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

□文/郝子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提要］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经济支持、与子女关系和社会交往三个视角，分别研究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并考察负面情绪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经济支持、与子女关系和社会交往均与老年人健康状况呈显著正相关；不同社会支持通过负面情绪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此，建议发挥家庭经济支持和照护支持在老年人身心健康中的重要作用，并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交往活动。

据民政部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龄人口将突破3亿，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也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2017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积极维护人民的身心健康。老年人作为家庭成员的一部分，其健康离不开家庭经济支持和子女照料，但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和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庭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功能减弱，从而导致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此外，孤独、抑郁和焦虑已经成为我国老年人不可避免的负面情绪，也是影响其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老年人周围的社会环境，以及老年人自身的认知水平都会增加老年人的负面情绪。

为了进一步探究目前我国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是如何的、老年人的负面情绪是否会对其健康状况产生影响，以及负面情绪是否会减弱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作用，本文从经济支持、与子女关系和社会交往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不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并探究负面情绪在其中发挥了何种作用，以期为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改善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健康一直都是国内外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早在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提出“健康不仅是身体上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和道德标准”。老年人的健康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外学者George的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逐渐变差。在性别方面，栾文敬认为，男性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好于女性老年人。芦鸿雁等学者认为，婚姻可以有效促进老年人对健康水平的评价，有配偶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优于无配偶的老年人。陆杰华等学者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其健康状况往往更好，这主要是因为物质资源丰富的老年人，在医疗保健方面可能有更多的选择。此外，宋璐等学者发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具有提升作用。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支持的概念就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Caplan认为社会支持是将个体联系起来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组成一个持续的社会集合。1994年，国内学者肖水源依据社会支持来源的不同，将社会支持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方面。本文借鉴了肖水源对社会支持的定义。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方面，有研究发现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贺寨平认为，家庭成员是老年人最重要的支持者，子女主要为老年人提供照料支持、配偶主要提供情感上的支持，而朋友也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提供者。Gallagher等学者将社会支持分为家人、朋友、其他密切交往者三类，分别研究其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种社会支持均与精神健康呈显著正相关。彭华茂学者研究也发现，与配偶关系、子女数量以及子女的经济支持都与老年人健康存在显著相关。

负面情绪是指与特定生理或心理状态相联系的负性情绪，它是由个体内心的不满足而产生的。Izard认为，负向情绪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消极的作用，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就会被负向情绪所支配。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情感可能更脆弱，更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侵蚀，进而影响其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减少负面情绪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总的来说，在有关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研究中，很少有文献对社会支持进行分类，并且缺少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影响的间接路径的研究。因此，本文从经济支持、与子女关系和社会交往视角切入，并引入负面情绪的概念，探究其在不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影响过程中的作用，以期为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FPS），该调查覆盖了除西藏、青海和港澳台之外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本文采用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选取并保留了60岁以上的群体作为分析对象，在对缺失值、错误值与奇异值以及相关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最终进入回归模型的样本有692个。

（二）变量选取。本文的因变量是健康状况，该变量是二分类变量，对应的问题是“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本文将“一般”和“不健康”定义为不健康，赋值为0，将“非常健康”“很健康”和“比较健康”定义为健康，赋值为1。本文的自变量是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包括经济支持、与子女关系和社会交往三个方面，均处理为二分类变量。并且，本文将问卷中“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我的睡眠不好”“我感到孤独”等6个问题作为老年人受到负面情绪影响的变量，在计算时将6项回答对应的频数加总，然后再进行标准化处理。此外，本文在总结整理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将年龄、性别（女性=0，男性=1）、婚姻满意度（0=不满意，1=满意）、受教育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及以上）、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城乡类型（0=农村，1=城镇）和是否患有慢性病（0=否，1=是）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模型。本文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建立实证模型如下：

其中，Pi为第i个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变化发生的概率；EHi、CHi、SHi分别为第i个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与子女关系、社会交往状况；Xi为控制变量的向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满意度、家庭人均收入等；β0为常数项，β1～β4为待估计的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一）回归分析。表1展示了基于2018CFPS数据的回归结果。模型1考察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三种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不仅可以维持老年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还会影响老年人对健康的心理感知。而且，与子女亲近的老年人会在心理上得到很大的满足感。模型1的回归结果还表明，社会交往每增加1%，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会提高33.9%。目前，我国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子女忙于工作有时对老年人的照料较缺乏，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而参加社会交往活动可以扩大老年人的人脉交际圈，增强老年人的愉悦感和幸福感。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负面情绪变量，回归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负面情绪在不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但仍需要进一步检验。（表1）

表1 不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影响Logistic回归结果一览表

（二）稳健性检验。为了处理自选择偏误带来的模型估计结果的偏差，本文使用PSM倾向值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之前两组样本存在较大差异，匹配之后的大部分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比例均在10%以下，并且两组样本的t值差异都显著降低，即样本通过了平衡性检验。表2显示了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T）、未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U）和整体样本平均处理效应（ATE）的结果，各个结果的值较为接近，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表2）

表2 不同匹配方法的结果一览表

（三）负面情绪在不同社会支持和自评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在考察不同社会支持对负面情绪的影响时，仅有“与子女关系”对负面情绪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主要考察负面情绪在“与子女关系”和老年人自评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呈现3个回归模型结果。结果显示，负面情绪在“与子女关系”和自评健康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经过计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14.8%。（表3）

表3 负面情绪在“与子女关系”和自评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分析表

四、结果与讨论

本文借鉴以往相关研究的成果，以老年人健康状况为分析视角，利用2018年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三种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自评健康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同时考察了负面情绪作为中介变量在不同社会支持和老年人自评健康间的作用机制，丰富了现有文献对于老年人健康的研究视角。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经济支持、与子女关系和社会交往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负面情绪在不同社会交往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中起着负向的中介作用，且主要是通过介入与子女关系亲近与否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来发挥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的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建议包括：第一，发挥传统“孝”文化的作用，落实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和照料责任，作为子女应该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状态，要经常与父母保持联系，让老年人在心理上产生亲近之感，减少老年人的负面情绪，从而提升其健康水平；第二，子女要鼓励老年人积极参加社会交往活动，保持与外界的联系，继续发挥余热并充实晚年生活；第三，政府加强基础养老服务设施的经济投入，满足老年人社会娱乐活动的需要，还要加强敬老、爱老理念的宣传，为老年人的健康生活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