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消费思想对构建生态文明消费观的时代价值

庞世伟 陈文殿

(1.齐鲁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曲阜 273100；2.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墨子(约前468～前384)，名翟，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第一代“巨子”，墨子也是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之一，因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齐名，史称“孔墨”。如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1](P553)与孔子(不教稼穑)不同的是，墨子尽管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但作为与鲁班齐名的工匠，他关心底层人士的疾苦，并广收农业手工业者为门徒；他注意到生产与消费的密切关系，看到了“俭节则昌，淫佚则亡”[2](P23)的社会规律；他对素有节俭勤苦之名的夏禹倍加推崇，并适时提出了以“节俭”为道德原则的朴素唯物主义消费观，主要包括：节用的生产观、节俭的生活观、非乐的文化观、节葬的殡葬观等。墨子的消费思想，对于引导人类树立一种适度节约、健康审美、绿色生态的生态文明消费观，“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3](P247～248)，从而倡导全社会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4]，以及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从墨子“节用”的生产消费思想到新时代“适度节约”的生产消费观

“节用”是墨子生产消费思想的核心。关涉人类社会生产的思想中，墨子提出的劳动创造财富观最具有超前性，充分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劳动价值观的合理性。墨子认为，通过勤奋劳动可以创造社会财富和社会价值，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与生存，而且还关系到社会生存与发展乃至国家存亡。墨子始终站在劳动者的阶级立场上，反复主张“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的价值观，并反对剥削者一切不劳而获的可耻行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2](P139)。诸如：“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故。”“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2](P120)“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甚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2](P73)墨子指出，如人人皆不劳而获，就会“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寒饥馁冻之忧至”[2](P146)，“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2](P89)。同时，他还强调，只要“强力(努力勤劳)”就可以丰衣足食——“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2](P110)“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2](P15)此外，墨子还对衣食住行等方面提出了“节用”的具体标准：一是穿衣，“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2](P20)；二是饮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2](P21)；三是住房，老百姓的房屋规模形制能够“辟润湿”“圉风寒”“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2](P19)；四是行车，“圣王作舟车，以便民之事”，“全同利轻，可以任重致远”[2](P22)。墨子的生产消费标准在当代人看来实在是很低的要求，这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实际相符合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墨子“节用”思想至今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自近代开始，源于古希腊时期昔兰尼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享乐消费观又被18～19世纪的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家边沁和密尔等人重新阐释而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从而广为传播，然而如今却给全球生态文明带来了巨大危害。[5](P20～21)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资产主义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6](P68)。而欲求一旦超过了本能需要，进入心理层次，就必然是无限的欲望，它必然要求尽可能扩大经济生产力，因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P277)。但同时，也必然带来环境资源的巨大浪费与破坏，而且至今愈演愈烈。例如，现在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6%，却消耗了全球资源的1/3：美国汽车行业汽油消耗量占全球的1/3，单个美国人的汽油消耗量是单个卢旺达人的1000多倍；整个西方发达国家人口仅占全球的25%左右，但是每年消耗资源量却占全球的80%以上，其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南撒哈拉人均量的80倍，结果导致全球生态愈加恶化。早在1925年，恩格斯就在《自然辩证法》中告诫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8](P383)从20世纪中期震惊世人“八大公害事件”开始，自然界就开始疯狂地“报复”人类了；21世纪以来，严重的沙尘暴、雾霾、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以及耕地锐减、地下水污染、癌症频发等现象愈加严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9](P20)“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的生态文明形态”[9](P34)，而“绿色发展”就是要求全社会践行“简约适度”的生产消费观，进而实现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其最终目的是使人们获得生态幸福感。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P20～21)。这一经典论断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把握，“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改变过多依赖通过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规模粗放扩张、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9](P38)，提倡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的节约型循环经济。三要“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9](P3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9](P34)。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10](P50～51)四要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全面建立健全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责任等制度，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提供最严格的制度保障。[4]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色发展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为我们摒弃以严重污染环境和消耗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发展观、自觉践行“适度节约”的生产消费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方式、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

二、从墨子“节俭”的生活消费思想到新时代“绿色低碳”的生活消费观

“节俭”是墨子生活消费思想的核心。墨子多次强调人们的衣食住行应当符合“节俭”的原则，试图限制贵族阶层的奢侈浪费行为。墨子指出：消费品足以满足民用，就应停止生产，“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2](P90)。大意是说：古代圣王制定节俭原则，使天下百工各尽其能、各取所用就可以了，要“量腹而食，度身而衣”[2](P251)。那些劳民伤财的事，圣王是不做的。因为，只有从百姓的实际需要和利益出发，国家才能因节俭而繁荣昌盛，天下才能因节俭而安定兴盛，百姓也才能因节俭而富足安康，即“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2](P88)。由此可见，墨子站在朴素唯物主义立场上，采取了功利主义的节俭原则，即从一切有利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出发，以达成国强民富、长治久安。墨子不仅倡导并躬行“节俭”生活方式，他还带领弟子孜孜行义救世，并以“向义背禄”“自苦为极”“栉风沐雨”为自律[11](P11)，从而产生了巨大的人格魅力。为此，墨子还制定了具体、严格的日常生活标准。一是“节俭”衣服。墨子说：“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2](P88)衣服的用途就是冬服“轻且暖”，夏服“轻且清”，所以圣人制作衣服，能够使身体舒适、肌肤温暖就行了，而不是以华美夸耀于人。因而，墨子主张：“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不仅君王要节用衣服，老百姓更要“度身而衣”，杜绝制作多余的衣服。二是“节俭”饮食。墨子指出，在饮食上，圣人自奉省俭，“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恢异物”[2](P90)，故而民富国治。如果“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2](P22)，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国家怎么可能不乱呢？所以，“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饮食不可不节”[2](P22)。三是“节俭”宫室。墨子指出，建造房屋是“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2](P19)。因此，古代圣王建造房屋的标准是：地基能够防止潮湿，外墙能够抵御风寒，内墙能够分隔男女、合于礼节，屋顶能够遮蔽风霜雨露，所以“天下大治”。墨子反对当时的统治者大兴土木，批评修建宫室台榭时追求雕龙画凤、富丽堂皇，因为其造成的恶果必然是国贫民弱、国家动乱。墨子针砭时弊并疾呼：“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四是“节俭”舟车。墨子指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2](P88)。既然车船的用途是为了“服重致远”，判断其优劣的唯一标准即是否“全固轻利”，即是否完整、坚固、轻巧、便利。如果车必须饰以漂亮的花纹，船必须饰以精巧的雕刻，其结果是劳民伤财、天下不安。因此，墨子痛心疾呼：“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2](P22)五是“节俭”男女。墨子指出，古代圣王为了繁衍后代，虽然蓄养妻妾，但是有节制，宫内没有怨女，宫外没有鳏夫，所以天下人口众多、百姓和睦；如果国君动辄后宫佳丽上千，结果是天下鳏寡孤独者增多，国家人口变少，百姓不睦。因此，墨子提出：“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2](P23)此外，墨子认为“厚葬久丧非圣王之道”，并不利于天下和百姓，然而它为什么还如此盛行呢？这是“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2](P102)。所以，想要纠正陋习、移风易俗，就要树立新的风俗来代替它。总之，墨子制定了许多具体的“节俭”之法，希望出现上行下效的局面，但是他的主张最终不被统治者采纳，不得不发出了“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感叹！然而，墨家提倡躬行“节俭”的生活消费观对我国推行绿色生态的生活消费观仍具有非凡的借鉴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3](P247～249)。而实现这样的变革，就必须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低碳的消费观，并将其自觉落实到行动中来。具体要求如下：第一，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消费观。据史载，现在植被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黄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等，曾经森林遍布、山清水秀、水草丰茂，是农牧业发达地区；楼兰古城因人口多而过度消费自然资源，导致孔雀河改道而逐渐干涸、衰落。人类需要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舒适的环境等生态产品。习近平总书记以通俗的比喻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生动而深刻地阐明了“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需要金山银山，更需要绿水青山，这一理念为我国生态环境资源丰富却又相对贫困的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根本遵循。[3](P243)第二，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消费观。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成为主流的生活方式，使绿水青山常在、蓝天白云长存，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可永续发展的“绿色银行”；要推动消费方式绿色转型，就如墨子那样，“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12]，使绿色消费成为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从自我的实际行动、生活细节做起，从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做起，自觉为建设美丽中国作贡献。第三，强化推行生态低碳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绝对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为此，要通过“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推动清洁、低碳、安全的环保能源的开发利用，开展全民绿色生活创建活动，降低碳排放强度，治理城乡生活环境，消除黑臭水体，加强白色污染治理，“推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化和土壤污染治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等，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美丽中国。[13]

三、从墨子“非乐”的文化消费思想到新时代“健康审美”的文化消费观

“非乐”是墨子文化消费思想的核心。墨子的“非乐”并不是反对音乐之美，而是反对儒家礼乐制度中的奢靡之风。据载，墨子从小受教于儒者，学习孔子之仁学，“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14](P535)，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他赞同“禹之裸国，裸入衣出”，认为“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15](P210)可见墨子曾学习过儒家六艺，熟悉音乐演奏技巧，尤其擅长吹笙。而墨子作为“褐衣者”，从当时社会劳动者的底层立场出发，按照生活“节用”观念，反对一切形式的音乐享受。“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2](P136)意思是说，墨子并非不知道音乐华服之美，但是它们不利于强国富民，且有害王事、不利民，所以才说“从事音乐活动是不应该的”。具体说来，墨子提出“非乐”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缘由：一是于治国无益，有违仁者行事准则。儒家主张君王以“仁爱”治国、以“礼乐”教民，然而墨子看到“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2](P24～25)。“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2](P136)意思是说，君王音乐活动越频繁，就越疏于治国理政，必然违背圣王行仁事的原则，所以不能依靠音乐来治理天下，应该加以反对。二是不能解救百姓“三患”，反而使民众更加饥寒交迫。统治者为尽享奢华靡乐，喜好乐舞之事且大搞排场。如齐康公兴“万”舞，从舞者万人，乐者“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可谓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故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2](P137)即民众的忧患主要有三种：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身上寒冷的人得不到衣物，劳累的人又得不到休息；从事撞击巨钟、敲击大鼓、弹奏琴瑟、吹响竽笙、舞动干戚的活动并不能让民众的衣食财物等得到保障。三是误国误农，乃社稷之巨患。墨子曰：“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最终“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2](P137)可见，沉溺于音乐活动，会使王公大人荒废朝政，危及社稷大事；使士大夫不再殚精竭虑治理官府，也荒于管理山林集市以充实国库；使农夫们不再辛勤耕种，导致粮食不足；使丈夫们荒废栽桑种麻，使妇人们荒废纺纱织布。总之，音乐活动是误国误民的大患。四是天地不法，上帝反降灾祸。“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为‘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通假字“纬”)……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2](P140)墨子借先王殷汤制定《官刑》之事说：官吏沉醉于歌舞，是“巫风(淫风一样)”罪。具体的惩罚是：君子要缴纳二把纬线……如此洋洋而舞，乐声响亮，上天不保佑，九州将灭亡；上天不答应，降下各种祸殃，其家族必然要破亡。尽管墨子的这一言论颇有迷信色彩，却预言了过度奢靡之风为上帝所不容，必降灾祸而导致家族灭亡。可见，墨子从“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2](P136)的朴素唯物历史观和功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非乐”观点，批评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主张“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2](P140)。墨子的上述主张遭到同时代儒家正统代表人物荀子的反驳。比如，荀子认为音乐有利于国家社会稳定和谐，“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16](P224)。需要指出的是，墨子的“非乐”与其“节用”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人类构建生态文明以及倡导推行简约绿色、健康审美的消费文化观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党内“四风”问题的表现及其危害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更是深恶痛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享乐主义方面，“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如“有的追求物质享受，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花天酒地，热衷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在奢靡之风方面，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如有的“在高档会馆里乐不思蜀，在高级运动场所流连忘返，在名山秀水间朝歌夜弦，在异国风情中醉生梦死，有的甚至到境外赌博场所挥金如土啊！”[17](P45～46)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一定要牢记“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绝不姑息，要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并及时制定了党员领导干部《八项规定》，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三严三实”等。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对文艺创作方面的歪风邪气也做了深刻批评，指出其中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有的搜奇猎艳、追求低俗低级趣味；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等。[17](P187～188)习近平总书记在文代会讲话中指出：“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低格调的搞笑，无底线的放纵，博眼球的娱乐，不知止的欲望，对文艺有百害而无一利”。[18](P6～9)总之，通过狠刹惩治享乐奢靡之风和腐败行为，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即“人民的文艺”的根本立场，“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新时代的党风、社风、民风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健康审美”的文化消费方式已蔚然成风。[19]

四、从墨子“节葬”的殡葬消费思想到新时代“生态环保”的殡葬消费观

“节葬”思想是墨子殡葬消费思想的核心。墨子“节葬”思想是其节俭节用的原则在殡葬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他针对当时贵族阶层“厚葬久丧”的礼制而提倡“薄葬短丧”。在墨子看来，“厚葬久丧”危害性甚大：一是厚葬久丧，“国家必贫”。当时士大夫对厚葬久丧(殉葬)的是非利害多存有疑惑，但墨子明确指出：“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2](P94～95)王公贵族的丧事，要棺椁重重、珠玉缠身、深坑大坟，几乎为之耗尽府库；平常百姓也会为丧事倾尽家室。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物质财富很难经得起如此的浪费。在居丧方式上，“‘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2](P96)。墨子说，倘若实行三年居丧，则王公大人难以早朝，士大夫难以治理官府、管理百姓开辟荒地、充实粮库，农夫难以早出晚归、种植耕作，工匠难以修车制船、制造器皿，妇女难以早起晚睡、纺纱织布。所以墨子讥讽道：“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2](P95)二是厚葬久丧，“人民必寡”。在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落后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人口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国之大小强弱、兴衰存亡，然而厚葬久丧对人口繁衍的影响是消极的。在殉葬方面，“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处丧之法将奈何哉？”[2](P95)以厚葬久丧为政，社会劳动力必然会为之减少。在服丧礼仪上，“哭泣不秩，声翁，缠短，垂涕，处倚庐”，“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2](P95)国君死了，百姓服丧三年；父母、妻子和嫡长子死了，都要服丧三年；叔伯父、兄弟、众庶子死了，又服丧一年；近亲、姑舅、姐妹、外甥死了，又要服丧一定的月数。在服丧期间，人们要使自己的面目干瘦、颜色黧黑、耳朵不聪敏、眼睛不明亮、手足不强健，这种悲哀瘦弱及受损毁坏程度的明确规定。比如，甚至使人达到不能做事的地步。按照这种守丧方式生活三年，上层人士也要忍饥挨饿，以致搀扶着才能站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而百姓因冬天忍受寒冷、夏天忍受酷暑，导致因生病而死的不计其数。可见，久丧之制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致使体质虚弱、疾病易生，影响正常生育，结果死亡人数日益增多，而新生人数却在减少。三是厚葬久丧，“刑政必乱”。墨子指出，假如实行厚葬久丧，统治者就不能治理政务，国家形势就会混乱；老百姓就不能从事生产，衣食住行就会不够用。“若苟不足，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2](P97)结果必然导致兄弟失和以及父子、君臣离心离德。如果百姓缺衣少食，内心就会有耻辱感，他们就会结伙去做奸邪盗贼，社会治安自然会越来越差。因此，国君用这种南辕北辙的方法寻求“良治”，“譬犹使人三睘而毋负己也”。四是厚葬久丧，“大国耆攻”。墨子所处春秋战国时代，各大国争相训练士卒，加强军事力量，彼此攻伐兼并，谋求称霸天下。厚葬久丧必然会导致国家愈加贫困、人口愈加减少、刑事政务愈加混乱。国家贫穷，则物资储备便不够；人口减少，则修筑城墙沟渠的人便不够；刑政混乱，则上下便失去了和睦；守备不牢固，则战争就不能赢得胜利。但是，对于那些蓄积丰富、城郭牢固、上下和谐的小国，大国并不喜欢攻打它们；对于情况相反的小国，大国就喜欢攻打、甚至灭掉它们，“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2](P98)。五是厚葬久丧，“上帝鬼神降罪”。“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2](P97)国家贫穷，祭祀上帝鬼神的粢盛酒醴就会不洁净；人民减少，祭祀的人就会减少；刑政混乱，祭祀就不能按时举行；如此一来，上帝鬼神必然会降下祸患。这样看来，厚葬久丧不仅得不到神灵福佑，而且还会受到惩罚。最后，墨子针对儒家的厚葬久丧主张，提出了薄葬短丧的“节葬”法：一是薄葬。墨子曰：“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2](P92)人死后，准备三寸厚的棺木和随葬衣寝三件，使死者的尸体在里面朽烂就足够了；墓坑的深浅，只要下面不能湿漏，上面不能散发尸体的气味就足够了。二是短丧。墨子曰：“死则既以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以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2](P103)哭着送走亲人，然后再回来从事衣食之物的生产，才能准备祭祀所需，向亲人表达孝顺之意；因此，对亲人的哀痛也要有节制，不应过分损伤生者的身体或利益。然而，墨子从利民的立场提出的“节葬”思想却遭到了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及后来历代统治者的批评和抵制，这也许正是墨家学派由先秦“显学”逐渐式微、最后成为“绝学”的根源所在。孟子认为：“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荀子在《礼论》中，攻击墨子“厚生薄死”是对死者的不尊重，而“棺三寸”是刑余罪人的棺木标准，是迷惑愚蠢人的谬论。荀子甚至将厚葬久丧和礼乐结合起来并使之上升到国家礼法的高度，同时还制定了更加具体的规范。据载：郑子家卒，以弑君故，“斫薄其棺，不使从卿礼”；荆将军楚子囊死，为之“桐棺三寸”，是示罚之义。可见，墨子试图打破等级的限制，主张世人不论贫富贵贱一律实行“节葬”，触犯了贵族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统治者的打压。墨子的主张在以宗法等级制森然的阶级社会里只能是空想，毕竟“厚葬久丧”在中国历朝历代占据着主导地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墨家幻想得到统治者的支持，采取远离普通百姓的说教方式，结果也得不到老百姓的理解。总之，墨家切中时弊，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目的，提出以“天志”“明鬼”“非命”为信仰，以“节用”“节葬”“非乐”为经济保障，试图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兼相爱”“非相攻”“交相利”的和谐社会[20](P49～50)。

在新时代构建生态文明的语境下，墨子“节葬”主张的一些具体做法可能已经过时了，但其“节葬”精神对我国倡导殡葬改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18年年初，民政部等16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殡葬工作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造福当代和荫及子孙的重要方面，并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以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的政治高度，对如何“进一步增强殡葬改革动力，激发殡葬事业发展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殡葬服务需求，促进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2018年年底，民政部等9个部门又联合印发了《全国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其中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重点整治公墓建设、丧葬运营与服务等殡葬领域中民众反映最强烈、媒体曝光最集中的“殡葬服务乱收费、超标建墓、囤墓炒墓”等突出问题，“倡导新风正气，积极推行文明节俭治丧、节地生态安葬、文明低碳祭扫，营造全社会支持殡葬改革管理的良好氛围”[21](P9～12)。目前按照国家“十四五”规划要求，在全国范围“坚持移风易俗、推行生态殡葬，实现公益性墓地生态化建设、节地化安葬、规范化管理”已经蔚然成风。[22](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