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心呕成”还是“画其轮廓”?
——从《桃花扇》序文看孔尚任创作心境的变化

2022-03-17 05:20袁萌萌
韶关学院学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成书孔尚任国子监

袁萌萌

(华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清代传奇名作《桃花扇》以明末名士侯方域与歌女李香君的故事为题材,描绘了明朝末年的政治变幻,是一部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在清光绪兰雪堂刻本《云亭山人评点桃花扇》中除剧本外还收录了6篇孔尚任的自序。自序中说明了《桃花扇》创作的缘由、过程、主旨,描述了《桃花扇》在当时的传播情况以及他人的评价,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依据。

《桃花扇·小引》(下称小引)与《桃花扇·本末》(下称本末)中,孔尚任谈及《桃花扇》的创作情况时出现了一些矛盾[1],对此学界早有关注。袁世硕先生曾据此对《小引》与《本末》的作者是否为孔尚任提出过质疑。袁先生认为《小引》与徐旭旦的《桃花扇题辞》两文极为相似,仅有少数几个字的差别,且徐旭旦与孔尚任在当时有所交集,徐旭旦如果硬将孔尚任的文章收录在“钱塘徐旭旦西冷著”的《世经堂初集》中,是不太合理的;其二,孔尚任未仕前的阅历不足以支撑他完成《桃花扇》的创作。因此,《小引》和《本末》并非为同一人所作[2]。但黄强、申玲燕的《徐旭旦〈世经堂初集〉抄袭之作述考》,却通过文献比对分析,以较为充分的理由论证了《小引》作者确为孔尚任[3]。朱耀宽在《纨扇几时染桃花——〈桃花扇〉成书年代异论》中根据《小引》中“一句一字,抉心呕成”,认为孔尚任未仕时《桃花扇》已经成书,《小引》与《本末》中关于《桃花扇》成书时间的矛盾之处,是孔尚任有意留给后人的“谜语”。其一,《小引》的创作时间是已卯三月,《本末》的成书时间是已卯六月,如若真是六月成书,按照常理三月孔尚任应在填词与易稿阶段,不会心血来潮在《小引》中称《桃花扇》早已“抉心呕成”;其二,《本末》中孔尚任提到其未仕时就已经通过秦光仪对弘光遗事了解得很详细,又“证以诸家稗记”,已经具备了创作《桃花扇》的见识与能力。因此,孔尚任未仕时已经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后续只不过是根据江陵的见闻再次进行增删和润色[4]。王亚楠的《〈桃花扇〉成书考论》则认为,《桃花扇》的创作情况,孔尚任未出仕时确实是“一句一字,抉心呕成”,但这并不能代表《桃花扇》那时已经成书。“呕成”表明孔尚任在未出仕前已对《桃花扇》有所修饰,而《本末》中的“画其轮廓”,只是他的自谦之词罢了[5]。蒋星煜先生认为孔尚任为《桃花扇》花费了很多心血,三易其稿才成书,即便是未仕时的初稿,也绝不止于只是“画其轮廓”而已[6]。笔者则认为《小引》与《本末》的矛盾,是由孔尚任创作心境的变化而导致的。

一、孔尚任对于仕途之路的心境变化

《桃花扇》的创作从孔尚任隐居石门山(约1678)开始,直至康熙已卯三月(1699)结束,历经20余年。期间,孔尚任从隐居到出仕再到淮扬治水,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所交之人,一直都在发生变化。一切环境的更替无不影响着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

(一)盼望期

从孔尚任的著作中可见,孔尚任虽然有过隐居山林的经历,但他并不是一位真正的隐士。孔尚任作为孔子的第64代传人,自小便有着强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康熙十七年(1678),孔尚任因“补诸生未第”,未能顺利入仕,而萌生了隐居石门山读书的想法。孔尚任三十一岁入山,三十五岁出山,在此期间,尽管身居山中,却一直没有放弃入仕的想法[7]。入山之初,孔尚任就对石门山偏僻的地理位置产生过担忧,在《游石门山记》中写道:“地僻,贤豪不至,则赏识难。”[8]1897在与颜光敏的信札中,孔尚任对于仕途颇顺的颜光敏更是流露出艳羡之情。

前闻买花扬州,今知结夏西湖,到处有逢迎,省却腰缠之累,令人望跨下鹤,亦生健羡矣……弟近况支离可笑,尽典负郭田,纳一国子监生,倒行逆施,不足为外人道。然亦无可告语者。[9]30

当时清朝实行捐纳制度,纳捐后可成为监生,监生经保举可补缺做官。尽管孔尚任认为自己的捐官行为是“倒行逆施,不足为外人道”,但事实上他还是纳捐了。从他捐监生这一举动,一方面可以看出孔尚任对于仕途之路的热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孔尚任对于自身所处的境地颇有不满。他对于自己的才华是十分自信的,不然不会说“则赏识难”,赏识的前提是才略,孔尚任未被康熙赏识以前,认为自己一直是处于怀才不遇的状态。这对于他《桃花扇》的创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挣扎期

康熙二十三年(1684),孔尚任在祭孔大典上为皇帝讲经,获得康熙皇帝的赏识,被破格提升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孔尚任正式入国子监成为博士。但他的抱负与理想似乎与现实有着较大的距离。从他的诗中可以窥见他出仕后的心路历程。《诗最》中《乙丑闱中拔闷》云:“茶叶分冷署,诗社聚闲官。”[9]44《中秋待月》云:“佳节豪华住帝都,闲官冷署自踟蹰。”[9]45孔尚任上任的第一年便抒发了对国子监博士这一“闲官”的不满。康熙二十四年(1686),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到淮扬治水,比起国子监博士的闲职,治水过程中的坎坷却使孔尚任更加苦不堪言。孔尚任并非不想治水,但无奈治水官员多次更替,工程进展缓慢,致使孔尚任一直碌碌无为,甚至陷入到贫困的境地。《湖海集》中有许多孔尚任治水时对于现状不满的表达,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读书坚道力,荣名愧毛皮。谁无封侯骨,显晦盖难期。闻君慷慨语,转侧终夜思。吾亦从军者,碌碌奚所为。”[10]孔尚任虽已入仕但依旧对生活感到不满。黄卓明在《有关评价孔尚任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孔尚任从政期间所发的牢骚,不全是因为无法在政途上大展宏图,更为现实的原因是国子监博士一职未能给他带来期望中的名利[7]。笔者认为,孔尚任此时还处于一种“挣扎期”,他希望能做出一些政绩以便邀功,虽然现实困难重重,无法得偿所愿,但他依旧在努力尝试。

(三)倦怠期

1685—1689年孔尚任在淮扬以及金陵任职,这期间他与前朝遗民联系紧密,其中如冒襄(辟疆)、张怡(瑶星)、余怀(淡心),都与他的《桃花扇》创作产生了直接关联。尤其是冒辟疆为孔尚任提供了许多侯方域与李香君的交往细节。孔尚任对《桃花扇》的剧情发生地还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淮扬金陵一带的生活经历不仅使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时更有依据,同时也对孔尚任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孔尚任思想上的转变,直接影响了《桃花扇》的最终面貌的呈现。

1690年,孔尚任回到北京,仍任国子监博士。从淮扬归来后,他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心思在官场上。他曾在《甲戌正月答仙裳先生寄怀原韵》中云:“吾将拂袖归,期翁同登岱。”[8]1371此时经由王士祯的引荐,他与词家顾贞观、曲家顾彩的交往愈发密切,主要的心力都放在了艺术创作上,1694年还与顾彩一起创作了《小忽雷》传奇。田雯(纶霞)升入刑部侍郎后,每次见到孔尚任都要索览《桃花扇》,从而大大加快了孔尚任的创作进度。在声律方面,王寿熙、丁继之等人也对孔尚任有很大的帮助。直至已卯年三月(1688)孔尚任撰写《小引》,再谈及《桃花扇》的创作情况,孔尚任便忆其“博采遗闻,入之声律。一句一字,抉心呕成。”

上述可见,孔尚任在出仕期间,对于做官一事从满怀期待到无奈、倦怠。其经历的人、事、物对于孔尚任来说都是不可控的,唯有在文学创作中方能尽情施展才华,以诉心中苦闷。

二、序文中孔尚任自述创作情况的矛盾

孔尚任在《小引》与《本末》中自述其在未仕时的创作情况,从文本上看有明显的矛盾之处:

盖予未仕时,山居多暇,博采遗闻,入之声律。一句一字,抉心呕成。今携游长安,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岂无中郎乎?予姑俟之。

——《小引》

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宴,亦往往及之。又十余年,兴已阑矣。少司农田纶霞先生来京,每见必握手索览。予不得已,乃挑灯填词,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已卯之六月也。

——《本末》

由上可见,《小引》与《本末》有两处矛盾:一是关于《桃花扇》成书时间的矛盾;二是孔尚任未仕时,《桃花扇》的创作情况究竟是“抉心呕成”还是“画其轮廓”的矛盾。《小引》中孔尚任说道:“盖予未仕时,山居多暇,博采遗闻,入之声律。一句一字,抉心呕成。”即说孔尚任未出仕之前,隐居在石门山,广泛地收集前朝遗事,字斟句酌地完成了《桃花扇》的剧本创作,并为其配上了相应的音乐。而在《本末》中孔尚任自叙:“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孔尚任完全改变了在《小引》中的说法。他提到在未出仕以前,因为害怕自己的见闻不够广博,写作会违背信史,因此当时对于《桃花扇》仅仅是描画了大体轮廓,没有进行细致修改。

关于孔尚任未仕时《桃花扇》的创作情况,孔尚任为何在《小引》和《本末》中会有两种说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孔尚任的创作心境变化导致的。《小引》的撰写时间为1699年三月,而《本末》的撰写时间则不详。《本末》中多记载《桃花扇》问世以后的演出情况以及受到的评价。据王亚楠考证,《本末》的撰写时间大约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前后[5]。无论是《小引》还是《本末》,两篇序文对于未出仕时《桃花扇》创作情况的描述,都是作者1699或1706年对1684年以前《桃花扇》创作情况的回忆。既是主观回忆创作的“情况”,那么回忆的结果就必然与孔尚任1699年或1706年时的心境密切相关。

根据孔尚任隐居——出仕——罢官经历,笔者认为孔尚任在《小引》与《本末》中自述《桃花扇》创作情况的矛盾之处,并非是作者刻意留下的“悬案”,而是作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对过去进行回忆时,受到不同环境与心境的影响所致,从而出现了《小引》与《本末》中对于未仕时《桃花扇》创作情况的两种说辞。孔尚任1699年写《小引》前,将近十年持续地结合自己在淮扬、金陵一带的任职、游历经历,对《桃花扇》进行修改。回忆未仕时《桃花扇》的创作情况,会不自觉地将近期字斟句酌的状态代入其中。《小引》中“一句一字,抉心呕成”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写作状态的描述,而不是对写作进度的描述。

孔尚任是一位才华横溢也自视颇高的孔子后代,在石门山隐居时就有着强烈的入仕意愿,本不得志,经圣上钦点,从捐纳来的监生一跃成为国子监博士,引人艳羡。但好景不长,出仕后先是苦于闲官俸禄薄,后历经治水坎坷,生活上一度处于“谨留豆豉一味,共梅花嚼之”[9]79的境地。早在隐居石门山时,他就开始了《桃花扇》的创作,在官场上经历了从得意到失意,又恰逢结识了明末遗民,于是倾注全部心血对《桃花扇》进行仔细修饰。《小引》中提到“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已卯年(1699)三月,《桃花扇》尚未定稿,换言之,此时依然有修改空间,借读者评价不高本不是稀奇事。孔尚任此时正沉浸于官场失意之中,这种情绪不自觉地迁移到了艺术创作上,因此当外人不识“焦桐”时,孔尚任十分愤懑不平,这就与《本末》中对未出仕时《桃花扇》创作情况的描述大相径庭了。《小引》与《本末》的撰写中间相隔了将近八年,在此期间《桃花扇》剧本不仅被送进了皇宫,其在民间的演出也愈发频繁,广受喜爱。孔尚任本人则经历了接连升迁—罢官—返乡的历程。孔尚任虽然被罢官,但《桃花扇》的演出依然繁盛,赞誉颇多。孔尚任的心境也再次发生了变化。其一,《桃花扇》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孔尚任心中的“焦桐”情结淡化了;其二,罢官使孔尚任在仕途上几乎全然丧失了信心。当时孔尚任也为探寻罢官理由下了不少功夫,但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使得孔尚任对于仕途之路不再寄予期望;其三,即便失去官职,孔尚任在文艺界的地位已经稳固,其才华已被公众所知晓,再谈《桃花扇》的创作本末就更加坦然纯粹了。

综上所述,通过对《桃花扇》序文的重新解读,笔者认为造成“抉心呕成”与“画其轮廓”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孔尚任在撰写两篇序文时创作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桃花扇》作为一部意义深刻的作品,学界对其解读可谓是众说纷纭,但核心观点其实大同小异。笔者认为,对于经典文本,应该要常看常新,兼用研究者的理性思维与读者的感性体验,重新审视与解读《桃花扇》,或许能够对孔尚任的创作有更为全面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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