状进行分析并且提出合理高效的防治措施对于沙化、荒漠化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极化是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催化剂，这是以相互尊重、接受差异为前提的。 ”

一种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关键，就在于其文化内涵的丰富多彩。 纵观人类发展史，开端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等都随着国家的衰落而灭亡，沉寂在历史的沙漠中，只有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延续下来。 在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我国有着“广袤富饶的平原，碧波荡漾的水乡，辽阔壮美的草原，浩瀚无垠的沙漠，奔腾不息的江海，巍峨挺拔的山脉”

，这些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我国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地区文明，而正是我国这种与生俱来的文明差异赋予了中华民族尊重差异、乐于交流的融合文明观。 不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是植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之上的，中华文明蕴含的和平基因也自然是我国发展的底色和基调。 西方国家对我国提出的和平发展理念存在误会和疑虑也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没有真正懂得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 譬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出使各国时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无非只是认为我国会走美国或者日本崛起的老路，认为我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进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必然会利用和牺牲他国的利益实现我国的崛起。 这种言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文明观。 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的持久性、包容性、开放性都是美国或日本这些国家不具备的。

作为“融合”文明的代表，中华文明“是以德行意志为纪律、以融合为目标”

的尚和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向外扩张和暴力征服，既没有主动与其他文明发生战争冲突，也乐于接纳各种不同的外来文明，并坚持与其交流互鉴，实现非武力途径的和平发展。 在先秦时期，各种学术思想相继涌现、众多学说竞相争鸣，史称为“诸子百家”。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相互辩论、相互交流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对待不同思想、不同文明时宽和包容、以礼相待的融合文明底色。 而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华民族也历来乐于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友好交流和学习。 在西汉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就以官方的名义出使西域，打通了联系我国和西亚、欧洲的丝绸之路，实现了我国同其他国家在商贸、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的友好往来。 尤其是东汉汉明帝刘庄派使者前往西域求得佛经、佛法，让中华文明与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实现了历史性的“会面”，使两种不同的文明实现了共同的发展。 在明代永乐二年（1405 年）至宣德八年（1433 年），郑和受皇帝指派率领船队远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友好拜访了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作为和平使者的外交和外贸方式，与西方殖民者靠暴虐的扩张模板形成了鲜明的反比”

，中华民族通过海陆丝绸之路为沿线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和平邦交、商贸往来、文化交流，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通过新航路给沿线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战火、殖民和奴役。可见，“在文化交往过程中，交往主体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没有谁主谁次、谁优谁劣、谁先进谁落后之分”

，遵循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文明观的中华民族对不同民族的文化有着强大的包容性，必将在以后的进程中继续实现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同发展。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成中英教授认为，不论是消失破灭的还是强盛发达的，人类文明都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别：一种是西方的“冲突”文明；另一种则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融合”文明。 西方“冲突”属性的文明具有强力的对抗意识，这种文明往往通过入侵和掠夺其他文明的发展资源以实现其发展，“是以权利和意志为动力、以宰制驾驭为目标”

的对抗性文明，这种利用文明侵略和殖民的国家在历史上也有很多。 以日本为例，以明治维新为历史分割点进行区分的日本，其发展政策、外交思想乃至民族文化都存在天壤之别。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文明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在学习借鉴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的过程中，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和合理念；而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国家政策到国民思想都进行了深刻的西化改革，在这之后日本文明就从基于中华文化的尚和文明形态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与此同时，日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既无本土市场，又无可用资源，这就导致了日本对外殖民扩张行为的必然性，甚至较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甚。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就属于这种完全不同于中华文明的排斥性外延文明形态。

首先，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基础上的又一理论创新，“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2013年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他强调：“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 ”

而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不断完善、发展，并被写入我国宪法、我党党章和联合国决议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和期盼。

因此，底本通过对材料(突出被拐还是强调从教)进行选择，并且对再现方式进行选择，这两个环节在选择与过滤之后所显现的“述本”正是一种片面化的叙述文本。进一步来看，所有由符号组成的叙述文本都是“符号片面化”的结果。底本与述本之间的双轴操作同样是“符号片面化”的过程。既然是“符号片面化”，符号所再现的世界与实在世界就隔了一层，所以无论是纪实型叙述还是虚构型叙述，所讨论的都只是叙述文本所呈现的“真实”或“虚假”，而无法等同于现实世界。

三、崇道尚义、贵和慎兵的科学战争观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及“贵和慎兵”等崇尚和平、追求和谐的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一和平基因贯穿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之中，不断指引着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 中华民族的这一和平基因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时至今日依旧能焕发新的生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能够顺应时代主题的不同需求，进而实现新的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和平发展不仅是我国的外交主题，更是全人类意愿和理想追求的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中华民族这一系列和平基因和前人对和平发展积极探索的基础上， 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使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在新时代的语境中实现了新的阐释和发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

从中华民族5000 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崇道尚义、贵和慎兵是中国人民牢记并秉持的科学战争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

无论是过去、当下还是未来，中华民族都是始终如一地铭记和平的珍贵、战争的残酷。“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

老子就指出战争是一种迫不得已才使用的方式，“君子”不应该崇尚战争而应该追求“恬淡”的和合状态，即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也不应该自鸣得意，一味追求武力最终只会自掘坟墓。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就对战争有着透彻的分析和看法，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

在国家之间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下，也应当“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

。 “面对残酷的战争（同样为了赢得战争），我国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种战略思想，强调取胜以攻心为上，避免直接交战。 ”

可见，中华民族在处理战争结果的问题上是主张求“全”不求“破”的，战争永远都是相对的，倾全力以“破国”不仅给他国带来灭顶之灾，还会相应地给本国人民带来更加沉痛的战争创伤，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这个道理。

战争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决定了人民的生死和民族的存亡，因而发动战争必须慎之又慎。 战争一旦开启，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 战争不论对于参与的哪一方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会直接威胁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 《吕氏春秋·论威》也强调了对战争的否定态度，明确指出了战争是至凶之器：“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 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亲身经历了殖民战争的摧残，深知和平的可贵。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经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战争的破坏。 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等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苦难”

。 因此，真正承受了国破家亡的中华民族更能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平的珍贵，更能由衷地树立和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觉和自信。

古宇庙水库的供水来源主要是汇水区降水、沱罐右干渠引水和隆昌河补水。古宇庙水库补水期一般是每年的7～9月份，即丰水期。沱罐右干渠引水的水质状况处于Ⅲ、Ⅳ类，而隆昌河水质稍差一些。根据2007～2016年的水质监测数据，得出的古宇庙水库和隆昌河丰水期水质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见表6所示。

不少不法商人受利益的驱动，利用餐饮废弃油脂进行非法提炼，加工制成地沟油，低价卖给饭店、宾馆作为食用油回流到餐桌。餐饮废弃油脂发酵变质后含黄曲霉素、苯等有害化学物质，长期食用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引起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致使癌症患病率大幅度提高。有些饭店、宾馆、单位餐厨垃圾被畜禽养殖户收运后未经消毒、灭菌等无害化处理直接作为饲养畜禽的饲料，这样容易引起畜禽感染病毒产生，再通过食物链的传递作用，使人体感染口蹄疫、肝炎等疾病[1]。

对战争的科学辩证认识，是决定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关键因素。对于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言，战争与和平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战争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矛盾激化的具体体现，在现阶段，战争仍无法被消除，只能通过各种方式避免战争的发生。 战争破坏了和平的稳定状态，同时又是再度恢复这种稳定状态的手段。 另一方面，和平是战争的最终结果，战争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而实现和平也要借由战争达到胜利或失败的结果。 能否正确认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是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坚持和平理念、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 我国自古就对战争有了“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

的深刻剖析，战争对人们的伤害是沉痛的，但无法因人们的意志而转移。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是“崇道尚义、贵和慎兵”的科学战争观，即在无法根除战争的情况下坚持做到崇道尚义、慎战不尚战。所谓“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中华民族向来追求“义战”，战争若实在不可避免，也应在战争的过程中尽量做到“安人爱民”。 可见，我国古代贤者就已深谙战争的最终目的是终止战争， 最终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理念核心。 在5000 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也始终恪守着崇道尚义、贵和慎兵的科学战争观。 我国自古就认识到“国虽大，好战必亡”

的道理，所以，崇道尚义、贵和慎兵的科学战争观是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悠久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平理念以及近代以来承受的战争苦难孕育出的必然结果，这也内在地规定了我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实现我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发展诉求，乃至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和谐发展。

像武侠小说中不起眼的“扫地僧”一样，老旧的小屋，六张桌子，两个服务员阿姨，一个厨子阿姨，这就是这个店的一切。但是越是简单的配置，就越是掩盖着惊人的洪荒之力！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却能够让千千万万的吃货蜂拥而来，店里的每张桌子都挤得满满当当。

四、中华民族和平基因的新时代阐释

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永远无法平复的伤痛。纵观人类历史进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发动的每一次战争无一不是对生命的毁灭和残害，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资源的极大破坏。 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不同的文化基因，会导致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着对战争的不同看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崇道尚义、贵和慎兵的战争观时刻提醒中国人民和平的可贵，也引导着中华民族坚持在和平中实现发展。

中华文明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文明观，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与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不同文明和谐相处，还体现在本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尊重包容上。自古以来，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地区，实行不同的行政制度，因地制宜，顺应当地民众的传统文化、信仰和习俗来进行统治”

。 “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中华文明宛如“泰山”“河海”的伟大胸襟成就我国如今56 个民族共同构建的多姿多彩的辉煌历史。 这也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倡导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的差异性、平等性，而那些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中国崛起‘见顶’”论等的国家在本质上就是不愿摒弃他们所谓的民族优越感和文明优劣论，不愿其他民族和他们平等地站在同一高度的国际平台上交流和发展。 在现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民族始终坚持“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推动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的稳定和发展。

中华民族向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命运与共的思想是中国人民对外交往时最深刻的精神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基因是高度契合的。 这体现在：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协和万邦”的交往方式，倡导各个国家团结一致为人类发展事业共同奋斗；在处理安全治理问题上，则主张“和谐共荣”的处世之道，坚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处理发展利益问题上，则主张“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互惠共利”的原则，在保障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高度尊重他国正当利益； 在处理文化冲突问题上， 则主张相互尊重、“美美与共”，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互鉴；在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则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辩证观点。 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还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创造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利益至上”的新模式，同时更是对人类进步事业的展望。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提供了稳固的现实基础和实践路径，是对西方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中国崛起‘见顶’”论等错误论调最有力的回击和反驳。

2.2 两组患儿胆红素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儿TBILI水平、IBILI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的第4、7天，B组患儿的TBILI水平和IBILI 水平均显著低于A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其次，努力推动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

当今社会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对我国和世界的发展带来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挑战，新的征程上，我国提出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 彰显了我国一以贯之的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符合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殷殷期盼和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的共同意愿。

我国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是从近代工业革命和新航路开辟后不断衍生的，是在资本主义诞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核心理念就是“弱肉强食”“利益至上”。 纵观这一历史进程，资本主义势力为了利益，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殖民统治，强制性地将弱小国家附庸在自己之下；同样也是因为利益的分配矛盾，资本主义势力因内部之间的矛盾问题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人类命运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当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关系虽然在“硬破坏力”上有所遏制，但同时也增加了其隐藏的压迫性。我国倡导的新型国家关系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最终达到共赢的良性互动，后者是本国至上、利益至上，追求“我赢你输”甚至是双输。 我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曾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需要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

只有积极构建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有效应对各种突出的不稳定性问题。

不同的民族文化底蕴决定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义利观的差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 ”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极为看重“义”，中华民族向来具有尚义轻利的道德追求。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刻告诫中国人民不要追求不义之财、不义之利。 这种义利观在我国的外交事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新型国际关系之“新”，就在于不再是遏制他国发展来满足自身利益，而是互相尊重对方正当利益，积极合作、达成共赢。 我国“倡导合作共赢的和平外交理念，体现了对当今世界发展形势的深刻认识、对当今时代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华民族发展使命的责任担当”

。 总之，推动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关乎着21 世纪我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的发展成效，促进着人类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逐步完善。

再次，合力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2013 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派遣张骞开通西域，并逐步形成了沟通欧亚文明的丝绸之路；而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始于秦汉时期，经过不断发展，近至南洋，远至非洲，促进了沿线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实践，这一倡议受到越来越多国家人民所欢迎和拥护，截至2021 年，已有“140 个国家同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合作伙伴越来越多……开创了共同发展的新前景”

。 使得国际秩序越来越彰显出时代价值，并日益成为助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抓手，使之成为我国重塑世界秩序的重要平台。

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既顺应了我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需要，又符合沿线各个国家经济事业发展的互利共赢。 中华民族自推动丝绸之路的形成以来，就一直秉承着和平友好、相互尊重、开放互鉴的“丝路精神”。 中华民族在辉煌的大唐盛世时期，就通过丝绸之路将中华文明传播至沿线各国，同时沿线各国的使臣、客商、学者等也来到长安，形成了一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之间的人民友好共处、交流学习的和谐景象。 当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就是希望再以这种和谐发展、互利共赢的新“丝路精神”实现我国与沿线各国的繁荣昌盛。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就是21 世纪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事实上，这种言论和“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中国崛起‘见顶’”论等并无区别，都只是在完全不了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情况下作出的主观臆断。 事实上，马歇尔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除了时代背景、参与国家、建设内容等基础方面存在区别外，最本质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美国为核心，通过经济援助实现美国对欧洲控制的“一对多”援助形式；后者是我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合作，完善各参与国产能优化、项目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合作共建的“多对多”合作形式。 可见，我国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丝路精神”，是中华民族和平基因的当代彰显和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新时代实践。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02）.

［2］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002）.

［3］ 王儒童.道德经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论语［M］.陈晓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21.

［6］ 曹晓宏.中国传统文化指要［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17.

［7］ 曹鹏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34.

［8］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30（002）.

［9］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M］. 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0］ 包和帝，赵超.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与和谐世界［J］.红旗文稿，2010（17）：23-25+1.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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