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视角下外宣翻译研究
——以抗疫援助物资标语的汉英翻译为例

颜志蓉，张春燕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在与疫情的艰难斗争中，中国政府不仅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还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向受灾严重的国家提供救援物资，诠释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中国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一个东方文明大国的历史担当。在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中，外宣对塑造中国形象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如何翻译好外宣材料、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外宣翻译的质量更加关乎国家的社会形象和地位。

在此背景下，国内部分学者对与抗疫相关的文本翻译进行了研究。杨爱军[2]从翻译策略选择的角度研究了《查先生援鄂日记》的英译本，席敬等[3]提出了网络疫情词汇翻译的原则，莫莹莹[4]讨论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理论在翻译防控新冠疫情公示语上的使用。这些学者大多从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的角度对有关抗疫文本的翻译提出自己的见解。但笔者认为在翻译行业日益职业化的进程中，译者的责任不再仅局限于对译作本身负责，还要考虑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委托人和读者等多元因素，翻译责任扩大化和翻译质量的评估标准已经呈现多元化，在翻译研究中引入翻译伦理的指导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主要选取了2020年以来抗疫物资标语的汉英翻译为研究对象，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视角,探讨翻译伦理对于抗疫物资标语翻译的指导以及译者进行外宣翻译的责任选择，以期为此类外宣材料翻译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进一步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

一、翻译伦理与标语翻译

“伦”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指事物的规律，“伦理”指社会交往中的人应该遵循的道理和规则。[5]翻译伦理是对翻译活动的理性反思，对译者具有指导作用，包括译者行为、翻译策略选择和责任等。1984年，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Antoine Berman)首次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开启了翻译伦理的研究。早期对于翻译伦理的研究主要围绕翻译伦理的基本概念、翻译规范及实际应用三个维度展开，目前翻译伦理研究已经上升到哲学、意识形态和自我反思的层面，转向针对翻译伦理的价值、伦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译者自身行为的反思。[6]在众多翻译伦理研究成果中，影响最大、较为客观的是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提出的翻译伦理模式。切斯特曼根据当时已有研究成果归纳总结了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再现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交际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和基于规范的伦理(norm-based ethics)，且这四种伦理模式分别对应着真实、忠诚、理解和信任四种核心价值，反映了不同的责任内容。[7]然而，在翻译实践中，四种伦理模式因各自侧重不同，追求某一伦理模式就可能违背另一伦理模式。比如，若原文本中存有晦涩难懂之处，译者是应该遵循再现伦理“真实”地再现原文本，还是基于交际伦理加以阐释？为此，切斯特曼提出了一种解决途径，即清理译者的伦理责任范围，将译者责任限制在译者的职业伦理范围内。为了完善翻译理论体系，切斯特曼补充了承诺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为译者伦理指明了方向，从而形成了翻译伦理五种模式。这五种模式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前四种伦理模式更关注翻译过程中“怎么译”的问题，第五种则强调整体性的职业伦理。

在抗疫特殊时期，抗疫物资所附标语起到跨文化交流、传递温暖、建构共识的作用，希望触发“受众”情绪或行动。因此，此类标语可归属于 “感染文本”(operative text, 亦称为appeal-focused text)，其作用主要是传递信息中所包含的非语言目的，而信息所采用的语言形式是次要的[8]。从这个角度来看，抗疫物资标语的译文对目标语读者要尽量产生原文对原文读者同样的感染效果。作为对外宣传抗疫的一种特殊媒介，抗疫标语翻译对译者提出了较高的伦理要求，译者需忠实准确地传达原句的情感态度，亦要考虑文化差异和读者期待，兼顾文化负载文本的文化价值观。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抗疫物资标语的汉英翻译，切斯特曼伦理模式中的服务伦理主要针对商业性翻译，而中国对外捐赠抗疫物资属公益性质，不具备商业性，故本文对标语翻译的服务伦理不做探讨。

二、标语翻译中翻译伦理模式的选择及应用

切斯特曼的伦理模式间存在一定的重叠和矛盾，译者需要根据特定的语境进行选择和适当调整。[9]抗疫标语是一种特殊的外宣文本，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根据其不同的侧重目的选择和调整翻译伦理模式。

(一)以情感表达为焦点的标语英译

中国在向国际社会捐赠抗疫物资时，借助标语传递温暖、表达中国愿与各国携手互助的情谊。英译此类标语时要以情感和立场表达为主要目标，力求传递原文本的真情实意。例如，在某中企援赠意大利的抗疫物资上写着“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充分表达了中方愿与意方守望相助、共抗疫情的强烈情感。为确保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译者需在再现伦理的观照下进行翻译。考虑到中西文化中逻辑思维的差异，若履行再现伦理完成的译作影响理解甚至导致句意前后矛盾，译者可选用交际伦理模式。

例1：

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

We are waves of the same sea, leaves of the same tree, flowers of the same garden.

——中企小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援赠意大利抗疫物资标语

例1这类标语的原文和译文表达都一目了然，能带动受众的情绪、激励人们携手抗疫。译者在翻译该标语时履行再现原则，采用直译法，保留了排比修辞，使公众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

例2：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Good friends feel close to each other even when they are separated by vast distance.

——浙江省驰援意大利抗疫物资标语

例3：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Friends have no distance while they are ten thousand miles away from each other.

——重庆市援赠伊朗抗疫物资标语

例2和例3的标语相同，形容相知的两人即使相隔万里但好比邻居一样亲近。虽然两例译文不同，但不难发现，译者在再现原文本情感的同时，将“邻(居)”一词改译作“friends”而非“neighbors”。位于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和位于亚洲西南部的伊朗并非中国的邻国，若将“邻”直译成“neighbors”，不仅使句意前后矛盾，而且有违事实认知，造成理解偏差。因此，译者履行了交际伦理，采用意译法选用了“friends”一词，确保读者的正确理解。

(二)负载背景文化的标语英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负载背景文化的标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积淀。此类标语的英译难度在于文化负载词在英语中尚无意义对应的表达，即使在英语中存在类似表达，也难以保证它们的意义完全一致。在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导下，译者需坚持文化自信，深入思考文化负载词的内涵，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文化。在2020年对外捐赠物资所附标语中，不少标语引用了诗词、诗歌或谚语。在翻译此类标语时，译者需要考虑文化因素，基于交际伦理协调文化双方达成理解，促进中外融通。在交际伦理模式观照下，译者常使用意译法或增译法。

例4：休戚与共，友谊长青。

Weal and woe, we’re together.

——河南省政府联合牧原集团援赠印度尼西亚西努沙登加拉省物资标语

“休戚与共”这一成语源自春秋时期晋襄公曾孙姬周的故事。姬周在周大夫单襄公手下当差，此人年纪虽小，却十分关心晋国事务、时时刻刻牵挂国家大事小事。晋国有喜庆之事，他喜形于色；晋国遇难，他也忧心忡忡。单襄公敬叹道，此人能与祖国同欢乐、共忧愁，能成大气候。“休”“戚”二字分别表示喜悦和悲伤之意，该成语意指与人共同承受安危祸福，感情息息相通。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印尼社会各界通过捐赠、唱中文歌等行动援助中国，带给中国人民信心和力量。而在印尼抗疫压力倍增的关键时刻，中方感同身受，积极向印尼方提供抗疫帮助。“休戚与共，友谊长青”这一标语正印证了两国互帮互助的珍贵情谊，传递了共克时艰的愿望和力量。该标语简练精短、通俗易记，选用英语中的一对反义词“weal”“woe”分别对应“休”“戚”之意，十分贴切。

例5：人心齐，泰山移。

When people are determined they can overcome anything.

——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捐助非洲抗疫物资标语

“人心齐，泰山移”出自《古今贤文》中家喻户晓的“愚公移山”的故事。若将“泰山”直译为“Mount Tai”，不了解移山精神的外语读者可能会疑惑“移泰山”与“抗疫”之间有何关系，也难以体会到中方愿与非方患难与共的坚定意志。在翻译时，译者遵循交际伦理，巧妙地选用南非已故前总统曼德拉的名句与之对应。通过这种方式，译者将谚语的文化内涵传播给目的语受众，实现有效交流。

例6：浮云游子意，明月故乡情。

Floating like clouds are travelers in a foreign land, unchanged like the moon is their attachment to homeland.

——浙江援赠意大利华侨抗疫物资标语

内涵丰富的意象词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重要作用。同一意象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联想意义。例6援引了诗人李白《送友人》中的诗句“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浮云”意指行踪不定的友人，“落日”象征故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原句展现出浓郁的离别愁绪。抗疫物资标语将后半句改写为“明月故乡情”，饱含祖国对海外华人的殷殷关切，给人以温暖。“月亮”一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尽管在中西方文化中月亮均可象征女性、美丽和丰收，但中西方思维方式、审美心理和文学传统上的差异赋予“月亮”一词不同的联想意义。在中国，月亮还象征永恒、家、祖国和故乡等美好意义，文学作品自古便借其寄托哀愁、思念、牵挂之情。而在西方小说和神话故事中，月亮更多的是与黑暗世界的阴森故事有关，有悲情、恐惧、自私、邪恶、变化无常的意味。在翻译该标语时，译者遵循交际伦理，将“travelers in a foreign land”与“floating clouds”相联，并增译“unchanged”一词，将“unchanged moon”与“unchanged attachment to homeland”相联，凸显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浓浓思念之情和祖国对海外华人不变的牵挂，使从小生活在外语环境中的侨胞也能理解该诗句的寓意。

(三)以号召读者行动为焦点的标语翻译

一些抗疫物资所附标语具有号召性，可以带动读者的情绪，激发人们的抗疫信心，促使读者积极抗击疫情。此类标语重在呼吁和感染读者，选择恰当的翻译伦理模式是实现文本的感染效果、触发读者后续行为的关键。译者在翻译时应强调吸引目标语读者并与之“对话”，避免为原文表达形式所束缚，尽量贴近目标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规范。因此，外译此类标语时需遵循交际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满足目标语读者的期待并触发读后行动。在交际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观照下，译者应采用意译法。

例7：携手抗疫，共克时艰。

Join hands to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京东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英国捐赠抗疫物资标语

例7隐含了“让我们……”的呼唤性意义，号召目标语读者与中方同心抗疫、积极采取防疫行动。为使标语简洁凝练，原文本省略了该号召词。为了对目标语读者产生同样的号召效果，也为了贴近英文“对话表达”口语化的习惯，译文同样省略了“let’s…”的表达。此外，符合目标语语言文化规范不仅要关注文本的内容，还要关注文本形式和句法结构差异：汉语重意合，结构相对松散，多以短句并列流水铺排且常使用重复词以加强句意；而英文重形合、重结构且主次分明，较少使用重复表达以避免呆板。因此，在英译标语时，译者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句子结构，使句法、逻辑更契合英文表达规范，满足读者期待。此例中两个四字格表达的都是共同抗击疫情之意，这种重复的方式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可以加强句意。在翻译时，译者贴近英文的表达习惯仅摘译出“join hands to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已然足够。

综上所述，抗疫标语有各自的焦点，可分为不同的类型。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焦点在相应侧重的伦理模式观照下完成翻译。除了上述所提再现伦理、交际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还应把握承诺伦理，该伦理模式既是对翻译伦理的总结和延伸, 也是对译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要求的补充和完善。需要注意的是，再现伦理要求的“真实再现原文”与承诺伦理中要求的“译文真实”有所不同，前者要求译者“真实地”传达原文本的语言内涵要求，即使原文本有误，译介时也可以不更正；而后者强调译者“真实地”反映事实情况，若原文本有误，译者应在译文中更正。例如，中方援赠亚美尼亚的抗疫物资标语为“高山之巅、长江之滨，愿中亚友谊比山高、比水长”，译文为“May our friendship higher than Mount Ararat and longer than the Yangtze River”。该译文出现了较严重的翻译失误，“高山”被译为“Mount Ararat(阿拉拉特山)”，用来象征亚美尼亚。此翻译经媒体宣传报道后引起了土耳其的不满。阿拉拉特山曾隶属于大亚美尼亚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交换利益该山被苏联割让给土耳其，但亚美尼亚一直不放弃对该山的声索，阿拉拉特山的归属问题便成为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的“陈年恩仇”。中方在领土问题上并无任何偏向，但译者这种本可以避免的翻译瑕疵却险些淡化或影响抗疫主题。因此，译者在译介抗疫标语时，应遵守对译作负责的承诺伦理，尽可能保持政治客观性。

当然，承担起伦理责任并非意味着译者要在“完全遵循某一伦理模式”与“完全遵循另一伦理模式”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翻译伦理目标是分层级的，当不同层级的责任产生冲突时，以“高”为上。[10]在基本层面，译者需对委托人、原文作者和读者负责；在更高层面，译者责任具有长远性和前瞻性，译者需对译作产生的长远效应负责。

四、结语

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外宣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在翻译抗疫物资所附标语时，译者会从标语的语言特征、文化内涵、语言差异、政治因素等多角度考虑，确定翻译的重心并选择和调整遵循的主要伦理模式，然后选择具体方法和策略完成翻译，实现传播目的。

外宣翻译的初衷是塑造真正的中国形象，使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因此译者的首要责任是使目标语读者对译文有完整、正确的理解。由于价值观念、逻辑思维和政治文化的差异，外宣工作应秉持“内外有别”的基本原则，译介时要换位思考以实现最大的宣传效应，不能生硬地照搬中文的思维习惯。在此基础上，译者要积极实现更高层面的文化建构责任和政治思想传播责任。这要求译者自觉树立政治意识，以国家利益为先，对中国的国情、国家政策和国际政治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而达到为政治发展服务、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等宣传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