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礼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王云云

（安徽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礼是中华文明特色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表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演变中，礼学因自身包涵着礼制、礼经、礼义等要素，其发展不仅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紧密相关，而且与时代思潮的迭起相互交织，尤其更与儒家思想的发展相得益彰。有清一代是礼学大发展的时期，上有皇权统治者倡导礼制、开设三礼馆的政治文化取向，下有民间社会积极响应以礼为教、敦风化俗的宗族组织建设，从而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礼学又一次在社会现实和思想学说的互动中焕发新貌。方苞（1668-1749）是清初到清中叶桐城派的一位重要礼学家。目前学界对方苞礼学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尚未能全面展示方苞礼学的丰富内涵及其在礼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有鉴于此，文章在回顾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思进一步推进方苞礼学研究的可能空间，以期对方苞礼学乃至桐城派礼学研究有所裨益。

1 方苞礼学概览

方苞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终其一生穷究经史，以文载道。《清史稿·方苞传》有言：“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可见，方苞既是一位深谙传统礼经学且热心于礼仪制度践履的礼学家，又是一位继承唐宋以来传统文道观的古文大家。方苞的礼学立足于传统的三礼经典研究，一方面呼应了清廷的礼治文化取向，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方氏宗族的礼制规范建设，是综合考量方苞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的有效切入点之一。

方苞自幼在父兄的教导下，接受儒家传统经典教育，曾自述：“五岁课章句，稍长治经书、古文，吾父口授指画焉”[1]926。苏惇元在《望溪先生年谱》中记载：方苞十岁时，“从兄百川读经书、古文……其兄为讲《经书注疏》《大全》，择其是，辨其疑，相与博究经、史、百氏之书，更相勖以孝弟”。“先生未成童，《易》《诗》《书》《礼记》《左传》皆已能倍诵”[2]21。成年以后的方苞在研习儒家传统“五经”时，一方面对唐宋以来前人的注解训释了然于胸，另一方面又具有较强的会通意识，追求经典中蕴含的“义理”：“循览《五经注疏》《大全》，以诸色笔别之，用功少者亦三四周。其后昆山刻《通志堂宋元经解》出，先生句节字画，凡三次芟薙，取其萃言而会通之，二十余年始毕”[2]22。从孩提时代经典章句的记诵到成年以后穷究经典注疏的义理会通，方苞以扎实的礼经学功底为其毕生的礼学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

在方苞的人生历程中，礼经研习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马其昶强调方苞的治经特色时，指出了方苞以“礼”为准的立身行事风格：“自少以至笃老，无一日不读经。其治经，不为苛细小辨，详诵本经及传注，而求其义理于空曲交会之中。笃于伦纪，其立身一依礼经，遇忌日，必废食；遭期功丧，必准古礼宿外寝”[3]88。丧礼是方苞尤为看重的一种人生礼仪。他曾告诫登门受教的沈廷芳要以“治经为务”，并以自著《丧礼或问》教授：“丧、祭二礼，事亲根本，世罕习者。生其研于斯”[2]35。而每当方苞遭遇至亲过世时，他都自觉遵守丧礼，甚至因为服丧过于严苛而引起亲朋议论：“先是，先生以弟椒塗卒，服未终，不娶妻；父母趣之，始娶。《礼》齐衰期，三月不御内。时七阅月，计已过时，先生犹不忍成婚入室，而异寝者旬余。族姻大骇，物议纷然。先生乃勉成婚，毕生恨之”[2]23。“及兄卒，执丧过礼，过期犹不复寝”[2]27。为至亲手足兄弟守丧，足见方氏兄弟情深；而孝事父母，为母侍疾，方苞也参考礼经：“先生以母老疾，酌《礼经》，筑室宅之西偏以奉事焉，而不入中门”[2]29。日常生活中，方苞根据礼经记载，适用相应的礼仪制度，其实质是凸显了人伦道德规范在家庭伦理关系中的重要性。

对于方氏家族来说，方苞也以礼为教，推进宗族组织制度化建设。52岁时，方苞“作书示兄子道希兄弟：定祭礼，拟置祭田，定教家之法”[2]33。75岁时，“始营建教忠祠于清凉山麓，并将己所置田尽捐为祭田，祀迁桐五世祖端事公，以公殉节故，祠名教忠，其侧又建太仆公小宗祠，岁时率族人致祭。其祭田经费赢余，则以周子孙窭艰、嫁娶、丧葬不能自举者。定祭礼，作祠规、祠禁及祭田条目，以示后人”[2]42-43。通过建立“教忠祠”，统率族人祭祀先祖，撰写祠规、祠禁，设置祭田维持祭祖活动开支以及周济族人等，方苞的这一系列举措有利于增强宗族成员的情感认同与集体认同，凝聚方氏宗族成员。

相对于宗族范围内礼制建设的易于推行来说，方苞有关国家层面的礼制设想则受到了一定的阻力。乾隆即位后，专门下诏要求群臣议定如何为雍正实行“三年之丧”。方苞因其好友礼部尚书魏廷珍的咨询，根据《周礼》《礼记》《仪礼》中的相关篇章，详考古礼而又参酌今制，作《丧礼议》，希望能在乾隆朝定为典法。《丧礼议》涉及天子守丧期间祭天地社稷、宗庙时祭由诸臣摄祭以及小祥、大祥、禫祭之后天子冠带服饰变化等诸多具体礼仪，还特别指明为人臣者在为君服丧期间，同样需要约束行为、遵循礼制[4]181-183。但是方苞的提议遭到了朝中大臣的阻隔，未能实行[2]38。

如果说方苞的日常生活中带有深深的礼学印迹，那么，在学术研究中，方苞的三礼学成果足以使其在清代礼学史乃至中国古代礼学史上都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后人多加审视。方苞29岁时，作《读周官》一文。康熙五十年，方苞44岁，“是年以后，潜心三礼，因以贯彻诸经”[2]29。但也正是在这一年，方苞因受《南山集》案牵连，被逮下狱。即使在狱中，方苞仍然“阅礼经自若”，先后撰成《礼记析疑》《丧礼或问》。康熙五十二年，方苞蒙恩出狱，被召入南书房。同年，方苞46岁完成《周官辨》。此后，方苞53岁作成《周官集注》。第二年，又完成《周官析疑》。乾隆元年，方苞69岁时担任三礼义疏馆副总裁，所上《拟定纂修条例疏》表明了其编修《三礼义疏》的指导思想。《三礼义疏》中的《周官义疏》由方苞在乾隆六年亲自纂成，进献以后，“上留览兼旬，命发刻，一无所更”[2]42。乾隆十四年，方苞8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著成《仪礼析疑》。《仪礼》因涉及众多的具体礼仪事项，随着历史发展的变迁，古礼难考，导致历来有众多学者苦于此经。方苞也曾有类似感慨，但终因《仪礼》包涵着礼仪精义，使其晚年倍加重视，身体力行，体会礼制意义。可以说，《仪礼析疑》正是方苞毕生礼学研究的结晶之作。

2 方苞礼学研究回顾

礼学是方苞人生和学术关注的中心之一。在方苞的生命历程中，随其年岁增长和学术积累加深，礼经研究贯穿一生。无论是幼时诵读，还是青年时期会通前人注疏，都为方苞中年以后致力于三礼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经学基础。而从方苞研习礼经之初，知行结合、躬行践履就成为其礼学的基本特色。方苞是一位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的礼学家。无论是在其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还是在家族的群体认同方面，乃至在对国家的政治影响层面，方苞都竭力强调礼仪制度的规范意识和价值的重要性。在学术研究生涯中，方苞的礼学著述丰厚。他是继郑玄、朱熹等礼学家之后，又一位涉猎“三礼”学，在《周礼》《仪礼》《礼记》方面皆有著述的礼学家。因此，方苞礼学是值得关注并需要加强研究的。目前，学界对方苞礼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2.1 方苞礼学形成与发展研究

方苞礼学发展与其人生经历紧密相关。冯峰认为，受与其交友的“史志派”和儒学名臣影响，方苞学术的形成代表了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形态，以宗奉程朱理学迎合清朝的意识形态。而方苞撰写的《周官辨》表现出了他在学术转向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理斗争，即隐约地表达了他在《南山集》案前后对皇权与官僚制度的批判意识。此外，方苞在主持编订《钦定三礼义疏》时，明确体现了宋学宗旨，并以在馆内学术领袖的角色，压制汉学家的解释、确立宋学经解的独尊地位[5]。在阐述桐城派与徽州朴学的渊源乃至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及其密切关系时，冯峰再一次提到：方苞和江永都精于礼学，且二人在乾隆初年曾有学术上的交往。但方苞幼时由章句之学入手，后攻读《五经大全》《通志堂经解》而逐渐确立其学术规模，又曾与浙东史学大家万斯同交会，遂治“经学”以“明道”，钻研三礼。虽然方苞礼学综合唐宋以来诸家义解，但一以程朱“义理”为裁断，谨守程朱理学之宗旨，其礼学目的在改变现实，而非恢复“古礼”等，这与江永的礼学有相同的旨趣。尽管方苞和江永大体在朱子礼学范围内探讨相关礼学议题，但二人的治学方法不同，尤其体现为对《周官》的研究[6]。

2.2 方苞礼经学研究

方苞重视礼经学，其三礼学研究成果丰富，所以，学界关于方苞礼经学研究起步较早，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方苞礼经学的内容、特色及其成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杨向奎从整体上论述方苞经学与理学的关系时，特别指出方苞治《周礼》尤勤。杨先生指出，方苞由理学及经学，醉心程朱理学，维护朱子权威，其《周官》原书虽出自圣王，但其中有刘歆作伪的看法影响到了近现代的今文学派，成为康有为攻击古文经学的重要来源。不过，杨先生认为方苞的看法是对于中国古代史无所知，未免武断[7]。其实，1955年，顾颉刚在校点方苞的《周官辨》所作之《序》中，就强调方苞是一位礼学专家，《周官辨》虽是一部研究《周官》的小书，但却全是方苞的心得。顾先生在文中列出了方苞所疑刘歆窜乱或伪造的九条经文，并与万斯大的《周官辨非》作比较。但顾先生认为方苞所举出的《周官》中他所认定的伪窜文字，是用了后代的思想来判别古代文籍的真伪，从现在看来，理由并不充足，很少是可信的[8]。

本世纪以来，方苞的三礼学礼研究得来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吴孟复的《桐城文派述论》中简要提及“清之通治‘三礼’者当以方苞为最早，遂开乾嘉之先河”[9]59。随后，林存阳在《清初三礼学》中充分肯定方苞于《三礼》皆有考究，卓然自成一家言，对于三礼学之演进，甚为有力，值得称道。他还指出方苞治礼有两个特色：一则长于以义理说礼，而不专究于名物制度之考辨；二则说礼意在贯通，于《三礼》参互印证，且能引他书证己见。同时，他也强调方苞不仅于三礼学有所发挥，且能以礼持身，运之实事[10]253-270。不过，限于全书体例和篇幅，林氏只是概述了方苞三礼学的相关成就。

学者丁亚杰综合考察方苞的经学，认为方苞的学问规模从文学、理学到经学，是有一定的逻辑推导而成。在《生活世界与经典解释：方苞经学研究》中，丁氏辟有专章从官制角度论究方苞对《周礼》女官的解释。同时，他认为从方苞礼学对女性的解释来考量方氏对两性地位的认识，其实并非像后人所想像或论述的女性受到压抑而居于配属的地位[11]219-304。与丁氏相关看法不同的是，暴鸿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认为方苞笃守紫阳，对理学无甚发明和贡献，却以理学礼教绳人，其推崇的理学属礼教理学。他强调在妇道问题上，方苞以道统自任，其妇女礼教观代表着一种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12]。

田丰的博士论文力图探讨方苞的经学与其古文创作的关联，以期对方苞在清代学术文化史上固有地位的认知有所推进。在论文第三章中，他以方苞为学历程为序，分别评述其三《礼》学，认为：《礼记析疑》在方法上，以文法切究经文，阐发义理之精微；注重以经证经，探求周世礼制仪节之详。在内容上，则期于正本清源的礼制甄别。《周礼》学的主要特色是以理解礼。其中，《周官辨》旨在辨伪与释惑，《周官集注》则寄托着方苞传承先圣之学，经术经世的深衷。而对《仪礼》的价值认知，方苞则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即社会现实驱使方苞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思想以及评价古礼的教化功能，遂使其晚年专注于《仪礼》研究[13]。

除了上述总体上研究方苞的三礼学之外，也有针对方苞的礼经学著述作出专门探讨的。周启荣在简要提及康熙朝的学者们在礼教研究领域明显带有一定的怀疑主义思想时，认为方苞的《读周官》流露出一种要捍卫古代经典著作整体权威性的态度，但在后来的《周官辨》乃至《周官集注》中，方苞则对《周礼》中的部分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持保留态度[14]265。刘康威聚焦方苞的《周礼》学，从方苞的生平与著作、方苞与《三礼义疏》的纂修、方苞的《周礼》观、方苞的《周礼》解经方法、方苞的《周礼》辨伪方法等方面较为系统全面地探讨了方苞《周礼》学成就[15]。蓝渝坚以方苞的《礼记析疑》为中心，专门考察了方氏此书对郑玄注的评议情况，以期了解方苞的礼学思想及《礼记析疑》的价值[16]。陈士银认为学界对《礼记析疑》一书重视不足。他强调方苞的《礼记析疑》揭开了刘歆窜经的内幕，诱发后来经学史上新学伪经的大讨论，且方苞论证能破能立，既有臆测之举，又多服人之处，发覆之功，不容遮蔽[17]。

2.3 方苞礼治思想与实践研究

方苞不仅注重“三礼”经典研究，而且强调在日常生活和家族管理乃至国家治理方面要充分发挥“礼”的规范意识和价值，倡导“礼治”。近年来，学界关于方苞礼治思想的研究，一方面侧重说明其礼治思想对不同阶层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对其宗族建设中有关礼法、宗法思想的说明。江爱华认为方苞推崇礼的“扶道教，裨风化”的教化和规范作用，强调礼的实质就是社会秩序，要以礼的秩序和规范来对统治者、官吏和下层百姓加以约束和教化：为民者要安贫乐道，奉礼守法；为官者要“已民之疾”，要廉政和有所作为；为君者治理天下要有敬畏之心，要加强自律。整个社会各阶层都能做到奉礼守法，天下也就各安其分，达到大治、大同和和谐了[18]。宋豪飞则指出方苞尊崇程朱理学，笃嗜经学，不仅着力于探究礼学的经典著作，更是一位礼学的践行者。在现实生活中，方苞身体力行，严格遵循古礼法，而在其“家训”中也告诫子孙必须严格依礼行事。营建“教忠祠”，制定祠规、祠禁等，反映了方苞笃守礼法、恪守宗法，以期敬宗收族，建立人伦秩序，永保家族绵延久远的根本目的[19]。

3 方苞礼学研究展望

如上所述，方苞是一位在清代礼学史乃至中国礼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礼学家。目前学界对于方苞礼学的研究已经有所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体现在：首先，方苞礼学的形成与发展的探讨，尤其是在方苞一生的仕宦交友经历中来考察其礼学发展所受到的影响，受到学者的关注。其次，方苞礼经学成就的肯定，尤其是“三礼”学中的《周礼》学、《礼记》学研究的意义及影响，得到学者不同层面的多角度说明。第三，方苞礼治思想及其实践，特别是其礼教思想在宗族组织建设中的作用及意义，引起学者的注意。这些研究和成果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作为桐城派古文大家方苞诗文以外的礼学成就，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可否认，现有的研究尚存在一些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

首先，从清初至清中叶思想学术发展的社会历史大环境着手，可以进一步说明方苞礼学形成与发展的时代因缘。明清更迭，清初统治者意识到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得到满汉民众的普遍认同，需要对政治、文化政策加以调整。因此，康雍乾时期，官方统治者崇儒尊道，一方面需要建立起巩固皇权政治体制的思想准则，倡导“以礼为教”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还需要借助儒家传统的礼制规范来重建社会秩序，提倡“以礼为治”的社会理想。这种以“礼”为核心的社会治理观，也在清廷主导的礼制修定和礼经编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方苞曾深受康雍乾三朝最高统治者的信任，无论是参与相关礼制讨论，还是担任三礼馆副总裁，抑或落职后的晚年注重方氏宗族组织建设，其一举一动都处于清初到清中叶这一政治统治策略调整的关键时期，因而，对方苞礼学的历史考察绝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野来整体观照方苞礼学发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其次，从儒家传统礼学的构成来看，可以运用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方法综合考察方苞对“礼”的理解、礼经学研究以及礼制的践行。思想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以“礼学思想”来深入解剖方苞礼学，可以弥补学界目前对方苞礼学仅做单一分类研究的某些不足，从而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方苞礼论、礼经学、礼制研究之间相互关联、有机融合的全貌及其学术成就。方苞学宗程朱，且究心于宋元经解，以程朱理学来矫正晚明以来阳明后学之弊，其礼论强调“礼”的教化和规范意义，实际上与朱子以理学诠释礼仪文明传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目前学界对于方苞礼学与其义理学的内在关联关注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到对清初理学复兴与清中叶以后礼学蓬勃发展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在礼经学研究中，方苞的《周礼》学研究成果众多，而且有学者明确指出其《周礼》学的特色在于“以理解礼”，但方苞的其他礼学著述研究，如《仪礼析疑》《丧礼或问》尚未涉及到。方苞对丧礼格外重视，《丧礼或问》不仅被当时学者认为是“粹然同于七十子之文”，而且在他看来学者研治经典时可以首先从《丧礼或问》入手。《仪礼析疑》更是方苞的最后一部礼学著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这两种礼学成果，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此，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角度对方苞的礼经学成果进行综合全面考察，不仅有助于全面评估其礼学成就及学术地位，还能深入理解方苞的经典研究中所蕴含的经世济民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更能详细说明方苞在参与礼制讨论以及加强宗族组织建设中赖以订立礼制规范的经典文本依据。

再次，从方苞学术思想发展的总体视角来看，可以深入考量方苞礼学与其《春秋》学等其他经史研究的联系。方苞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其治学讲究“通经致用”，“尤究心春秋、三礼”。《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中，《春秋》是正名分、讲尊卑的，与礼学兼重外在礼仪制度和内在礼义精神具有相通性。方苞明确提出：“凡义理必载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则文字所不载，而义理寓焉。盖二书乃圣人一心所营度，故其条理精密如此也”[4]197。“《春秋》之法，常事不书。然必尽合于礼而后得为常”[20]19。方苞强调要在文字以外来体会圣人作《春秋》《周官》的义理，其实质是要探求礼制背后的原理。而在理解《春秋》大义时，方苞主张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评断人物事件的是非标准是“礼”。因此，在方苞的学术思想体系中，《春秋》学与其礼学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从经典解释的角度来看，方苞对于《春秋》《周官》等的解经方法大致相同，但如何借助于《春秋》来说明礼制发展，乃至解读《周官》以表明“以礼治国”的礼治理想，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具体研究。此外，方苞的《诗经》学著述《朱子诗义补正》，按其自述：“仆说《诗》虽有与朱子异者，而所承用，皆朱子之意义”[4]379。

最后，以方苞礼学的时代反响为切入点，可以在具体说明清代不同思想学术派别之间的交互争鸣中客观评价方苞礼学的历史地位。方苞礼学成果丰硕，既有对前人如郑玄、王安石、朱熹、敖继公、陈澔等人礼学的批判、继承和发扬，又有对同时代学人诸如万斯大、李光地、李光坡、龚缨、顾琮等人礼学的吸收、反思和批驳，更是他自己礼学思想和主张的直接体现。然而，值得注意和深究的是，虽有李光地和顾琮等人对方苞的礼经学研究成果较为推崇，但四库馆臣和清中后期的一些礼学家对方苞礼学著述的评价总体并不高。比如，四库馆臣将方苞的《周官集注》列为正目并认为其“训诂简明，持论醇正，于初学颇为有裨”时，却顺带评价《周官辨》“持论太高，颇难依据”而将其列入存目。《周官析疑》也被列入存目，且与《礼记析疑》一样遭到四库馆臣的大力批判。另外，阮元和王先谦分别主持编纂《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时，基本上涵盖了清代经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但却没有收入方苞的任何礼学著述。因此，究竟该如何看待时人在评价方苞礼学成就时表现出的巨大反差，或者说方苞礼学在清代礼学史乃至中国古代礼学发展长河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如前所述，方苞学宗程朱，究心于宋元经解，长于义理说礼，而乾嘉以后的清学发展以汉学为盛，四库馆臣乃至阮元等都力主汉学。正因为如此，在汉宋门户之见的视野下，方苞礼学不仅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也没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学界最新研究已关注到方苞和江永京师之会论学三礼的后世书写与汉宋之争的关系[21]。应该说，这对具体考察清学不同思想学派争鸣背景下方苞礼学的历史地位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4 结语

总的来说，方苞是清初到清中叶的一位重要礼学家，其丰富的礼学成果已得到学界的一定重视，并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反思方苞礼学研究的现状，从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相结合的角度，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方苞礼学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成就，进而凸显方苞在中国古代礼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