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风肃纪必须杜绝“精致的形式主义”

唐东海

迎接上级调研，挖空心思布置现场、设计“精品路线”;应对入户检查，绞尽脑汁彩排情境、训练“演员”……这些用“美颜”进行精心包装，打着“精细管理”“绣花功夫”幌子的“细致作风”，堪称“精致的形式主义”。与那些典型的形式主义表现相比，“精致的形式主义”更为隐蔽，迷惑性更高，不得不令人加倍警惕。

从现实表现来说，“精致的形式主义”无一不是“扎扎实实走程序，认认真真走过场”，仿佛也下足了功夫，可功夫却没下在“啃硬骨头”抓落实上，而是下在了搞形式创新、做表面文章、摆“花架子”工程上。乍看之下“毫无违和”，甚至令观者有“耳目一新”之感，但细细琢磨一番，却发现再精致的形式主義也完全“不经看”，更经不起推敲。

形式主义的问题由来已久。封建帝制时代，地方官吏为了巴结上司、攀援私门，变着花样给在朝廷中枢任职的高官供上“孝敬”。溽暑之际有“冰敬”、寒冬时节有“碳敬”，家中逢有红白喜事更是邀请在职高官以书写辞章为名奉送数额巨大的“润笔”费用……这些装扮不断精致化的官场痼疾令有识之士深恶痛绝。海瑞在升任应天巡抚时，就曾制定过《督抚条约》，严令治下诸吏恪守清廉，严禁官场贪墨陋习，不得鱼肉百姓，还以己为例：“本院凡巡历，所在县驿俱不许铺毡结彩”，“不用鼓乐”“止鸡、肉、鱼、小瓶酒等件，不用鹅及金酒”。这些条例看似零碎，但正是这些细节化的规定在一段时期内减少了其下属地方各级官吏搞“精致的形式主义”的积习。

从古到今，五花八门的形式主义屡见不鲜，令人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