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红星》

周铁钧

1931年12月，中央军委第一份机关报《红星》在江西瑞金创刊，张如心、邓小平、陆定一先后任主编。从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至1935年8月，在艰难困苦的条件和险峻形势下，《红星》报出刊《长征专号》31期，准确及时地发布、传达党中央、军委在长征中的重要指示、谋略决策、战斗指令，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弘扬党的革命主张，翔实地报道红军披肝沥胆、砥砺奋进的英雄壮举，刊载红军与劳苦大众的鱼水情谊，是一份与长征同步、详尽载述两万五千里征程的纪实资料。

引导征程的“旗帜”

决定红军命运的长征最初并未定下明确的目的地。董必武曾回忆道：“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听见别人谈过。”

长征出发第10天，《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期出刊，发表邓小平撰写的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文章明确指出，红军长征的任务是要在“运动战”中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长征是根据形势变化，为摆脱“围剿”、保存自己的战略大转移。

这篇社论在部队传达后，打消了广大指战员的迷惘困惑，官兵们明白了形势的严峻和任务的重要，增强了在行进中消灭敌人、夺取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总结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同年2月19日，《红星》报全文刊载《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指出：“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

自此后，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情况变化，不断调整战略，《红星》报也陆续发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等文章，及时传达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报道长征动态，第一时间公布战况，解析疑虑，部署任务，鼓舞斗志，使部队打仗有准备，行进有目标，心中有方向，被指战员誉为引导征程的“旗帜”。

1935年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做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红星》报及时发表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 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向红军传达了这—重要决定。红军长征过程中，党中央根据战斗实际、情况变化，多次修正设想和计划，在行进中改变部署、调整战略，才一步步确定进军陕北的正确目标。

《红星》报详细、准确地记录了长征路径的演变、战略部署的修正、攻防决策的解析等，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军史档案。

激励斗志的“号角”

红军长征途中，遭到数十万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一路上大小战斗不断。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下，红军二占遵义、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一场场铁血激战，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让红军扬眉吐气、信心倍增。《红星》报也在第一时间报道胜利消息，公布战果，被广大指战员誉为激励斗志的“号角”。

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发表《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报道虽未描述战斗情景，但仍在全军激起巨大反响，各部队都掀起“学英雄、多杀敌、夺胜利”的热潮。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杨成武在后来的《忆长征》一书提及这篇报道时说：“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都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

1935年2月，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打赢一场大胜仗，《红星》报以《把遵义战斗中的模范营连写在红板上》为大标题详细报道战果：“击溃敌20余团，敌死伤千余，被俘2000余人。我军缴获机关枪30余挺、步枪3000余支、子弹30多万发……”

继遵义报捷后，《红星》报又连续刊载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喜讯：《红军占领桐梓城》《王家烈叫救命》《红星奖章奖给火线上的英雄》等，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给了红军战士们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1935年5月30日，《红星》报用整版篇幅，报道红军抢渡大渡河的传奇场景，战斗描写生动详尽。该期《红星》报发到部队，指战员们欢呼雀跃，有的读报员已念过几次，还被战士们团团围住，要求“再读一遍”。

排忧解难的“益友”

在长征途中，由于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红星》报由铅印改成手刻蜡纸油印，“报社”的全部家当只有两条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内装手推油印机、钢板、铁笔、蜡纸、油墨和毛边纸等。采编人员每天行军百余里，在行进中采访、构思文稿，到了宿营地，就在铁皮箱上编撰稿件、策划版面、刻写蜡纸;他们常在部队休息、隐蔽的间隙，甚至在敌机轰炸中坚持工作，听到出发号令，再立即收拾物品装箱，挑起担子就走。

蜡纸可以随意刻寫文图，编辑们就为《红星》报增加题图和尾花，为文稿配以插图或漫画，标题用美术字刻写，一改铅字的呆滞死板，图文并茂，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红星》报除在《社论》《要闻》中发布、报道重大决策、消息外，还设有《军事常识》《红军生活》《红军家信》《卫生常识》等栏目，为官兵释疑解惑、排忧解难。

红军长征进入粤湘境内后，常遭敌机轰炸，部分官兵缺乏防空知识，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红星》报立即编写稿件，在《军事常识》栏目刊发《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敌机来了别乱跑》等文章，连夜刻印发到连队，让大家很快掌握了防空知识和隐蔽方法，减少了人员伤亡。

行军途中，许多战士光着脚走路，《红星》报在《红军生活》栏目刊出《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编草鞋不一定非得用“草”》等文章，呼吁把解决行军穿鞋问题提升到减少病员、提高战斗力的高度来认识，并教导战士们把废弃、缴获的纺织品撕成条、拧成绳、打成鞋，比草鞋更舒适耐穿。

长征出发不久，发高烧、“打摆子”的疟疾病在队伍中流行，《红星》报刊出《蚊虫叮咬会染疟疾》《防治疟疾的草药》等文章，号召“不吃冷水，每人做个竹筒，装上开水在路上吃”，随着防病治病知识在部队中普及，部队很快控制了疟疾的传播。

《红星》报还开辟文艺副刊《俱乐部》，设立《客家山歌》《红军歌曲》《猜谜语》《趣味问答》等栏目，图文并茂、生动有趣，极大丰富了官兵们艰苦征程中的文化生活。

参加长征的红军很多出身贫苦，识字不多，不能看报，部队就以连、排为单位，由文化水平较高的战士组成“读报小组”，同时教认字，让战士们识文断字的能力普遍提高，还鼓励大家积极为《红星》报写稿，哪怕一句话、一段小故事都可以。

《红星》报采取广泛发动、全军办报的方针，组织起一支由罗荣桓、张爱萍、聂荣臻、罗瑞卿等红军将领为骨干的500多人通讯员队伍，不仅保证了稿源，还为提升红军整体文化水平，培养宣传骨干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5年6月，《红星》报连续报道了红军官兵互助的感人事迹：《一个动员捐了八百元》《接二连三的晚会》《充满着愉快的篮球赛》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抒写了广大指战员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故事，并配发短评指出：“红军的团结互助，激发出了无限的战斗力量和革命精神，红军正是依靠这种力量和精神，才不断地打击敌人，取得伟大的胜利。”

《红星》报鲜明的导向、权威的发布、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深得红军官兵和苏区群众欢迎，被誉为“政治工作指导员” “红军战士的良师益友”。

通令全军的“号外”

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刊了发行期间唯一的“号外”，内容虽不是突发新闻，也并非重大消息;但总政治部要求在全军深入宣传、贯彻“号外”内容，做到指战员人人皆知、个个会背、严格遵守。

这篇“号外”的标题是《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全文如下。

“为保持红军的阶级纪律和群众的密切关系，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实现赤化白区的任务，本报提出下列号召：（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的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的东西得赔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作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地屙屎，宿营时挖厕所。我们要求各连队用革命的方式来完成上列各项工作，创造争取群众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模范连队;大家一起来向破坏红军纪律的坏蛋作斗争。”

从“号外”内容不难看出，我们党即使在艰苦的时候，也丝毫没有放松作风纪律建设。“号外”发出后，在长征队伍中引起广泛反响，各“读报组”反复宣讲，许多连队开展了“遵章守纪才是红军” “我为群众做一件好事” “送一个礼物给老乡”等活动，使部队纪律、军民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

不久，时任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根据“号外”内容和总政治部颁布的纪律条例改编成歌词，由时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填入《土地革命歌》曲调，谱就了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快在红军中传唱开来。长征胜利会师后，这首歌又迅速传遍陕甘宁边区。

通令全军的《红星》报“号外”，充分表明红军经受千辛万苦，历尽艰难险阻，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是得益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得益于贯彻执行铁一般的纪律，得益于广大群众的拥戴和支持，这在今天看来，也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军民鱼水的“涌泉”

红军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援助与支持，贫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也须有红军做强大的后盾，这种军民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鱼水关系，《红星》报《长征专号》每期都有详细报道。

1935年1月，红军进入黔北地区，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把自己不舍得吃的腊肉、米粉、甜酒等送到红军驻地，主动帮助红军清理营地、筹集粮草，还在街上写满“拥护共产党”“红军胜利” “红军到了工农痛苦解除了” “红军取消苛捐杂税”等标语口号。同年1月15日，《红星》报刊登《尚稽场群众热烈拥护红军》，报道了群众拥护红军的义举。

1935年2月，红军取得遵义战役胜利，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拥军热情，《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1期报道了红军与遵义群众欢庆胜利的场景。

1935年8月，红军进入云贵川，针对地区多民族的特点，《红星》报刊发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同时发表《消灭随意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把遵守纪律提到生活的最高位》等一系列文章，要求部隊严格遵章守纪，不损害群众利益。

《红星》报还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注意事项。如红军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区后，发表《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等社论，号召部队“百倍努力争取彝民的工作，与他们发生紧密关系，抓住他们反军阀的热情，组织彝民游击队，团结他们在我们周围”。

军民的鱼水情谊像喷涌的泉水，充盈、激发起群众拥戴、支持红军的热情，也更加坚定了工农子弟兵为人民打天下的决心和信心。

红军长征历尽二万五千里的艰难险阻，《红星》报始终陪伴队伍左右，它及时、生动、详尽地记录了长征中的大事、要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战略部署，歌颂红军的英勇无畏，振奋军民精神、激励革命士气，它是中国军事史上的铁血纪实，是中国共产党辉煌历程中不可多得的珍籍典卷。

（作者系锦州市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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