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送后代下基层略记（下）

孟红

周恩来：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周恩来常常教导亲戚后辈要着“布衣”而暖，食“菜根”而香，这是一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生活态度。周恩来一生奉行并要求晚辈们做到的就是这种生活作风。他一再教育晚辈要始终站在工农群众的立场上，自觉抵制特权思想的侵蚀。为此，他十分支持和鼓励晚辈们到基层群众中去，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做一名普通劳动者。

周恩来没有子女，他待侄子、侄女们视同己出，但一直严格要求。1968年，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中，周恩来也支持并送侄女周秉建去了内蒙古牧区大草原插队落户。

周恩来热情地鼓励侄女：“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周恩来考虑得很周详，他说：“要做好战胜各种苦难的思想准备。不要忽视困难。你过去不吃牛羊肉，到了牧区你还要锻炼吃牛羊肉，首先要过好生活关，这很重要。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注意和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你到内蒙古牧区安家落户，一定要到贫下中牧民中间去，一定要虚心向那里的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一定要和蒙古族人民搞好团结。”

1970年12月，周秉建在牧区应征入伍，所在部队地处北京市郊区。

周恩来知道后，却劝侄女脱下军装，继续回去当牧民。他语重心长地对周秉建说：“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是在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儿也不能搞。你要回到草原去，回到牧民身边，继续接受教育。你应该把参军的机会让给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周恩来还专门叮嘱侄女：“回去还是要住蒙古包，就和牧民在一起，这一点要百分之百做到。”

于是，周秉建又回到了草原，和牧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融入牧民们中间去。她回到内蒙古后又几次放弃了上大学和去工厂的机会。后来，周秉建刻苦自学蒙古语，于1975年10月考入内蒙古大学蒙古语专业。毕业后，她遵从伯伯周恩来的教诲，又一次回到已与自己结下不解之缘的大草原，脚踏实地在祖国的草原上施展抱负、贡献一切。

后来，周秉建回忆在内蒙古生活和工作的27个春秋时深情地说：“我对大草原和对西花厅的感情一样，结下了终生的缘分。”

周秉德是周恩来的另一位侄女。周秉德参加工作不久，组织上把她从基层农村小学调动到区委机关工作。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找周秉德谈话，问她：“是不是因为人家知道我的身份而照顾你进城的？”周秉德回答说：“不是。是区委需要党员，小学里的党员很少，所以把我抽调上来。”周恩来听后说：“哦，是这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们基层组织的工作呀！但你还是要多在基层工作锻炼为好。”周秉德知道伯伯叮嘱她的含义，一直严格按照伯伯的要求去做，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20世纪60年代，为减少北京市人口，国务院曾出台一个政策：夫妻双方如一方在北京，另一方在外地，在北京工作的就要調往外地。当时，周秉德在朝阳区委工作，她丈夫沈仁骅在西安部队工作。领导找周秉德谈话做动员。周秉德说：“不用动员了，4个月后，我休完产假就调往西安。”周秉德调到西安后，在那里工作了5年，后来又随丈夫去贵州山沟里工作了4年。

周恩来对侄女的做法十分满意。他要求后辈不搞特殊，到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周恩来的大弟弟周恩溥去世后，周恩溥的妻子王兰芳拉扯着独子周荣庆长大成人。1950年，王兰芳带着周荣庆到北京生活。

周家与王家是世交，王兰芳很早就认识周恩来和邓颖超;王兰芳参加革命以后，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对王兰芳说：“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王兰芳听从周恩来的建议，从此成了一位不拿国家工资的老干部。

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来的侄子周荣庆刚刚从部队转业，周恩来就鼓励他到基层工作，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于是，王兰芳与儿子周荣庆从北京迁到河南焦作。从此，他们一家扎根焦作。

董必武：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 “老牛”。1975年4月7日，叶剑英同志在董必武追悼会上评价说：“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董必武在为党和人民奋斗和奉献的一生中，始终以“新功未建惭高坐”为座右铭，一贯保持大公无私和艰苦朴素的优良品德，并以此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人。

1969年，董必武的次子董良翮高中毕业后，面临着就业问题。当时的首选好去处是到部队参军，其次是到工厂当工人，这两种岗位最受人追捧;而大部分青年人都要去农村插队劳动。当时董必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凭借他当时的地位，只要随便给儿子安排一个工作，都能让儿子留在城里，甚至要安排孩子去部队或工厂也应该是比较容易的。然而，董必武却没有这么做。

严于律己和公私分明的董必武尽管最为疼爱这个孩子，但在当时全国都在响应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政策的时候，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儿子当了知青。董必武态度十分坚决鲜明：“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按照父亲的要求，董良翮乖乖地报名下乡，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

临别时，董必武提醒儿子：“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他反复叮嘱儿子，“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

最后，董必武问儿子有没有什么需求，董良翮说：“想跟您要两件东西：要您的洗脸毛巾和牙刷。”原来，董必武的洗脸毛巾长久使用已经磨出了洞，牙刷的柄都用断了，是用绳子捆起来继续用的。这两件东西，是董必武艰苦朴素作风的象征，董良翮要这两件东西，是要用父亲的好作风勉励和鞭策自己。

董良翮回忆，当时父亲教导他，一定要将自己当作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而董良翮也始终记得父亲说的话。

董良翮并未辜负董必武的期望，他下乡插队后，脚踏实地扎根在农村。董良翮虚心向农民学习，从最基础的农业知识学起，跟着村里的老人一起下田，争着干苦活、累活，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被树为知青的先进典型。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对董良翮的事迹作了详细报道;有关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一位“革命干部的后代”。董良翮與当地农民同甘共苦，风里来雨里去，一干就是10年。

董必武不仅把儿子送去务农，还希望小孙子长大了也到农村去。1972年，董必武在给小孙子的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父母在晋县，农忙事田亩。望尔速长大，协作左右手。吾意亦云然，世为农人好。孙良颇茁壮，天逸符大造。”

1975年春，九十高龄的董必武病重住院，董良翮回京探望父亲。已是弥留之际的董必武却不让儿子留在身边，催促他赶紧回去：“农村工作忙，不能长期耽搁。我这里有人照顾，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董良翮只得含泪辞别病危的父亲，回到插队的农村。

董必武是一个将毕生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这样一位革命老人，逝世前想的都还是国家大义。

陈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

陈云要求家人、亲属公私分明，他自己公私分得更清楚、更严格。不占公家便宜和不搞特殊化，是陈云家风的一大特色。

上海刚解放时，陈云给家乡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回信，叮嘱他和自己在家乡的表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为”，要求他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信中恳切叮嘱道：“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们通信，就写了这一大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有责任告诫你们。”可见，他不仅对自己的家人严格要求，而且对所有沾亲带故的人也都是这样提醒要求的。

在生活、工作的细节中，陈云总是强调要公私分明，在涉及儿女后辈的问题上他更是坚持如此。

1968年，陈云只有18岁的三女儿陈伟兰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的西藏边远地区。有人给陈伟兰出主意，让她父亲陈云跟领导同志打个招呼，这样也许就可以不去西藏。于是，陈伟兰回家向陈云表达了这个意思。

结果，陈云严肃地告诫她：“我不能给你讲这个话，别人都能去，你也应该能去。”

尽管陈云如此劝导女儿，可是18岁的小女儿刚刚毕业就要远赴西藏，作为父亲又怎能不担心牵挂。女儿要走的那天，陈云独自一人站在楼道里，没有出来送别，只是在女儿出门前深情叮嘱：“再大的困难也不要害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

陈云的二女儿陈伟华，196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高中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怀柔县辛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辛营中学任教。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但父亲陈云却建议她回到学校当老师。

陈伟华回忆：“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师范学校招生困难。父亲了解这些情况后，专门为此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我‘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恰巧我也难舍三尺讲台，留恋师生情意，还想回到教学第一线，这样，我于1985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成为一名历史教师。”

陈云知道后，非常高兴，专门把陈伟华叫到身边，鼓励她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对于这件事，据担任过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1984年，陈云从报纸上了解到师范学校招生难问题，认为很值得重视。“他（陈云）要我转告有关领导，教师质量不高对下一代影响很大，应当使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在那次谈话中，他还提到陈伟华，说她过去是小学教师，以后上了师范大学，但毕业分配到国家机关，对此他是不赞成的，今后应当‘归队’。我把陈云同志的这个意思告诉了陈伟华，她很痛快地表示，她正好也在考虑离开机关重新干老本行的事，父亲的话促使她下了决心。不久，她回到自己的母校，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作者系山西省党史研究院党史七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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