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里与伟大建党精神
——第五届“上海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学术论坛综述

○ 张 云 李 瑊 胡孝锴

2021年10月31日，第五届“上海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学术论坛（简称“渔阳里论坛”）在上海大学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渔阳里论坛”是由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研究专业委员会（简称“渔阳里研究会”）主持搭建的学术交流平台，已连续举办六年（2016—2021），是上海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一块红色品牌。

第五届“上海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学术论坛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指导，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四大纪念馆、俞秀松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上海青少年国际交流中心、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协作组、《开天辟地》课程组联合主办。论坛共收到55篇论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国防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等文化场馆领导以及数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的初心始发地，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本次论坛是在党的百年华诞这一历史节点上所举办的一次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学术探讨，对于深入发掘“渔阳里”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推动老渔阳里2号的研究宣传与保护利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此次论坛以“渔阳里与伟大建党精神”为主题，与会学者从渔阳里与伟大建党精神、渔阳里与建党创团、渔阳里的史料发掘以及渔阳里的开发保护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凸显了这次论坛的理论导向、历史内涵、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也是这次论坛的主要特点。

一、鲜明的理论导向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习近平发表的 “七一”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思想、重大观点、重大论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次论坛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以渔阳里为研究平台，以伟大建党精神形成过程为基本线索，阐述渔阳里与伟大建党精神之间的历史关联性和内在逻辑 性。

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在致辞中重点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红色资源的有关论述，指出从上海渔阳里到上海大学，是红色血脉的赓续，是革命精神、实践的传承。渔阳里是中共建党时期重要的核心活动区域，也是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聚合点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见证地，而上海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第一个高等学府，是传播马克思主义、酝酿反帝爱国运动的堡垒，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上处于重要地位。两者在时间衔接、人员构成、精神特质和实践层面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和深厚的渊源。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在致辞中指出，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发起地、最早的中央机关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源头。他对渔阳里研究会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指出渔阳里研究会的工作已经在上海社科界崭露头角，在渔阳里史料收集、研究和宣传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连续举办渔阳里研究学术论坛，汇聚党史研究的相关人员、革命前辈的后代，成为上海社科界的一个品牌项目。他强调，要进一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把渔阳里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在渔阳里的斗争实践，培育与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可以说，渔阳里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主要形成地之一，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他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建党先驱开展的伟大建党过程之中。一方面，建党先驱在渔阳里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理论渊源。另一方面，组织建党工作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实践渊源。忻平强调，伟大建党精神体现在伟大建党先驱身上。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在渔阳里的建党先驱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早期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精神，形成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确立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观。经过实践的检验和理论的升华，建党先驱们的革命精神、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观三大内涵逐步凝聚升华，最终形成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后，进一步助推建党先驱的建党实践，促成党的整体性创建工作的完成。伟大建党精神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二、厚实的历史内涵

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的诞生地，是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个驻扎地，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孕育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中心之地，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厚实。上海师范大学邵雍从四个方面对渔阳里的建党精神作了阐述：关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认为陈独秀等人在渔阳里抛弃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决定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正如陈独秀指出的那样：“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就会触礁。”关于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认为建党先驱们当年提出的“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建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等主张，是为民族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最初表述，而致力于建党大业，就是一种使命担当的首要任务。关于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陈独秀于1920年秋就明确表示：“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的，“死是不怕的”。而从渔阳里走出的革命烈士李汉俊、俞秀松正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实践者。关于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是从渔阳里走出来的建党先驱们始终保持的崇高品格，他们为捍卫党的信念而不懈奋斗，用生命之光书写了忠诚于党、不负人民的光辉篇章。

复旦大学谈思嘉从陈望道早期革命实践中，探索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他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生发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实践。陈望道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核心成员，亲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的全过程，在思想宣传和组织动员上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卓越贡献，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鲜活例证和生动注脚：一是千秋巨笔，首译《宣言》，体现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二是心系国难，参建党团，体现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三是革新刊物，指导工运，体现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四是不辱使命，为党工作，体现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

在渔阳里开展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先驱们的后代，包括俞秀松之子俞敏、施存统侄子施根叶、陈公培外孙女曾晓庄、李汉俊外孙甘子久等在发言中，对前辈们在渔阳里建党活动中的生动情节作了回顾，高度赞扬了上海学者，特别是对渔阳里研究会孜孜不倦、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敬佩，指出宣传渔阳里，就是宣传党的初心，就是宣传伟大建党精神。《团结报》鲍家树、上海大学姜楠等指出，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发源地，伟大的建党精神哺育、繁衍老上海大学精神，老上海大学精神则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生动体现和发扬光大。

三、独特的学术价值

学术研讨会的使命就是提升其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与会者普遍认为，本次研讨会在建党史研究领域具有的独特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见解、学术探索和学术梳理等方面：

关于学术见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在主旨报告中指出，党的创建史研究，是一个老课题，但又是一个难课题，因为这个课题跨越了建党前后的历史。有鉴于此，他提出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研究中共建党史，应注重几个维度：一要注重过程。研究建党历史，要关照前因后果，首先要把建党的过程说清楚。二要注意结合，研究建党史，不能只着重研究几个人物，这是不够的。要注意把参与者和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结合起来，防止研究的碎片化，学术论坛要有个整合的作用。三要注意比较研究。渔阳里建党先驱们，他们为建党伟业走到了一起，但各有特长，各有贡献，要在比较中进一步提炼建党理论和建党精神，这是深化建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以“初心之地渔阳里”为题做主旨发言，提出老渔阳里2号是建党指挥部，应加强对渔阳里相关“朋友圈”的关注，例如对共产国际代表、国民党人士、国际友人，包括日本、朝鲜、韩国等国相关人员的研究，这个研究领域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在大力加强研究的基础上，当务之急是保护、开发好渔阳里这个“初心之地”。要深化对渔阳里的研究，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

上海大学李瑊认为，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建党先驱在渔阳里的各项活动对于中共的创建发展及其演进趋向有着深刻的影响，由此奠定了党的百年发展之基，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开篇书写。她对渔阳里研究提出了几点思考，包括为什么说渔阳里是红色征程的起点？为什么要从政治、理论、实践及学术等多种视角审视才能深化对渔阳里的研究？为什么说真理在无声中前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无法阻止的？这些学术见解，将为渔阳里研究开辟新境界，提供新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景忠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间以及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历史贡献进行发言并提出，渔阳里历史遗址的内涵和定性包含：陈独秀故居、《新青年》编辑部、中国共产党创建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办公处等几重内容。渔阳里历史遗址的正确定位，必须以承认陈独秀1920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真相为前提条件。他认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应该抱着求实求真的态度，宣传口径应吸收党史研究的新成果。他认为陈独秀1920年的建党贡献绝不仅止于发起成立，而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其故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部，并建议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改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旧址”。

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王佩军对中共创建历史逻辑进行发言，他认为中共的创建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历史选择的结果，包括酝酿、诞生、正式成立到探索、收缩的全过程等闭环环节，有一系列会议、活动组成，陈独秀始终居于自然形成的核心地位。他以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入驻虹口长治路177号酝酿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为例，分析了虹口党史资源在中共创建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历史作用，认为中共创建史研究，应该进一步放开视野、完善方法、积极讨论。

关于学术探索。研讨会对建党时期史料的发掘有所突破。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王建军阐述了《密勒氏评论报》与中共建党关系，对该报报道的“渔阳里时期”的工人运动进行梳理，认为这些史料对研究中国工人运动有较大参考价值，特别是其中保存的不少中文材料中少见的工运史料：一是《密勒氏评论报》较早“揭秘”了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工人大会的“计划”；二是《密勒氏评论报》“还原”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盛况，该报一直都是支持工人运动并从正面报道工人运动正能量的媒体；三是《密勒氏评论报》“记录了”上海工人光辉的革命斗争史；四是《密勒氏评论报》报道中国工运史的价值，这些史料为研究中国工运提供了“初稿”。

上海师范大学蒋杰介绍了法国外交档案中的“环龙路渔阳里”和“蒲石路渔阳里”资料。“环龙路渔阳里”相关资料为1922年8月陈独秀第二次被捕时生成的档案，“蒲石路渔阳里”主要涉及1927年上半年国民党左派在此处的活动情况。他梳理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巡捕房治安处，承担起侦搜上海共产主义运动情报的任务，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上海布尔什维克活动》报告，主要涉及中共在上海的活动、国民党左右两派在上海的活动、外国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活动以及孙传芳等北洋军阀的动向。作为20世纪20年代早期上海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和中共党员的一个重要聚集地，坐落在法租界核心区域内的几个“渔阳里”，自然而然地成了法国警察当局监控的一个重点。蒋杰的介绍与发现，为渔阳里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

关于学术梳理。韩洪泉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进行评述，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具有显著的后发性、现实性、地域性特征，整体呈现繁荣态势，但也面临着亟待突破的发展瓶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进一步深化对建党精神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深化建党精神研究，必须充分利用资源优势、跳出狭隘地域局限、走进建党历史过程。他提出：一是要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因为建党是一个历史过程，建党精神的形成在时间上、空间上、内涵上都有其相应的跨度。二是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革命精神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今日的财富。研究建党精神，必须着眼于当今时代，与时俱进弘扬建党精神，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挥其现实指导价值。三是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建党精神研究具有穿越时空的深远意义，也具有得天独厚的特殊优势。

四、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豪斌认为，“南昌路”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上海地方史研究中绕不开的地名，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国共两党的核心人物，都与这条不到一公里的小马路发生过密切联系。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南昌路街区红色文化研究必须突出其整体性，即必须以“老渔阳里2号”（南昌路100弄2号）、“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南昌路180号）和“大同幼稚园”（南昌路48号）三处革命旧址为核心，与周围其他革命旧址进行联动研究，方能有效揭示南昌路的红色底蕴。他认为，一是发掘与宣传上海红色资源有迫切性；二是发掘与宣传上海红色资源有特殊性；三是发掘与宣传南昌路红色文化有重要性，希望加强南昌路红色文化整体性研究与推广。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马然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蕴藏着丰富的红色资源。其中，两个“渔阳里”万众瞩目，但它们互不相通，不利于“渔阳里”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亟待进一步开发保护。城市更新作为上海建设人民城市的重要手段，在保护像“渔阳里”这样的红色资源，传承弘扬红色精神的过程中，需要法治保障。这些见解，对当代和未来上海红色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利用，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云做了总结发言，认为这次会议以渔阳里与伟大建党精神为主题，具有鲜明的理论导向、厚实的历史内涵、创新的学术价值、深刻的学科价值和鲜活的现实意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