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逻辑、理性认知与价值判断

沈正赋

【摘要】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分属于不同性质的奖项，在设置主体、设置目的、设置类型、评奖规则上均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可比拟性，既不能等量齐观，也不可同日而语。简单地把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整体摆在一起作比较研究，既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妥当的。这样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自然難以令人信服。我们要对中国新闻奖设置的现实逻辑、认知框架进行客观而又理性的梳理并作出价值判断，还原中国新闻奖独立的品质、真实和本来的面目，真正树立起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新闻自信，为中国新闻奖在世界新闻奖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形塑可能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中国新闻奖;普利策新闻奖;比较;认知;评价

中国新闻奖是中国政府设置的面向国内新闻界的最高新闻奖项，中国新闻奖的设置和评选具有自己的衡量标准、评价体系、价值目标与中国特色。近年来，学界少数人士热衷于把中国新闻奖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进行简单化类比，并不免发出这样的感叹：凭借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大多属于揭露和曝光社会阴暗面的负面新闻，而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大多属于讴歌式的正面报道，鲜有舆论监督和批评类新闻报道的一面，就贸然和轻易得出结论，片面认为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对社会问题、政府失职、公权滥用的监督和揭露，可以让人们意识到社会问题所在，并督促政府更好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中国新闻奖则不如普利策新闻奖开明、开放，进而盲目褒奖普利策新闻奖，肆意贬低中国新闻奖。从表面上看，这一比较后得出的观点似乎有一些道理，实际上，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分属于不同性质的奖项，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可比拟性，既不能等量齐观，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需要对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进行正确、客观而理性的认识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设置的比较逻辑

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在许多方面都不是对等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不可比拟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设置主体不同：国家平台与个人身份

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的性质差异主要表现在奖项的设置主体不同上。中国新闻奖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全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中国新闻奖的前身是创办于1979年的“全国好新闻奖”，1990年改名为“中国新闻奖”。2016年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把中央主要媒体和各级媒体越办越好，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1]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会见中国新闻奖获奖者代表，可见党和国家对中国新闻奖的高度重视，以及该奖的层次和级别乃至影响非同一般，不可小觑。

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生前立下的遗愿，委托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全权实施。普利策1868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凭借其为美国现代报纸的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被誉为“创办现代美国报纸的先驱者和示范者”。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先生逝世。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根据普利策生前立下的遗嘱，利用他遗赠的基金兴办了一所新闻学院，并于1917年以他个人名义设立了普利策新闻奖。普利策生前遗赠的基金实际上是50万美元，后来普利策新闻奖基金管理机构通过其他渠道又筹措了100多万美元。一直以来，美国国内的新闻奖项名目繁多，目前大约有300个，而普利策新闻奖只是其中的一个，只不过它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美最为璀璨的一颗新闻奖“星座”。

由此可知，中国新闻奖属于国家出资设立的政府层面新闻奖，而普利策新闻奖则是由个人出资设立并以其个人名义命名的专项新闻奖，两者的层次和级别是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因而不能相提并论。换句话说，普利策新闻奖既不是美国国家新闻奖，也不代表美国政府，其价值观和价值导向均具有较为强烈的个性化特征和民间色彩。

（二）设置目的不同：建设性新闻与揭丑性报道

多年来，中国社会就以追求政治正确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旨趣及目标。因此新闻报道主要倡导以正面报道为主，同时，辅助于舆论监督式报道。强调用正面报道教化民众，即使是舆论监督或批评式报道，也是本着建设性的目的，把社会责任的大旗高高举起，积极配合正面宣传报道，为社会良性发展发挥媒体预警或警醒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反映在中国新闻奖评选中就具体体现为，在获奖题材中，要求好人好事类报道必须占据主要地位，同时不排除舆论监督类的新闻报道。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活在表格里的牛》，将宁夏西海固地区扶贫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借牛骗补”现象揭示于众，既有报告文学的生动表达，又有舆论监督的锐度和思想力度，对于遏制扶贫工作中数字造假的不正之风、真正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决战脱贫攻坚具有非常强的警示意义。稿件刊发当日，宁夏固原市委、市政府紧急召开专题会议，开展专项排查，认为“舆论监督是推进工作落实的重要方式”。国务院扶贫办通过政务号表态：“把‘活在表格里的扶贫牛’牵出来。”[2]获得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广播专题类一等奖作品《水漫河堤、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秦淮河大堤却被挖空建高档餐厅！》，曝光南京江宁区秦淮河杨家圩大堤内部多家违建餐厅、酒吧，在防汛期非法经营给堤防带来安全隐患的问题。此报道引起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水利部的重视，责令江宁城建集团立即整改，拆除设施，恢复原状，消除水灾隐患，“成为2020年防汛报道中的‘闪光点’，凸显了舆论监督工作依旧是媒体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前提下的一项重要职责”。[3]作为一项政府奖，中国新闻奖设置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通过开展中国新闻奖评选活动，检阅我国新闻工作年度业绩，发挥优秀新闻作品的示范作用，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深入反映群众呼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努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4]这就是中国新闻奖设置和评选的目的与意义之所在。

由于美国新闻界一向秉持对负面题材进行“曝光”“揭丑”[5]，普利策在谈到设立新闻奖项的遗嘱中曾这样表态：“媒体要有权利和勇气去关怀公众事务，要敢于监督政府。”[6]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现任执行官西格·基塞勒（SigGissler）也曾坦言：“战争、灾难、挖掘社会问题、揭露贪污、揭露政府等的问题一直是评委喜欢的题材。”[7]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历届普利策新聞奖获奖作品也都秉承了这一传统，从报道题材来看，负面新闻理所当然成为“座上宾”和“新闻主角”。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现象也印证了美国新闻界的所谓“乌鸦文化”。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从1917年至20世纪90年代，揭露性报道占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40%左右。[8]尤其是近几年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主流媒体之间的恩恩怨怨、总统大选期间的各种真假新闻和复杂舆情，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是是非非、矛盾纠葛等所谓“美式新闻”，彰显了美国媒体盲目追求眼球经济、以揭丑曝光为利益追求的混乱价值观。这些都与普利策新闻奖的设置目的及导向是分不开的。

虽然这两个新闻奖是中美两国新闻工作者衡量自身新闻业务水准和能力的重要标尺，但是由于设置主体的理念和文化背景不同，出发点存在差异，它们在设置的目的上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一个是以正面报道为主，一个是以负面批评为主，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各自承担着自己的功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不宜放在一个视角下评判高低，更不可厚此薄彼。

（三）设置类型不同：机构媒体与内容属性

目前，中国新闻奖共设报刊、广电、网络和媒体融合四大类，30个评选项目，其中综合奖22个，专项奖8个。报刊类包括消息、评论、通讯与深度报道、系列（连续、组合）报道等5个;广电类包括消息、评论、新闻专题、系列（连续、组合）报道、新闻访谈节目、新闻现场直播、新闻节目编排等7个;网络类包括网络新闻、新闻评论、新闻专题、新闻访谈、网页设计等5个;媒体融合类包括短视频新闻、移动视频专题、移动直播、新媒体创意互动、新媒体报道界面、融合创新等6个。专项奖包括新闻摄影、新闻漫画、新闻名专栏、新闻论文、新闻版面、副刊作品、国际传播、文摘作品（编辑奖）等8个。每届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特别情况下还设个别荣誉奖、特别奖。

普利策新闻奖涵盖“新闻奖”与“创作奖”两大类。其中新闻奖主要包括突发新闻报道奖、调查性报道奖、解释性报道奖、地区（地方）报道奖、国内（全国）报道奖、国际报道奖、特稿写作奖、评论奖、（文艺）批评奖、社论写作奖、社论漫画奖、突发新闻摄影奖、特写（专题）摄影奖、音频报道奖等14项新闻类奖项和1项公共（利益）服务奖等;创作奖主要包括戏剧奖、历史奖、传记奖、诗歌奖、非虚构图书奖、音乐奖、小说奖等7个奖项。2020年普利策新闻奖在原有奖项的基础上新增了“音频报道奖”。除了新闻奖和创作奖，2020年还设立了一个特别奖项，专门颁给美国记者、社会学家艾达·贝尔·韦尔斯（Ida〓B.Wells）。其理由是她于1909年创建了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反对黑人与白人分开游行，为争取平等的女性选举权而努力。

可见，中国新闻奖主要是按照机构媒体的性质设置评选和奖励的类型，只是近几年来又作了适当微调，穿插设置了几个专项奖，考虑到不同性质媒体在新闻采写和报道上的差异性及不可比性，在类型设置上呈现出条条块块的特征，对名额进行硬性地切割和分配;而普利策新闻奖基本是按照稿件的内容属性进行划分和设置的，它不分媒体的性质和类别，大多属于专项奖，它较为注重对新闻内容本身的挖掘与传播，而对内容所依托的媒介形态及具体呈现形式不做规定和要求。正因为奖项的类型设置不同，两者的区别较为明显，不宜作简单类比。

（四）评奖规则不同：官方组织与民间团体

中国新闻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常设的全国最高级别优秀新闻作品奖，由中国记协组织评选，从1991年开始每年评选一次。评委会由新闻主管部门、新闻单位记者编辑代表、各地记协领导、新闻传播院校专家学者代表等110人左右组成。中国新闻奖评选实行新闻单位推荐、报送单位初评和评选委员会定评三级评选机制，近年来还增加了新闻从业人员个人自荐的环节。每年11月8日“中国记者节”当天由中国记协举办中国新闻奖颁奖仪式。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在每年的春季开始接受申请，每年有2000多件入选作品报名参加竞争，受委派的102名杰出的评审员，分成20个评审团进行初评，由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的14名会员进行最后的定评。评选结果于当年4月对外公布，并于5月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向获奖代表颁发。

虽然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中国属于群众组织，但是该协会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具有较为明显的官方背景。中国新闻奖评选规则的制定和评选工作的实施，都必须按照中宣部的统一部署和严格要求进行，每年的颁奖仪式都是安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而普利策新闻奖评选规则的制定和评选工作的实施，则由专门的评选委员会和特聘的评审员独立操作，属于纯民间团体的一套运行模式，每年的颁奖仪式则安排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内图书馆举行。两者在中美新闻界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上或许不相上下，但在规格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设置的理性认知

一般来说，新闻作品能够集中反映一个民族、社会和时代的价值观与文化观，造成中美新闻理论与实践差异的原因在于社会性质、政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等的不同。[9]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作为中国和美国各自国内新闻界的最高奖项，虽然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是这两个新闻奖毕竟反映和代表的是中美两国各自的价值观与文化观。由于两国在社会性质、政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就很难使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来对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进行衡量。

近些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一些研究成果在对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作整体比较中，出现了简单地否定中国新闻奖，甚至盲目地褒奖普利策新闻奖的现象。有人认为，“在形式上，普利策新闻奖有较为完善和严格的规则”，“在评选程序上，普利策新闻奖相比较中国新闻奖有更严格的评委会机构”。[10]也有人认为，中国新闻奖“在实际评选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如奖项设置过多、评选过程不透明、评委构成不合理的现象，影响了新闻评奖的公正与权威”。[11]言外之意是，中国新闻奖缺乏完善和严格的规则，评委会机构也不够合理。实际上，经过三十年的运作，中国新闻奖无论是在评奖规则上，还是在评委会机构设置和评委成员组成上都已经具备了较为合理与完善的一套机制，这种批评显然不符合中国新闻奖设置的事实和运行的逻辑。

有人认为，“中国新闻奖在奖项设置上与普利策新闻奖相比，不足和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新闻奖奖项设置以新闻体裁分，看上去重新闻的形式而轻新闻的内容，也没有突出新闻注重新与真的特性”。“近年来我国社会不公、竞争分化、贪污腐败等问题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尖锐化，需要大众传媒加以疏导，而政治模式的新闻报道显然已无法承担这样的职责”。[12]我们认为，其一，中国新闻奖奖项设置以新闻体裁划分，无可厚非，它与“重新闻的‘形式’而轻新闻的‘内容’”和“没有突出新闻注重‘新’与‘真’的特性”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得出如此结论不免显得有点牵强附会。其二，所谓的“政治模式的新闻报道”难道就是排斥新闻舆论监督吗？中国主流媒体的许多报道恰恰是把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简单地认为中国新闻奖中没有舆论监督类作品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如果据此得出“中国新闻奖在奖项设置上与普利策新闻奖相比，不足和差距是非常明显的”结论，就没有多少根据了，也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认为，“中国的客观报道是‘客观性的宣传报道’，而西方的客观报道是‘客观性的客观报道’”。[13]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坚持把国内的新闻报道视为“客观性的宣传报道”，把西方的报道视为“客观性的客观报道”，那么这无疑是一种无视媒介现实的落后观点和片面认知。客观性报道是新闻真实性的重要体现，虽然它与新闻精神和新闻专业主义密切相关，但是绝对不是普利策新闻奖和西方新闻报道所独享和独有的新闻报道范式，它已经成为所有中外新闻报道的一般性规律，而且是新闻媒体必须遵守并且不容置疑的“铁律”，中国的新闻报道自然也不例外。

通过对这两个新闻奖项的考察和比较后，我们认为，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在设置主体、设置目的、设置类型、评奖规则上的确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但简单地把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整体放在一起作比较研究，既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妥当的。这样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当然就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当然，如果对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中的某一种类型进行比较研究，那么还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而且这种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提升中国媒体的新闻采写能力、提高新闻作品质量或许大有裨益，可能会给中国新闻奖的改革与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

三、中国新闻奖的特色理念与价值判断

中国政府之所以设置中国新闻奖，其目的和初衷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语境下，提倡运用中国的话语方式报道发生在中国范围内的重大国计民生新闻，以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中国新闻奖设置的特色和特点

一是中国新闻的本质化特征与时代化特色。虽然“新闻”这一名词和学科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新闻价值规律和新闻传播规律都具有普世性和普适性，但是在中国本土领域内所发生的新闻，以及国人对新闻的认知和理解，与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及灿烂历史观照和涵养的中国化新闻，无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季为民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等三个方面。[14]继承性是中国特色新闻学源远流长、继往开来的保证，民族性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底色和灵魂，原创性是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别于他国新闻学的特质所在，时代性是中国特色新闻学与时俱进的发展品质，系统性是中国特色新闻学自身体系完备的内在要求，专业性是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标志。1989年5月，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地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曾经指出：“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15]由此可见，“讲政治”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内容，只有坚持中国化特色，中国新闻传播学才能够拥有自己深厚的底蕴和浓郁的民族底色，才能够打上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烙印;只有具备时代化特色，才能让中国新闻学学科体系融入世界新闻学学科体系的整体发展生态和格局之中，进而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发展无疑为世界新闻学的多元化建构和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可能及支撑。在中国特色新闻学孵化下的中国新闻自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由于中国新闻奖是忠实记录和反映中国优秀新闻作品的“指示牌”“度量衡”，因此中国特色新闻就不仅是中国新闻媒体及其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价值目标，而且是中国新闻奖设置的重要参数和依据。

二是对中国新闻奖预设内容的认知。中国新闻奖之所以冠以“中国”二字，绝不仅限于中国新闻和中国记者，更重要的是它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否则它与其他国家的新闻奖就没有多大的差异。有人认为，中国新闻奖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存在差别，就应该向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学习和看齐，这实际上是在磨灭中国新闻奖的个性化特征。试想，一个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完全趋同化的新闻奖还能够称之為中国新闻奖吗？再说，中国新闻奖的设置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现实和伟大实践，立足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的实际，其在理念上自然不同于普利策新闻奖。因此，不存在孰优孰劣、谁向谁靠拢的问题。

中国新闻奖在设置上一般具有四大特点：（1）重点关注反映我国经济社会领域重大主题的报道。中国新闻奖作品往往聚焦党和国家层面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台或调整，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教育卫生体制改革等，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新闻奖就是中国年度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瞭望哨”和“风向标”。（2）参评新闻作品必须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中国记者节和中国新闻奖颁奖大会上对我国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确新闻志向、坚持正确工作取向”的四点希望，其中“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是基本遵循，摆在“四向”的前列。新闻工作者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才能保证他们所采写的新闻作品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工作者的明确要求就是中国新闻奖设置的思路和规制。（3）涉及民生领域的重大事项，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国计”和“民生”构成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板块，中国新闻奖不仅积极反映我国经济社会领域重大主题的报道，而且还要密切关注14亿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民生保障等现实议题。尤其是近几年来在脱贫攻坚、小康社会建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工作领域发生的诸多新闻，由于其大多属于社会敏感的话题，甚至包括舆论监督的内容，社会关注度较高，新闻价值较大，理所当然成为主流媒体和中国新闻奖作品不可回避的报道内容。（4）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亦称对外传播，它是近几年来中国新闻奖开辟的新领域、新奖项。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了解世界，在国与国交往过程中，中国媒体和新闻记者必须善于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中国新闻奖设置国际传播作品奖，正是及时呼应这一社会发展形势和新闻传播态势，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做好新闻舆论传播。

（二）对中国新闻奖设置价值的评析

中国新闻奖是中国最权威的国家级新闻奖，它是衡量和判别中国新闻作品质量及新闻记者专业水平的最高标准。在中国，无论是国内的新闻媒体还是广大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均把中国新闻奖视为行业最高成就奖。我们认为，中国新闻奖设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中国新闻奖是中国新闻界规范与观照新闻工作的“指挥棒”和“晴雨表”。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把握和领悟，是中国新闻奖重点奖项设置的目标所在。“站在天安门上想问题，走到田间地头找感觉”的“顶天立地”式思维方式，应该是中国新闻奖的生成逻辑或价值起点。因此，无论是在报道的内容上还是在报道的方法上，中国新闻奖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新闻界规范与观照新闻工作的“指挥棒”和“晴雨表”。

其二，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是中国新闻工作者与新闻院校师生习得的模板和范本。每一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作品都是经过层层筛选、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最终问鼎的，不仅政治意识强，而且专业水准高，作品质量一定是上乘的。

其三，中国新闻奖获得者是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行为的参照系和精神楷模。透过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实际上可以窥探出新闻背后的新闻，可以品尝到作者在新闻采写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这些获奖者的新闻职业精神成为后来者前行的一座座“灯塔”，这些获奖者自然是新闻界从业者和未来从业者专业学习和业务进阶的楷模。

其四，中国新闻奖是与世界各国新闻奖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话语文本及新闻名片。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新闻奖一样，中国新闻奖代表中国新闻界最高水平，它的特色就在于不仅具有国际新闻业通行的行业标准，而且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是以中国新闻人自己的话语方式和文本风格与世界其他国家新闻奖作品进行交流和互鉴，是一张给世界新闻同行提供相互观摩、欣赏和借鉴的中国新闻名片。以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为代表的西方新闻奖，的确拥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但是中国新闻奖依托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文化的涵养和滋润，立足于中国大地，绝不能迷失在西方新闻奖的丛林里，进而丢失或泯灭了自己培植起来的新闻个性与发展方向。在世界新闻界面前，中国的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切不可盲目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绝不能唯西方的马首是瞻，我们要真正树立起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新闻自信，为中国新闻奖在世界新闻奖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形塑可能性和可行性。

四、结语

我们认为，如果不结合中国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简单地对中国新闻奖作出价值判断，自然是不可取的一种方式与方法;如果不了解西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以及西方人的认知习惯就对普利策新闻奖作出价值判断，其结论也必然是荒唐和可笑的。如果还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进行一番不伦不类的比较，那就更是无稽之谈。基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比较视野，我们对中国新闻奖设置的现实逻辑、认知框架进行客观而又理性的梳理并作出价值判断，旨在进一步廓清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业界一些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普利策新闻奖的顶礼膜拜和对中国新闻奖的盲目否定及肆意歪曲，还原中国新闻奖独立的品质、真实和本来的面目。

[本文为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学术科研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0D270）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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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

编校：张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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