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安中国”的先行区到示范区
——评《新时代市域平安治理的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2022-03-17 14:48章越松
关键词:市域浙江建设

章越松

(绍兴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上承省域社会治理,下接县域社会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内的具体实施与开展,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就县域社会治理而言,城乡分割与碎片化治理的问题最为突出,由此产生了诸多矛盾,以致难以满足贯彻新发展理念、顺应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同时,互联网技术和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治理从县域向市域推进的要求更为迫切。从顶层设计层面,国家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概念,旨在最大效用地发挥市域层级承上启下、统筹协调的作用,克服县域社会治理面临的不足,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可见,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和能力是社会治理顺应时代变迁的一次深刻变革。

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浙江的社会治理水平长期走在全国前列。从历史逻辑看,这与“枫桥经验”诞生于浙江有关;从现实逻辑看,更是与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期致力于平安浙江建设有关。在此过程中,浙江经历了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再从“平安中国”的先行区到示范区的发展历程,率先启动并完成了从“治安”到“平安”、从“小平安”到“大平安”的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的两次历史性跃迁。孙仕龙同志撰写的《新时代市域平安治理的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下文简称《市域平安治理》)一书,就是以这两次历史性跃迁为历史方位,从社会平安建设维度锚定市域平安治理,以“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创新为逻辑主线,纵向上梳理了不同时期浙江省市域平安治理的目标任务、机制设计、策略手段,横向上考察了“平安浙江”建设省级层面的制度设计与改革探索、各地市结合区域实际探索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平安治理典型样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平安中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把“平安中国”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十四五”时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既是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程,更是实现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市域平安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目标理念在市域层级的特定表达,既有“平安中国”建设“总体要求”的规范性,又有市域社会治理“自选动作”的独特性,是一个亟需探讨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新命题。针对这些问题,《市域平安治理》一书结合“平安浙江”的实践探索,从发展理念和实践领域两个层面,剖析了新时代市域平安治理面临的制度困境和实践难题,并从治理理念、机制和举措等层面,探讨市域社会治理“治什么”“谁来治”“怎么治”“靠什么治”“怎样治得更好”等市域平安治理的优化路径,既有理论框架、案例素材、典型模式提炼等详实的阐述论证,又有可行性的政策优化路径。可以说这是一本关于浙江市域社会治理具体实践的力著,其特点如下。

选题视角契合了国家现实需求。2020年11月,在“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平安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愈加清晰、策略举措稳步推进。《市域平安治理》从平安治理视角,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宏观背景,在对市域平安治理的理论和历史演进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分析浙江省范围内若干市域平安治理的实践探索,总结其取得的成效、分析存在的困境、提出改革优化路径以及最后得出经济发达地区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经验与启示,为深化“平安中国”研究主题提供了浙江经验和浙江素材,极具参考价值。

研究内容总结了市域社会治理的典型实践模式。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省以建设“平安浙江”为载体,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浙江特点的社会治理模式,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平安浙江”是习近平同志主持浙江工作时提出的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战略构想,其中有关社会治理方面的很多做法和经验,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形式。在实践层面,随着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的逐步推进,“市域”在社会治理中的资源调配、统筹协调能力不断增强,平安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市域平安治理》总结提炼了浙江市域平安治理四大要素结构、三大典型模式、八大治理样本。可以说,这是浙江在深刻把握“枫桥经验”核心精神理念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探索出来的系列平安治理典型做法,为进一步推进“平安浙江”建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提供决策参考,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浙江实践案例。

对策建议实现了市域平安治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双重互动。实践变革需要理论的引领,理论的价值在于推动实践变革,实践变革的价值在于理论的优化。《市域平安治理》不仅认为“平安”始终是社会发展各阶段的重要目标,市域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主阵地,市域平安治理是“平安中国”建设的“桩基”和保障,加强和创新市域平安治理是实现“平安中国”的基础。从研究趋势层面提出市域平安治理是平安中国建设的“桩基”和保障,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将更为凸显,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主题:一是市域平安治理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融合问题,二者间应该呈现怎样的关系,如何在平安创建基础上创新市域社会治理。二是数字化改革进程中市域平安治理效能提升问题,如何充分借助浙江数字化改革浪潮,进一步提升市域平安治理效能。三是在总结“平安浙江”建设基础上,深入研究全国其他地方市域平安治理实践探索,为全面建设“平安中国”找到更多的实践方案,以适应中国广袤区域下各地平安治理的多元化实践路径。

实现善治是治理的目标,用大众化话语来说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纵观全书,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工具理性的分析,而价值理性的考量则较少涉及,这与《市域平安治理》理论框架的设计上缺少社会公正理论这一环节有关,如能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就更为严谨。瑕不掩瑜,这本书对政府部门的决策和相关领域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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