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忧乐情怀

陈良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其文学成就也很突出，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最广为人知的无疑是《岳阳楼记》。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文章结尾这段直抒胸臆，展现出范仲淹的情怀与境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精神，无论是对范仲淹个人，还是对直至今天的所有国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造福地方

27岁那年，范仲淹进士及第，释褐入仕，担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司理参军，职掌讼狱勘鞫之事。进入仕途，范仲淹秉公办事，不忘矢志为民的初心，表现出公道正派、刚直不阿的品格。他审理案件，周密翔实，不枉不纵，并因此与长官时有冲突。据《广德州志》记载，范仲淹时常抱着审理案件的文书与太守争论，哪怕太守大发雷霆，范仲淹仍据理力争，从不屈从。

入仕十年，范仲淹先后在广德、亳州、泰州等地任职。无论在哪个职位，他都勇于担当，敢作敢为，能做事，做成事。最突出的是，在担任泰州西溪盐仓监、兴化县令期间，范仲淹主持重修的捍海堰，不仅使当时百姓的生产生活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重要作用。范仲淹虽为下层官员，但政声卓著，引起高层重视，当时的宰相王曾就非常看好他。后来，范仲淹进京入朝，历任馆职、言官。

在京城，范仲淹目睹朝廷诸多积弊，时常上书议论，批评执政大臣。对于范仲淹的忠诚与干练，宋仁宗颇为欣赏;但范仲淹的耿直敢言，也让宋仁宗感觉不爽。是故，宋仁宗对范仲淹，既有喜爱倚重，也有顾虑忌惮。范仲淹仕途充满波折，时而被贬，时而起用，由此可见一斑。然而，每当被贬为“迁客”，范仲淹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丝毫被贬谪的抑郁与苦闷，因为他不在乎个人得失，无论到哪里都只想为百姓做事。

范仲淹先后外放睦州（今杭州淳安）、苏州、饶州（今鄱阳县）、润州（今江苏省镇江行政区划）、越州（今浙江省绍兴），担任州郡长官。主政地方，范仲淹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州当时水灾泛滥，民田不得耕，从朝廷到民间议论纷纷;范仲淹到任一个多月，就征募无业游民，疏通周边河道，引导河流注入大海，一举解决民众心腹之患。此外，范仲淹还在苏州兴建学校，培养地方人才，开创州郡办学之先，为北宋教育事业做出特殊贡献。

饶州民风好斗，官吏狡诈欺压百姓。范仲淹通过兴办学校、宣传法令、尊尚贤达等方法教育官员与民众，一年多时间，地方风气有了根本性好转。在民政方面，范仲淹兴利除弊，上疏朝廷免除饶州贡茶、免除德兴银冶场贡课等，惠及当地百姓。范仲淹去世后，饒州百姓为他立祠，直到北宋后期香火亦盛，前来祭拜者络绎不绝。从古至今，在饶州做过地方长官的人为数众多，只有范仲淹得到当地百姓如此敬重与追思。

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军队对延州（今延安）发动大规模进攻，延州知州范雍缺乏军事韬略，致使宋军在三川口（今延安市西北）遭到敌军伏击，全线崩溃。三川口战败，震动北宋朝野。范仲淹临危受命，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并主动要求兼任延州知州。范仲淹来到西北前线，展现出卓越的军政才能，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与灵活机动的战术，使西夏人感到敬畏，不敢贸然进犯，维护了边境安宁。

主持新政

范仲淹多次进京为官，被朝廷委以重任。开封是大宋京城，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云集，鱼龙混杂，很难治理。范仲淹无私无畏，以其超凡魄力与能力，从容处理繁复事务;上任数月后，开封的社会风气明显改观，行政管理井然有序。一时间，京城流传起这样的民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希文，是范仲淹的字。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协助宰相治理国家。当时宰相为章得象、晏殊，以循资渐进而上位。章得象居官平庸，“无所建明”;晏殊文才出众，喜奖掖人才，但圆滑世故，明哲保身。历史的境遇，将范仲淹推到王朝的决策中枢，使他实际上担负起宰相的重任。

范仲淹这一年55岁，已在地方与京城为官28年，对国家局势与民生状况了然于胸。他深知“三冗”（ 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已成为帝国难以承受之重，若不着力革新，国必衰弱，民必贫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范仲淹当然要放手一搏，挽救国运与苍生。于是，他与志同道合的大臣富弼联手，向仁宗皇帝条陈十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在范仲淹主持下，“庆历新政”大幕拉开，一系列净化官员队伍、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政出台。当年年底，范仲淹选派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考察，自己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他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将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富弼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一个又一个官员，婉言提醒道：“您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在哭泣！”范仲淹坚决地说：“一家人哭，好过一路人哭。一路长官尸位素餐，一路百姓就得受难。”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贪腐、碌碌无为的官员被淘汰，一批务实能吏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

由于新政触犯权贵既得利益，那些政敌发起猛烈攻击，指斥范仲淹等人为“朋党”，而仁宗皇帝对“朋党”谬论半信半疑。范仲淹和富弼为了避开嫌疑，纷纷向仁宗请求到西北前线效力。后来边境有警，仁宗也就顺水推舟，让范仲淹到西北前线任职。“庆历新政”虽然无疾而终，但开启了北宋改革先声，极具历史意义。

忧乐情怀

唐末五代时政局变幻，社会动荡，士风败坏;北宋初年，承五代旧习，士风衰弊，士大夫少有节操。赵宋立国之后，宋太祖汲取唐末军阀割据教训，推行“重文轻武”国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风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注重士风的建构，致力于塑造知识精英的精神品格。北宋士风转变，有过一段漫长历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新的士风处于形成过程，到仁宗朝，这一转变过程趋于完善。而实现士风转变的标志性人物，无疑是范仲淹。《宋史·范仲淹传》指出：“（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天下士子都接受儒学熏陶。儒家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与完善，追求“修齐治平”。然而，很多士子一旦进入仕途，却往往经不住诱惑，将圣贤的教诲置之脑后，痴迷于追逐权力、金钱与美色。而范仲淹进入仕途，无论是地方为官，还是出将入相，报国利民志向坚贞不渝。

在一生从政实践中，范仲淹始终注重道德自我的完善，并使之升华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正是因为这种情怀与境界，范仲淹无私无畏，敢于直言，景祐三年（1036年）他因直谏而被贬，作《灵乌赋》，表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态度;正是因为这种情怀与境界，范仲淹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大胆推行新政，力图革除旧弊，不计个人得失;正是因为这种情怀与境界，范仲淹知人善任，选贤任能，在担任宰辅期间，为朝廷举荐了多方面人才;正是因为这种情怀与境界，范仲淹敢于担当，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奔赴西北前线抗敌，维护国家安全。

无论在地方或朝堂，范仲淹对当时的国家、社会、民众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终身展现出“先忧后乐”的精神品格，不仅引领了当时士风的转变，而且被后世国人敬仰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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