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鼠疫与近代国家医学的建立

慕君毅

【摘要】国家医学是19世纪中后期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兴起的概念。其核心信条是国家为了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有权力在普通民众中强制实行卫生清洁、隔离等规章制度的理念。中国长期以来，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基层组织控制的乏力、长期以来儒家礼教的文化熏陶，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匮乏，没有能够产生政府进行强制公共卫生措施的条件，一旦有关地区发生鼠疫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往往造成很大的损失。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清政府结合实际，逐步接受了国家医学的概念，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改变了以往依赖民间组织自发控制疫情的方针。在庚戌鼠疫爆发之际，首次在实践中以国家医学为准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庚戌鼠疫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关键词】庚戌鼠疫;国家医学;公共卫生

国家医学是19世纪中后期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概念，受民族国家意识的发展和急性传染病防控的现实需要而应运而生。它的核心信条是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公众的健康，为此了这个目标，可以暂时牺牲民众短期的权益，国家有权力在普通民众中强制实行清洁卫生、隔离等规章制度，以此保护公众的健康和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国家医学理念发展初期，西方政府通常只会在受到鼠疫等涉及群体性威胁时才涉足公共卫生事务，到了发展后期西方政府受卫生改革运动和微生物学革命的影响，鼠疫直接传染的概念也被社会普遍接受，政府日益觉得有必要对公共卫生事务进行持之以恒的监督和管理。1910年10月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鼠疫，为中国近代最为严重的一次，传播范围广泛，死亡人数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1910年为旧历庚戌年，故称“庚戌鼠疫”。鼠疫的过程中清政府首次在实践中贯彻了国家医学的基本概念，并通过新式警察机构在民众中严格推行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制度，在较短的时间里控制了疫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传统社会对鼠疫的应对

（一）民间的传统防治

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对农民而言，鼠疫的控制是需要巫师、道士和僧侣来介入的超自然现象。民间信仰将鼠疫的起因归结为神对人们道德败坏的惩罚，身体健康被认为是神对善行的嘉奖，身体生病则是对恶行的报复。当神认为整个社会都不可救药时，瘟疫就会发生[①]。在民间的想象中，鼠疫既是“疫鬼”造成的，也是五瘟使者派出的“瘟神”施加给“邪恶”社会的苦难。由于大众对鼠疫的认识以鬼神为中心，那么控制鼠疫的手段也集中于如何安抚瘟神和驱逐疫鬼。民间定期举行驱除邪魔的祭祀，通过念诵咒语，佩戴驱邪护体的吉祥符，以此企图重新获得神灵的护佑。但是这些做法除了提供精神层面的慰藉，对控制鼠疫传播的实际效果来说根本无济于事，反而因频繁的大型祭祀，密集的人群加速了鼠疫的传播。

（二）官方的传统防治

首先，尽管清政府在当时还维持着较为详备的赈灾制度，鼠疫期间的救助也是地方官员需要处理的例行事务。但鼠疫不同于影响更广泛的饥荒和洪水，因为医疗条件有限，难以同普通疾病辨别，鼠疫往往被当作普通疾病处理，所以很少被地方官员认为是真正的灾难。和清代大量饥荒和洪水送往北京的奏折相比，关于瘟疫的奏折则寥寥无几。“谨案入告之章，言灾异不言祥瑞，止于地震旱涝等类，而不及瘟疫。”其次，清代瘟疫期间标准的行政措施也只是以调查和救济为主[②]。在对瘟疫调查完毕后，地方政府直接通过衙门和药房把药和钱物赈济给病人[③]。此外，地方政府也采取清扫公共道路、疏浚公用水井，焚烧鼠疫患者物品、掩埋尸体等卫生措施。这些措施尽管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与我们所现实期望的政府行动仍有很大差距。更加不幸的是，地方政府也支持并积极参与地方乡绅举行的驱疫、祭祀仪式。如1748年湖南鼠疫时，湖南总督新柱令当地官员向受害者救济药品、食品，同时命令当地官员抓紧祭拜瘟神[④]。19世纪晚期，1893年湖南省安仁县发生鼠疫时，湖南巡抚吴大澂在奏折中写道：“我恭恭敬敬地上书神灵，并派官员去各地祭拜瘟神，祷请上天保佑。之后，疫气渐消，民心大慰”[⑤]。

就这样传统民间依据自己朴素的认识，对鼠疫病原进行解析，然后依照自己的理解，构建了一系列的民间防控体系，但是由于其自发、盲目、迷信的特点，在鼠疫的愈演愈烈中，传统的模式被迫宣告失败。另一方面，直接传染的概念缺失传统医学的支持，隔离鼠疫患者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作为依据;儒家关于礼义的道德准则也反对隔离病人，儒家认为在危难之际抛弃亲属的家庭为无情无义;最后，实施隔离与检疫需要全面的官僚管理和监察力量，而以乡绅为核心所建立起来的乡族体系并不足以承担这样庞大的任务，因而清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推行强制性的国家措施。这些客观条件限制了国家医学很难在中国的传统环境中诞生，但是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节点，一切又充满可能，近代化是时代赋予的主题。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刺激与反应、压迫与反抗，各种因素互相交融，在这样的背景中孕育出了近代国家医学体制的雏形。

二、国家医学下对庚戌鼠疫的控制

庚戌鼠疫发源于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1907年至1910年之间，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上升，旱獭皮价格从0.3卢布（0.12美元）上涨到了1.8卢布（0.72美元）[⑥]，可观的利益吸引了大量山东、河南等地的农民去往满洲里地区猎取旱獭。随着狩猎规模的扩大，猎人们对病獭也不加辨别地猎取，加之猎獭者居住在拥挤的铁路宿舍，旱獭皮常就身边堆积，恶劣的卫生、密闭的通风，急剧放大了鼠疫爆发的风险。1910年10月下旬，鼠疫在中俄边界的满洲里爆发了。不同于常规通过啮齿动物和鼠蚤传播的腺鼠疫，此次鼠疫是通过咳嗽、打喷嚏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感染力更加强悍，鼠疫很快传遍了拥挤的铁路宿舍，随着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增加，猎獭者们纷纷乘火车或步行逃离满洲里。经由满洲鐵路系统将鼠疫进一步扩散至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大城市，最后甚至蔓延至关内的直隶、山东等地，波及华北、中原广大地区。

（一）国家层面

鼠疫来势汹汹，危急时刻，清政府决定由东三省总督锡良主持大局，任命盛誉中外的医学专家伍连德为东三省全权总医官。各省防疫总局负责具体防疫工作，民政司与交涉司负责协调工作。（一）统一防疫战线，成立各级防疫领导机构，在东北三省分权的基础上，以各省民政司、交涉司为工作主体，协调巡警局等部门成立省级防疫治疫机构[⑦]。（二）为使治疫工作有章可循，颁布了一系列防疫法规，如1911年1月19日颁发《京奉火车防疫章程》，明确规定乘客必须在山海关留验观察5天方可放行;由东北运进关内的货物必须经医官检验后方准许进入。（三）落实相关责任，对各级官员明确相关职责，如卫生警察有搜疫的职责，负责巡视所在区域的鼠疫患者。对警员中防疫不力的给予严惩;对虚报死亡人数、隐瞒当地疫情的官员进行革职处罚。（四）落实奖惩制度，东北总督锡良特向清廷请旨，建议给予防疫人员与军人一样的战场待遇，参照军队的条例进行奖励，对贡献突出的防疫人员给予“异常劳绩保奖”，对在抗击鼠疫中不幸身死者，则“依阵亡例优恤”[⑧]。对不按制度落实的官员、警员及民众则按章给予惩处。（五）奉天省（辽宁）于1902年就建立了新式警察机构，职能经过不断完善。到1909年的时候，奉天警务局成立了两个卫生队，由209名警察和随从组成，负有清洁道路、管理水井、种痘、检查食品安全、卫生检查、赈济药品、检查尸体的职责。[⑨]基层的组织建设在这场鼠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基层防控

在国家医学的指导思想下，为有效管控民众，防疫总局制定了由新式警察具体负责的鼠疫预防和控制计划，并将相关规章制度与要求都登载在当地的报纸中，以扩大知晓范围[⑩]。（1）隔离控制，以沈阳为例，整个城市被防疫总局划分为7个警区，每个警区配有12名警官，2名医生及若干负责勤务的苦力。他们封锁自己负责的警区，要求民众佩戴表明所属区域身份的臂章，严格控制区域之间的流动;（2）清洁卫生，由警察派遣的劳工对道路、水井、厕所、市场等公共场所进行彻底清扫。利用焚烧、蒸汽、煮沸、药物等方法对其进行严格地消毒[11];（3）搜疫检疫，卫生警察进行挨家挨户地巡视，检查并督促民众房屋内部的卫生打扫，负责报告辖区所发现的确诊和疑似鼠疫病例，对流民、穷人和妓女等易感染人群进行重点监察。（4）任何形式的大型集会被禁止，新年期间的拜年被取消，关闭了妓院、澡堂等易造成交叉感染的场所，对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设立了检疫隔离站。

（三）民间应对

与清政府在国家医学理念的指导下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相对的，是民间组织自发的行动。1910年正是多事之秋，庚戌鼠疫来势汹汹，中央政府财政紧张。民间的商会在大疫面前慷慨解囊，并组建了自己的卫生队，协助警察进行救治、隔离、搜疫等行动，前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政府在防疫过程中人员和经费的紧张。防疫总局起初也赞成民间的努力，将其视为官方抗疫之外的重要补充。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转变，商会为弥补官方隔离医院的不足，开设了商会隔离医院。[12]但它对严苛的西式检疫进行了中式的改革，因此商会医院相比于官方医院的规定更为宽松，比如商会医院允许病人亲属看望病人、医生不严格佩戴口罩、确诊区与疑似区进出不进行消毒等。宽松温和的规定使鼠疫患者的亲属更乐于将患者送往商会医院，而非官方医院。而商会医院对西式疗法与中式疗法的折中造成了大量鼠疫亲属被交叉感染，一度给鼠疫的控制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于是省政府勒令商会关闭其开设的隔离医院[13]。

1911年4月，经过了近6个月的努力，庚戌鼠疫得到了平息，国家医学作为在庚戌鼠疫中基本的指导思想，具有重大意义：（1）组织建设，庚戌鼠疫爆发之前，清政府就在国家医学理念的影响下成立了卫生司，负责管理所有与国家公共卫生有关的事务，东北地区也建立了新式警察机构，以面对可能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式警察被赋予了重要的卫生职责。这些机构的成立，成为庚戌鼠疫中的桥头堡，成为拦截鼠疫蔓延的第一道防线。（2）制度建设，清政府以国家医学为指导思想，鼠疫之初就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统筹防控全局，颁布相关防疫法规，各级密切配合，压实责任分工，赏罚制度分明，从国家层面严密组织管控，改变以往保守落后的态度为开明开放，在制度方面为战胜疫情奠定上层结构基础。（3）具体行动，严格的防控措施对稳定治疗成果具有重要作用。在国家医学的指导下，防疫总局制定了由新式警察具体负责的鼠疫预防和控制计划，严格的防控措施尽管暂时限制了民众的自由，但为最终战胜疫情赢得了宝贵时间。在1910年的多事之秋，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了破坏力巨大的肺鼠疫，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民众生命健康。（4）疫后建设，国家医学理念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考验，疫后清政府强化了对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视程度。1911年4月17日由外务部、民政部、邮传部共同拟定的《防疫章程》下发到各省，强调“嗣后遇有防疫事件，即行一体遵照”。章程“总则”规定：“本章程在京师由巡警总厅执行，各省由民政司巡警道督率地方官办理。”[14]要求各省遵照贯彻实施，使今后的防疫工作有章可循，同時它是我国国家层面的第一部防疫法规，成为国家医学制度化的先声。1912年10月1日哈尔滨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致力于疫病传播、治疗等方面的研究，负责指导防疫工作的具体开展。在后来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扩充与完善，推动了全国性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

三、结语

“重大疫情的防治，绝不单单是医学、医术的问题，也是对主权国家的社会管理、社会组织能力及国际合作能力的严峻考验。”[15]庚戌鼠疫作为中国近代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干预进行的公共卫生领域的活动，实践中展现出了利用国家行政手段应对急性传染病中高效的一面。清政府愈加相信有必要完善自己的公共卫生制度，并有责任使用必要手段来保护公众的健康，这是清政府在时代背景下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同时开启了中国公共卫生近代化历程的大门，成为了国家管理公共卫生的先河。疫后，清政府进行的公共卫生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公共卫生法规、制度的近代化，庚戌鼠疫成为近代国家医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鼠疫期间的应对措施以及国家医学理念成为后世处理公共卫生事件的范例。

[①]  班凯乐，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M].朱慧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5页。

[②]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医药卫生，顾纯奏折，嘉庆十九年[1814年]九月六日，组4，文件207-223。

[③]  《昆明县志》，1939年，第2卷，第13a-14b页。

[④]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医药卫生，新柱奏折，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月九日，组4，文件207，9。

[⑤]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类，赈济，吴大澂奏折，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一月十八日，组359-4-75，第92箱。

[⑥]  管书合，1910-1911东三省鼠疫之疫源问题[J].历史档案，2009，3，91。

[⑦]  焦润明，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J].历史研究，2020，2，16。

[⑧]  《疫气蔓延人心危惧请俟事竣保奖出力人员折》，《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6页。

[⑨]  国际鼠疫会议，1911年奉天国际会议报告[M].马尼拉出版社，1912，249-253。

[⑩]  《盛京时报》，1911年1月10日，第5版。

[11]  《盛京时报》，1911年1月10日，第5版。

[12]  《盛京时报》，1911年1月29日，第5版。

[13] 《盛京時报》，1911年1月17日，第5版，1911年2月11日，第5版。

[14] 《督院瑞准民政部咨会奏拟订防疫章程一折札行交涉司巡警道文》，《湖北官报》1911年第97期，第7-8页。

[15] 《爱国侨胞、防疫泰斗伍连德》，《哈尔滨文史资料》第28辑，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印，2006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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