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报刊的抗日动员
——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

唐 倬

(贵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序幕。同年12月，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激发国人抗日热情，《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该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最后改为双日刊，在苏区期间共出版240期。《红色中华》甫一出刊就受到广泛欢迎，被各地工农群众争相传阅，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动员的重要媒介。本文以《红色中华》中涉及抗日的史料为基础，着重分析其抗日动员的内容、策略和历史意义。

一、《红色中华》抗日动员的内容

(一)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唤醒民族危机意识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是《红色中华》进行抗日动员最重要的内容和方式。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东北三省。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日军相继在上海、热河、蒙古等地发动军事袭击，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红色中华》自创刊起就十分关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动态，相继报道了日军对我国东北、华北、华东等地的武装侵略暴行。例如，1932年1月《红色中华》刊发的《日军继续轰炸上海》报道了日军空袭上海南站的惨状：“敌机十二架，在南站附近共投炸弹八枚，该站站台、天桥及水塔、车房被炸毁，同时在站台候车离沪的难民均罹难，死伤达六七百人。死者倒卧一地，伤者转侧呼号，残肢头颅，触目皆是，血流成渠，泥土尽赤，景象之惨，无以复加。”[1]些真实而惨痛的文字，将日军的残暴凸现得淋漓尽致，对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军事入侵之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经济侵略。《红色中华》对此也予以充分关注。例如，1932年5月《红色中华》刊发题为《论日满经济统制》的社论，详细披露了《满洲经济统制根本策案》的主要内容，指出一旦《满洲经济统制根本策案》得到实施，“日本军阀必然要更进一步的走向极端的阴谋，使东北三省经济陷于最尖锐的混乱地位，使整个策安都成为大规模的准备战争的用途。”[2]《红色中华》正是通过揭露日军军事侵略中国、经济掠夺中国的方式，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从而唤醒了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

(二)批判当局对日政策，激发国人爱国热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全国各地要求抗日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国民党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大部分的军事力量用来进攻革命根据地，以此来实现其独裁统治的目的。有鉴于此，《红色中华》对国民党当局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活动进行了全程报道。例如，日本侵略者在完全占领东北后，将魔抓伸向了我国华北地区。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统治集团非但没有积极组织力量捍卫国家主权，反而派遣何应钦与侵略者签订了《塘沽协定》。《红色中华》对国民党当局的这一行为极为痛惜，指出：“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步步退缩，等到日军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士兵与民众的时候，国民党一面以暴力阻止抗日士兵抵抗日军，一面则声称‘战略关系’，继续的退让妥协。”[3]除此之外，《红色中华》还先后刊登了《无耻国民党企图掩盖断送平津的卖国行为》《国民党军阀的卖国竞赛》《国民党与日军成立新妥协》等文章，全面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惜违背民族利益、出卖国家主权的丑陋行径。《红色中华》关于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的报道，在苏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北平、上海以及苏区的爱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以游行、请愿、演讲等方式批判国民党的妥协行为，从而激发了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

(三)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指明团结抗战方向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中国共产党毅然举起了领导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大旗，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其抗日主张。《红色中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自然而然地肩负起宣传中共抗日主张的责任。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刊出的多数新闻报道都与抗日相关。例如，1932年4月15日《红色中华》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一文，正式对日宣战，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的目的，就是要“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4]，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宗旨。

在局部抗战初期，关于“中国该不该抗日”“中国能否战胜日本”“中国怎样战胜日本”等一系列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对此，《红色中华》发表《中国能否抗日？》一文，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对比、中国经济实力梳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等方面深入论证了中国抗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强调“中国能够抗日，而且只有抗日才能保障民族的解放和生存，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更伟大的胜利。”[5]随后，《红色中华》又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一文，从军事、经济、社会、外交等各个方面回答了“中国怎样抗战”这一问题，并指出“如本纲领能见诸实行，则结果不仅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继续进攻，不仅能收复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和一切失地，而且我们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6]这一言论给国人展现了抗日必胜的光明前景，提振了军民士气，促进了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

(四)报道各地抗日事迹，凝聚民众抗日决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断蚕食中国，给中国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军事实力，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将士始终保持高昂的抗日热情，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抗日的时代洪流之中。在中央苏区，广大军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抗战事业捐钱捐物。在东北沦陷区，一些东北军官兵、地方武装、爱国士绅、知识界人士、青年学生以及广大工农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抗日斗争大潮之中。在国统区，各界人士为促进全民族抗战大声疾呼，抗日浪潮势不可挡。

在此背景下，《红色中华》如实记录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奋勇抗日的光辉事迹。例如，1933年7月《红色中华》刊出《东北义勇军是东北民众的抗日武装》一文，详细介绍了东北义勇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辉煌战绩，指出“他们是英勇坚决的同日本帝国主义肉搏血战的民族英雄。”[7]与此同时，该文还搭配了一文漫画，描绘了一双写有“工农红军的民族革命战争”“义勇军的斗争”的拳头砸向两个身上标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字样的小人，将工农红军和东北义勇军联合起来抗击侵略者、打击卖国者的革命宗旨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在1932年到1934年间，《红色中华》先后刊载了《援助东北义勇军的热潮》《反日讨蒋同盟举行募捐》《援助白区抗日斗争募捐报告》等文章，及时报道全国各地民众援助抗日的事迹。尤其是《援助白区抗日斗争募捐报告》一文详细地记录了1933年1月16日到2月19日间苏区各个机关援助抗日斗争的款额，并对款项的去处和用途作了细致说明，使读者能够感受到苏区政府主张抗日、支持抗日的决心，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国人勇于抗日的信心和意志。

二、《红色中华》抗日动员的策略

(一)丰富新闻体裁进行协同动员

新闻体裁是指新闻写作的表达形式。一般而言，传统纸媒的新闻体裁主要包括有社论、消息、特写、通讯、调查报告、记者来信、人物专访等。在报刊的新闻宣传过程中，丰富的新闻体裁设置不仅能够给读者带来充实的阅读体验，还能够对其进行一定的心理引导。在抗日动员方面，《红色中华》不仅常设社论、通讯、消息等版面报道抗日消息和宣传抗日思想，偶尔还会开辟《世界零讯》《读者来信》《抗日问答》等专栏，刊登《寄东北义勇军的信》《赤色职工国际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抗日》《上海民众的反日运动》等文章，以各种不同的新闻体裁对各类人群进行抗日动员。值得注意的是，各个栏目在宣传抗日的过程中并不各自为营，而是采取彼此配合、相互协同的宣传策略。例如，1934年4月《红色中华》在第211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日动员，先是在头版以几乎整个版的方式发表《中国能否抗日？》的长篇社论，从各个层面剖析中国抗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第二版开辟了“抗日募捐”专栏，刊登了《前方红色战士募捐援助义勇军的大成绩》《白区群众抗日运动募捐慰劳绥远将士组织绥远后援会》《安定县筹款超过计划，群众自动募捐抗日经费》等通讯文章，其间夹杂了《东北抗日自卫军击败日军》《抗日先遣队纵横浙境威震杭江铁路》等消息，通过社论、通讯、消息相互配合的方式报道全国抗日活动的最新进展，促使读者能够在多种不同栏目接收关于抗日的信息，从而加深了苏区军民对抗日必要性的认识，提升了《红色中华》的传播效力。

(二)紧扣时事政治进行集中动员

对于综合性媒体而言，时事政治报道是其新闻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进行时事政治报道的过程中，一些媒体会选择在相应的时间范围内，围绕特定的时事政治事件，展开大规模的集中报道，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吸引公众注意力，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

《红色中华》在进行抗日动员的过程中，十分善于紧扣时事政治开展抗日动员。在1932年至1934年间《红色中华》总共刊登了与抗日相关的文章有134篇，从其内容上看，大多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东三省沦陷、一·二八事变、古北口战役、东北义勇军抗日等政治事件相关。可见，《红色中华》将抗日宣传与时事政治紧密的契合在一起，以便提升动员效果。例如，一·二八事变后，《红色中华》在第12、13、14、15期中集中刊载了《上海日侨全部归国：日本猛攻上海前之准备》《日军轰击上海之起端》《日军强占上海后上海工人失业状况》《日占上海后继续占领汉口计划》等文章，通过集中报道的方式展现了日本入侵上海的全部过程，使读者充分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起到了很好的动员效果。《红色中华》在紧扣时事政治进行抗日动员的过程中，还特别注重用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来加强动员效果，如在批判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讲话，指出“国民党所谓‘维持本国秩序与安宁’，实际上就是镇压中国工农的革命运动……蒋介石把全国正规军百分之七十派到江西来进行第五次‘围剿’，正是表明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当清道夫的作用。”[8]这种将领导人讲话融入新闻报道的方式，无形中增加了抗日动员的张力。

(三)巧用共情叙事进行情感动员

所谓共情叙事，指的是深入受众内心，充分考虑其情感和思维，将叙事内容和其体验、情绪、遭遇和诉求联系起来，从而“使叙事者与受众在不断的互动交流中达到理解与沟通，并在情感上和精神上产生共鸣的心理现象”[9]。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合理采用了文学表达中的共情叙事方式，在新闻文本创作方面大胆创新，通过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苦难遭遇和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日等情境的描述，给读者带来了悲痛、激扬的阅读体验，促进了报刊与读者双向的情感共鸣，提升了动员实效。例如，1934年6月《红色中华》报道了日军蹂躏东北人民群众的恶行：“迨至东北三省失陷后，日军籍口清查人口，挨户搜查，浪人流氓，从而助虐……劳苦群众尤遭日军仇视，死于非命者，不可胜数，青年妇女，罔不被强奸或轮奸，家有值钱物件及粮食，悉数被抢走。”[10]寥寥数语将沦陷区人民的痛苦遭遇描绘得淋漓尽致，使人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东北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在日军铁蹄之下的苦难前景。

此外，《红色中华》在报道各地军民组织抗日活动的新闻文本中，特别注重运用一些极具鼓动性的语言文字，激发读者的抗日斗志。例如，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发表《赤卫军(少先队)抗日誓词》一文，号召广大青年行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们誓以校标和枪炮，为抗日战争流到最后一滴血，粉碎五次‘围剿’，打倒汉奸国民党！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滚出中国！”[11]慷慨激昂的文字极大地唤醒了读者抗日热情，促进了传受双方的情感共鸣。

三、《红色中华》抗日动员的历史意义

(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红色中华》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机关报，是中央苏区政府用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动员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向外界传达政治主张、传播抗日方针的文化载体。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退让的双重危机下，《红色中华》通过报道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政府妥协求生的丑恶嘴脸，客观分析抗日战争的可行性、必要性，广泛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从而使人们能够看清时局，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华民族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与此同时，《红色中华》的抗日动员有助于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敢于抗日、坚持抗日的光辉形象，从而促进国人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二)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抗日战争事关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需要各个民族、各个团体、各个党派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共御外侮。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尤为重要。有鉴于此，《红色中华》在进行抗日动员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引导群众、激励群众的宣传理念，通过及时报道各地军民积极抗日的事实，激励国人的抗日士气。与此同时，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人口等方面的深入分析，展现抗日战争的光明前途，使国人挣脱了“唯武器论”“日本不可战胜”等思想藩篱，认识到“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12]，有效增强了民众的抗日信心。

(三)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入侵下，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击敌人侵略的必然之举。《红色中华》自创刊伊始，便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大旗，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进行抗日动员的过程中，《红色中华》不仅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军民的抗日场景，还兼顾对国统区、沦陷区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和各个民族抗日的新闻报道，使读者认识到抗日战争不是哪一个党派、哪一个阶级能够独立完成的，而需要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是由于《红色中华》的广泛宣传，人们意识到团结抗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