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矿区内的“反把”运动述论*

刘海梅

(湖北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近代以来，中国矿业生产中包工制度盛行，源自西方以“计件”为主要特征的包工制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把头制融合，形成了一种封建性极强的劳动制度。把头制与包工制在概念上存在明显区别，但由于各地在“把头”称呼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往往将“把头制”与“包工制”混为一词。把头制(包工制)久为社会诟病，把头(包工头)对工人超经济剥削和惨无人道的压迫，成为近代矿业劳资冲突的主因。国民党为动员民众起来参加革命，早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就提出要取消“包工制”[1]，但一直未能实现。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在矿区开展了一系列的相关改造活动，“反把”运动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

学界很早就注意到群众运动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一直以来成为研究的焦点[2]，但对群众运动在国家工业化建设中的作用则鲜有关注。作为中共国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解放战争时期矿区的“反把”运动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观察这场运动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客观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解放区的工业何以能快速发展。本文拟以全面内战时期煤矿业中的“反把”运动为重点，对这场运动的社会背景、开展过程、实际作用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深化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共党史研究。

一、 解放区“反把”运动开展的原因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批城市、工矿区和广大乡村，解放区面积空前扩大。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新解放区拥有东北的鹤岗、鸡西、蛟河、赛马、通化、扎赉诺尔和华北的焦作、六河沟、峰峰、潞安、房山、华丰等主要煤矿，还拥有开滦、大同、淄博、枣庄等部分矿区。1946年底到1947年初，人民解放军在东北进行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作战，给东北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迫使其停止战略进攻，转入守势，我方则完全转入主动，扭转了东北战局。

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推进，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都需要大量的物资资源，尤其是煤炭成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满足军需民用的当务之急。东北(当时包括热河和内蒙古在内)和华北是我国煤炭生产的重要基地。东北煤炭资源丰富，抗战结束时其产值占中国本部煤业产值的97.7%[3]786。然而，日寇覆灭前对东北工业进行了大肆破坏，留下的是一个个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矿山，加之苏联撤走时对东北的矿业设施进行了拆迁，煤业的损失达到80%[3]785。抚顺、鸡西、鹤岗、阜新、北票、本溪湖、烟台、营城等煤矿遭到重创，生产的恢复异常困难。当时“工矿业有的(如鸡西等矿区)遭到敌伪严重破坏，发电所被毁，器材散失。‘八一五’后年余时间内，生产陷于停顿；人员离散，矿坑被水所淹”[4]。工人生活极度困难，在东北“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里，大部分工人穿着破烂单薄的棉衣，不少人穿着麻包片，每天只吃几两高粱米”，仅鸡西煤矿就有三四万矿工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5]111。

华北地区的淄博、枣庄、大同、焦作、六河沟等矿，也都遭到同样严重的破坏。焦作矿区原来共有18个坑口，当人民政府接收时，其中遭到完全破坏的就有11个，所余的7个坑口也仅剩下井架。山东淄博矿区的洪山、新博、西河三大煤矿共有矿井50多座，95%以上被淹。由于煤炭严重匮乏，东北、华北的工业交通濒临绝境，电厂不能发电，工厂不能开工，铁路交通不畅，军事运输受阻。据参加东北民主改革的亲历者梁平回忆：当时“工业和民用的主要能源——煤，极度缺乏，工厂不冒烟，火车不能运行，最重要的军运列车不得不烧豆饼。负责整个东北地区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号召大家节约一斤一两煤炭来支援前线。在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里，他带头不烧煤取暖”[5]110。

一些矿区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取得了矿山的管理权，建立了一些基层工会，对旧的管理制度也作出了一些改变，职工群众受到鼓舞，生产有所恢复。但是，在一段时期内，由于对在接管敌伪厂矿后主要依靠谁来管理这个问题的思想不够明确，对工人同把头之间矛盾的特殊性理解不够，又急于出煤，广大矿工没有真正被发动起来。日伪留下的旧机构和制度还没有根本改变；原来骑在工人头上的汉奸把头以及警宪特分子，摇身一变钻进管理机构担当领导职务，有的尽管名义上不叫把头了，然而势力仍在。

从当时形势来看，抗战刚刚结束，解放区政权并不稳定，面临着反动派的包围进攻和全面内战的危险。广大矿工、职员和技术人员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压力很大，对共产党还不信任。抚顺、鸡西、西安(今辽源)、枣庄、焦作、六河沟、峰峰等煤矿长期处于敌我双方“拉锯”形势，国民党军队多次反扑，洗劫矿区。在鸡西，“由于煤矿都远处山区，蒋匪军勾结胡匪谢文东等不时袭击矿山，矿区内部串通旧宪兵、特务、把头，阴谋杀害干部和积极工作的职工人员”[4]。位于华北的峰峰煤矿，在解放军攻占了邯郸、武安，收复了磁县县城后不久，即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反攻。“因战争连续不断，工人情绪不稳定，具体表现在回家——有往山东，有往河南，有往河北(大部分是矿工)，有的职员与里工都不在矿区住，搬往附近村庄住。”①

从中共的立场上讲，煤炭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煤业的一蹶不振将会影响到整个解放区工业的发展。要使工业活起来，首先必须解决能源问题，而要解决能源问题，就必须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工业生产中的劳动问题实质是如何将被管理者(这里是指矿业工人)的劳动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在矿井数量、生产设备、工人的技术水平等客观条件短时间内难以改善的情况下，如何将工人的劳动热情释放出来？针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在解放区领导工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把”运动，以改变矿区中存在多年的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建立起工人当家做主的新秩序，从而达到恢复生产、赢得战争的目标。

二、解放区“反把”运动的过程

矿区废除把头制度的努力，最早开始于东北解放区。1945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陆续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鸡西、鹤岗、抚顺、西安等煤矿发动群众进行“反把”斗争。

工作组运用诉苦等一系列重要的动员手段，启发工人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把头制的罪恶和取消把头制的合理性。在积极分子的带动下，工人们倾诉了阶级苦难和个人的血泪史，揭发了那些压榨工人最厉害的汉奸、把头。诉苦首先是从小组开始，发动老工人在小组会上回忆过去受把头欺压的往事，然后组织矿工结合自己的经历揭发把头的罪行，最后让苦大仇深的老矿工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典型诉苦。许多老工人说到把头打骂自己的情景时，声泪俱下，有的讲到伤心处时，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要求处死汉奸把头的口号声不断[6]。

寻找和确定斗争对象是运动初期打开局面的关键，一般是将大汉奸、大把头列为斗争的重点对象。1945年12月，鹤岗矿务局成立后，将大把头杜文祥作为头号斗争对象。杜文祥在抗战时期曾诱骗山东、河北等地灾区、贫困地区的群众1万多人到鹤岗，帮助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煤炭，民愤极大。1946年3月，东北兴山市民主政府根据鹤岗煤矿900多名工人的联名指控，将这个罪大恶极的大把头处以死刑[7]。接着，民主政府又公审了汉奸大把头潘耀同，并判其死刑[8]。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抚顺市工会组织共发动斗争50次，仅龙凤矿参加斗争大把头的即达3万余人次[9]。

为达到斗争的效果，诉苦和清算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民主改革工作队进驻穆棱煤矿后，广大矿工纷纷找工作队，要求清算把头，帮助工人翻身。1946年9月，在工作队和军政机关帮助下，工人扣押了大把头王子钦，清算了他历年克扣工人的财物。恒山、麻山、城子河3个矿，通过清算查出罪恶严重的把头、特务40多人。本溪矿工从1945年底到1946年3月经过20次清算斗争，共获得斗争果实128万余元。在诉苦、清算基础上，工作队趁热打铁，转入挖坏根的讨论。在讨论中，矿工们开始意识到，工人阶级的苦难，是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大坏根是日本鬼子和蒋介石，小坏根是汉奸、把头。

在华北等新解放的矿区，党和民主政府根据工人的迫切要求，也普遍开展了反对汉奸特务和封建把头的斗争。1945年底，六河沟煤矿公司与工会共同成立了4个工作组，深入发动群众，批判了特务刘明德和大把头周立玄，1946年7—8月，矿区诉苦清算运动达到了高潮[10]。1946年淄博矿区党和工会组织领导矿工开展了反奸诉苦斗争。1月，淄川煤矿工会筹委会和中共淄川县委组织几千矿工及家属队伍开展反奸诉苦大会，控诉清算了大把头李文成的罪行。5月，淄川煤矿又召开了万人反奸诉苦大会，斗争了大包柜黄其芳，会后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同月，西河煤矿工会组织召开了有3 000名矿工参加的反奸诉苦大会，斗争了悦升煤矿把头张笑文，并将其匿藏在淄川的几百万元工人工资发还工人。淄博矿区反奸诉苦斗争，共清算资本家、把头达20多人[11]。

除此之外，华北地区的峰峰、焦作、华丰、井陉、石圪节等矿区也先后开展了反奸诉苦大会。1948年，在经过长时间的宣传发动、充分酝酿之后，10月初石圪节煤矿召开了第一次“反把诉苦大会”。随后，在五阳、小河堡、王庄等矿也都召开了同样的斗争大会，长期遭受压迫的广大矿工以血的事实控诉了把头的罪恶，大把头孙树林、孙英才等26人先后受到处理[12]117-118。通过诉苦、清算、挖苦根等政治活动，中共成功地改造了工人的社会情感，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唤起了矿工巨大的情感能量。

三、 “反把”运动中各方的态度与行为

“反把”运动中，作为革命对象的把头，其财富、地位、声望都是注定要被剥夺的，从微观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仍有必要关注这些人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即便是作为运动受益者的矿工，他们在运动的不同阶段出于不同的考量，也采取了或合作或抵制的态度。

许多档案资料对把头在运动中的反应作了描述和归纳。1945年11月，峰峰煤矿对把头的行为选择作了如下记录，鲜活地反映出他们在运动不同阶段的表现。“未斗以前，把头(一般都在内)向我们买好——我知道八路军好，为老百姓，并夸功——我从前当过抗日干部，或者我家里谁当过抗日区长，同时发给工人粮食，他说我愿意救济工人，对工人的态度也好转了，这是一种小一点的，同时也是一种怕斗的人，尽量买好，避免他挨斗”①。

到了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些把头准备逃跑，有的搬家，有的卖粮卖东西”①，有些把头则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有的是关于战争局势的谣言，如“中央军要打回来了”“八路军不行了，还乡团来了”，等等，以激起群众的恐慌情绪。在太行第三分区的一些煤矿收复以后，“特务分子造谣——八路军占不住，中央军要来占呀，等等，因此‘变天’思想在工人中占主要的统治地位”，“再加上敌人几年来对工人的统治，一般人看不到我们的力量，不了解我们的政策，所以对我们不相信”②。

在特定的形势下，一些把头也会采取威胁恐吓和直接破坏活动，比如投毒、打黑枪等极端对抗方式，更多的把头则是煽动工人的不满，破坏干群关系，借机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在河南武安的利太煤矿，把头破坏的手法首先是造谣，破坏工会与行政的关系，使职工不团结[13]。石圪节煤矿斗争开始以后，把头孙树林、郭延英等企图利用老乡、兄弟等宗派活动来拉拢工人，破坏反把斗争，企图分化工人内部的团结，破坏干群关系，以削弱反把斗争的锋芒[12]117。

安源煤矿把头的对抗则更具有策略性。他们利用带有封建色彩的测字法煽动矿工说，汉字“件”里含有一个“牛”字，意味着在新制度下工人的生活不会好过“牛马”。相反，旧的“包工制”则更为人性化，因为“包”字里含有代表自己的“己”字[14]。党组织及时发现了把头利用测字的手段煽动工人罢工的行为，并对此进行了更严厉的打击。

由于运动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把头的行为选择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并深受外部局势的影响，特别受制于各地的军事力量对比和政治局势。把头势力从最开始的对抗(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互相包庇”转变为“互相揭发”。在根据地巩固的矿区，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把头的态度最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峰峰煤矿开展运动以后，处决了一大批把头，对其他的把头产生了震慑，他们纷纷起来互相揭发，主动向工会交代自己的罪行，有的还主动退赔了贪污、克扣、敲诈工人的工资和财物，争取得到宽大处理①。

对于矿工来说，“反把”运动对他们的命运产生了直接、深远的影响。工人无疑是运动最大的受益者，但大多数矿工并不是一开始就愿意或敢于对封建把头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这其中，安全因素和个人利益因素的考量是两个重要方面。运动起初阶段，他们担心这些前来帮自己“翻身”的人能不能“站得住”，政权会不会“变天”。随着运动的逐渐深入、形势逐渐稳定，安全因素的考量重要性降低，其行为选择主要取决于个人利益。在六河沟煤矿的民主改革运动中，运动领导者和工人之间，并非一直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矛盾或隐或明。“我们是坚持斗争的，同时这些把头孤立无援，……这时工人情绪也很高，一到环境变了，中央军进攻，特务造谣，这些人的态度就变了，拖延时间，等中央军来，这时工人情绪也随之低落，只是顾自己的生活而做别的事情，担柿子，做临时工，有的发愁，离职后怎么办。”②

对于运动的领导者来说，要推动运动的向前发展，必须营造气氛，影响把头和工人对形势的判断，这就需要强大的宣传和组织力量。在民众聚集的场合公开集会则是基本的形式，诉苦会、说理会、控诉会、清算会、公审会，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可以使工人从人数上产生一种安全感，以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安源矿工赵大财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的。党组织通过反复的动员工作，最终将赵大财恐惧的阴影消除殆尽[15]。在石圪节煤矿，工作组及时地揭穿了一些把头的阴谋诡计，根据“坚决镇压，积极分化，依靠群众，分别处理”的原则，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给企图顽抗和蒙混过关的把头当头一棒[12]117。对于工人合理的生活诉求，党组织则尽量予以满足，力图将运动中工人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但对于群众单纯逐利的私心，党组织也耐心进行教育，“教育工人打通思想靠近我们，使其认识到(斗争把头)是自己的事情，并召开积极分子会，讨论、反省、认识这个问题，更多地启发群众”②。

四、运动中的“过激化”问题与“纠偏”

“反把”运动是在中共政策指引下，由各级党组织和基层干部领导矿工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被动员起来的工人群众也一度出现了“过激化”问题。1947年10月，东北局派出50多人的工作队到鹤岗领导民主改革工作。工作队到后，批评鹤岗矿务局的主要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要求矿务局党委作出了《大规模开展“反奸、反霸、反警特清算斗争”的决定》。12月11日，300多名工人代表包围矿务局机关，按名单抓人。第二天，各矿统一行动，工人们连夜抓人，原计划要抓的名单不到500人，多数是伪满的汉奸、把头、伪警宪特以及民愤极大的劳务系监工等。但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便难以控制，继而凡是在伪满时期管点事的，包括旧技术人员、职员等也大部分被抓。至此，斗争运动席卷整个矿山。当时，鹤岗全局人员7 000人，共抓了1 113人，达到全局人数的16%，平均每6人中就有1人被抓，运动发生了扩大化的“左”倾偏差，这就是“鹤岗事件”[16]。同一时期，北票煤矿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当时被关起来的职工有60余人，多数被吊打，几十户被没收了财物[17]。

上述情况的发生显然不利于生产发展，也不符合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一些煤矿因斗争生产遭到损害，在业工人惶恐不安，不安心生产。针对这个问题，当时陈云同志将情况向中央汇报，中共中央东北局委托李富春、李立三、王首道、吕正操等组成工作组，于1948年3月在哈尔滨召开会议，专门解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基本上否定了鹤岗的做法，并组织学习了1948年2月7日新华社发表的《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社论，此后，东北煤矿善后“纠偏”工作开始。对于因扩大化被抓、被抄、被分的人员极力安慰，退还财产，并给予经济补偿，退还被抄财物者共154人，补偿救济335人，总救济金额达1 789万元[18]。北票煤矿的“过激化”问题不久也经上级指示停止下来，被关押的陆续释放，到1948年8月，东北煤矿善后工作全部结束。

在处理善后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又委托陈云挖掘深层次原因，总结教训。陈云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后改为《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对所谓的“把头”这一群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进行了细致区分，对矿区的各级各类职员也进行了分类，提出了相对应的策略。

首先，对于“矿山中专以额外剥削工人为职业的把头，这些人与一般职员不同，他们与工人的矛盾最深，工人至为痛恨。在人民企业中，决不允许特务分子和把头制度的存在，决不能让原来把头担任领导工作，其罪大恶极而工人要求法办者，应允许工人要求送交法庭惩办及追偿损失”；对于把头所雇用的总务、庶务等人员，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曾经仗势欺人，克扣工人，并且假公肥私，他们之所以能够占有“肥缺”的原因，常常不是由于业务技能，而是依靠特殊势力，洗刷、撤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人，不仅是工人的要求，也合乎多数职员的愿望。不过，在洗刷、撤换这些人员时，“必须把这些部门中未曾作恶的主持人员及非主持人员、下级职员加以区别，不应一律对待，以免扩大打击面”[19]250-251。

其次，对于工矿企业中的下级职员，这部分人占职员中的70%～90%，他们“虽然具有一般旧知识分子的意识，看不起工人，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是接近工人的。因此，对于下级职员应该团结，大体上应该和工人一样待遇；同时应用教育的方法改变其轻视工人的错误认识”[19]。

再次，“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不搞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予必要和可能的优待，使他们发扬专长，为人民服务。对于能与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观念、克服困难、努力创造的技术人员，应予鼓励”[19]。

此外，对于矿山中的矿长、坑长等高级管理人员，“一方面，他们有专门知识或业务技能，有组织生产、组织业务的经验，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中的多数是日寇、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企业中或大或小兼管人事的生产和业务管理人员，他们管理的性质及方式虽然不同于把头、特务，但与工人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因此，对于这些人员的使用及他们与工人之间的矛盾的处理，必须谨慎而恰当”，“其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流血斗争’或殴打职员，而应该采取批评、团结的态度。但完全忽视工人对管理人员的不满，也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阻碍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因此，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开展工人群众的批评和管理人员的自我批评，得罪过工人的，要赔礼道歉，以便达到团结的目的”[19]251。

五、矿区“反把”运动的实际效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调动工人阶级劳动积极性的努力始于延安时期的“赵占魁运动”。不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主要策略是将工人的劳动与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强调工人是为革命而劳动[20]。而到了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则主要通过“反把”等群众运动来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成为国家、社会、企业的主人，从而担负起工业发展的重任。

不难看到，通过“反把”斗争，矿工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文件上宣布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而且从制度设计上让工人阶级成为事实上的主人。“反把”斗争过程中，各矿区管理机构与管理体制均相应进行了改革，调整了一批矿、坑领导人员，工会、生产管理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纷纷成立，民主决定企业生产和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东北，抚顺煤矿各坑口均建立了生产管理委员会，由党、行政、工会的负责人员及技术人员和有威望的老工人参加，负责管理矿山[21]。本溪煤矿工人不仅有了说话做事的权利，而且还有了参加管理工厂的权利，仅采炭部就有30多个工人担任职员[22]。在华北，峰峰、六河沟、焦作等煤矿，工会组织成立后积极协助民主政府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困难工人，安置失业工人。

通过这场运动，往日的“煤黑子”抬起了头，直起了腰，他们用发自内心的歌谣来抒发这种喜悦之情：“天上无云难下雨，地上无土难生根，要是没有共产党，累断腰骨难翻身”，“千年枯树开了花，劳动人民当了家，当家不忘共产党，生产劳动来报答”[23]。当家做主的矿工生产热忱大为提高，劳动态度发生了积极的转变。鹤岗的工人意识到：“多出一锹煤，等于为前线增加一个手榴弹；多出一吨煤，就等于增加一颗大炮弹。”鸡西的工人不甘落后，他们提出：“多出煤炭，支援前线，解放军打到那里，火车开到那里，保证煤炭供应到哪里。”[24]日寇破坏后的矿山，根本没有什么采掘机械、液压支架、掘进机、凿岩机等设备，井下采煤全靠用手镐刨，广大工人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把日本侵略者毁灭的煤炭基地复活起来。在华北，随着各地煤矿工会组织的建立，工人放弃了原先用来对付资本家、日寇的那些激烈的手段，团结一致地为完成生产任务而奋斗。

不仅如此，“反把”运动还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干部，为国家工业化准备了人才队伍。抗战结束以后，新解放区干部数量匮乏成为制约中共国家建设的一大障碍。在东北，为了同国民党争夺，中共中央决定分几路部队赶赴东北，负责接管地方工作，但基层干部数量远远不够调配，尤其是工业经济干部奇缺，以致“坐过火车的可以搞铁路工作，纺织工人可以搞纺织厂，机械工人可以搞兵工厂”[25]。通过“反把”运动，东北和华北两个解放区共提拔6 876名有觉悟的优秀工人担任了矿长、队长、区长、班长等基层领导职务[26]。

通过这场运动，解放区矿业工人的劳动效率极大提高。据统计，与1948年相比，1949年鸡西煤矿采掘效率提高了0.31吨，全员效率提高了0.04吨；鹤岗煤矿采掘效率提高了0.32吨，全员效率提高了0.04吨，两矿的全员效率均超过了日占时期最高年产时(1942年)的全员效率③；1946—1948年两个煤矿共生产煤炭1 667万吨，解决了东北解放区的军运、工业和生活用煤。在华北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磕井煤矿，共产党收复煤矿后立即进行“反把”等民主改革，工人人数由1 000余人增至4 000余人，日产煤4 000余吨，平均每工每日的效率为1.25吨，比敌占时增加了1倍多[27]。峰峰煤矿收复以后，1947年煤矿工人人数半年内增加9倍，产量增加达30倍，每工日产煤平均为0.79吨，超过敌占时2倍以上[28]10。淄博矿区的煤矿业也蒸蒸日上，1947年，新汐煤矿公司每日产量由265吨增至630吨，淄川煤矿公司由120吨增至400吨，新博煤矿公司由126吨增至200吨，西河煤矿公司由150吨增至300吨[28]10。京西的门头沟煤矿，工人建立互助生产组，月月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29]。经过“反把”运动，石圪节煤矿从1946年1月份月产煤1 240吨提高到12月份月产5 800吨，一年内生产水平提高367%，每工日产煤达到0.73吨，比日军占领时期提高了约一倍[12]98。

解放区矿业取得的进步，究其原因有多种，比如提高了工人工资，采用了八小时工作制，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等等。但至为重要的是，通过“反把”等民主改革运动，取消了剥削制度，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能[30]。

六、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设中，民众动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物质利益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领导的这场“反把”运动，不仅实现了矿区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而且还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建设和巩固解放区，夺取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提供了范例。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理想的实际效用，与党采取了独特的对策有关。

首先，充分发动群众，注重对工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反把”运动，不是简单地以行政命令方式废除旧制度，而是充分动员群众，进行群众性教育与动员，使工人认识到把头制的罪恶和取消把头制的合理性；通过工会对工人进行系统深入的政治教育，改造他们的劳动态度，提高他们政治觉悟，发挥工人群众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以主人翁的新的劳动态度对待自己所参加的劳动”[31]。

其次，采用典型推动一般的方法，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骨干。在运动的不同阶段，矿区有自觉带头的积极分子，也有不甘落后的中间分子，还有被运动浪潮卷进来而思想行动仍站在运动之外的落后分子，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过程中都注重发现骨干、依靠骨干和培养骨干，推动运动深入开展；生产竞赛和创新纪录运动的开展，评选、表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同样可以起到类似作用。

再次，民众动员要以生产发展为衡量标准，注意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运动发起阶段党要赋予群众斗争的合法性，应以政治斗争为中心，但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扫清矿山管理民主化障碍，树立工人主人翁地位，以达到生产发展的目的。因此，运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要适时转移中心，这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生产进一步提高的必然要求；在“反把”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注意区分把头群体的不同性质，对于哪些人属于把头，哪些人属于把头雇佣人员，哪些人属于职员进行了区分，既避免运动扩大化的倾向，又注意保护好群众斗争的热情。

尤为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能以运动的实际效用为衡量标准，在政策偏差之际适时纠正，从斗争走向团结，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成功实现民众动员和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法宝。

注 释

① 《峰峰矿区职工运动材料》，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A07-02-08-09。

② 《关于煤矿、煤价、矿工的调查研究报告》，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A07-02-08-10。

③ 《东北国营煤矿年鉴》，东北煤矿管理局计划处内部版，1949:118,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