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升一度，粮食减一成？

梁捷

一个地点的气温，每年甚至每天都有周期性的变化。当我们说“昨天比今天更冷”时，从统计角度看，要么比较这两天的最低温度，要么比较这两天的平均温度。而要算出一天的平均温度也不容易。在习惯上，冬天我们看天气预报时只关心最低温度，夏天只关心最高温度，但不太清楚每天的平均温度。

在进行气温的年度比较时就更麻烦。比较极端温度的意义不大，比较平均温度更为合适。也许我们可以凭借短期记忆说，北京前年冬天比去年冬天冷。但前年一整年的平均温度是否比去年的低？这不好说，还得看统计数据。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我们也不能单凭身体感觉来评判，而要看科学数据。

可惜科学数据也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是中国气象学历史上的前辈大师，他的最后一篇论文是1972年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经典论文是每个关心气象学的学生必须阅读的。竺可桢先生结合史学、物候学、方志学和仪器观测记录，将过去5000年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我们目前处于寒冷期向温暖期转变的过程中，所以我们现在的气温会越来越高，但不用担心，西周或春秋大多数时间的气温比今天的还高，而且气温上升到峰值又会掉头向下，开始向下一个寒冷期转变。

竺可桢的研究当然是个里程碑，但后人要对他的数据、方法和结论重新进行审视。在1900年以前，中国并没有完整的仪器记录的数据，竺可桢都是用史学、物候学和方志学的方法推测估算。物候学和方志学只能提供一些我们判断气候的线索，并不包含具体数据，所以竺可桢很多判断的细节还需要推敲。

气候是一个复杂系统，它受到局部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區域环境的影响，还受到全球环境的影响。比如1815年，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大量火山灰散布到空气中，导致1816年全球气温显著降低。这一年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被称为“无夏之年”，就是没有夏天的一年。火山爆发是偶然的地壳运动，但导致了全球短期气候变化。这些现象也并不罕见。

气象系统的复杂性和经济系统有类似之处。我们的经济活动，既与当地的经济环境有关，也与更大范围内全球经济活动有关。所以长期的全球经济趋势很难预测，长期的全球气象趋势也很难预测。虽然有很多证据表明全球平均气温正处于一个上升通道，但是这个数据受到太多因素干扰，包括很多我们难以测算估计的因素，所以我们仍然不能百分百地肯定全球暖化趋势。只能说，这是一个较大概率事件。

气候本身或者气候变化是否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物质生活产生影响？这个命题看起来就是我们经常批评的“地理环境决定论”。300年前，孟德斯鸠在巨著《论法的精神》里，花费很大的篇幅讨论气候环境、自然地理等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律的影响。孟德斯鸠的这番讨论，后来被很多学者所批评。

现在大家都承认，不同国家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可能千差万别，但都有可能变成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的国家。挪威寒冷，新加坡炎热，美国地势平坦，瑞士全境都是山区，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目前都处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讨论一个国家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更多关注它的制度，而不是它的自然地理。

近年来，也有学者重新反思气候和环境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因为气候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经济活动。不同国家地理位置差异导致的气候差异，必然影响农业生产、淡水供应、旅游业发展，同时也会影响死亡率、犯罪和冲突等，这些又间接地影响到经济发展。

所有这些维度的影响又是不同的。对于山地国家而言，山地既有可能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有可能是阻碍交通的致命因素。同样是雪山，瑞士成为全世界人民都狂热追求的滑雪胜地，而尼泊尔就做不到;又比如同样是靠近热带的国家，泰国可以把旅游业变成整个国家的支柱产业，尼日利亚就远远做不到。

除此之外，气温差异对农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要看农业种植的是什么作物，温带国家的农业与热带国家的农业有很大不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农业专家普遍认为低温对于粮食增产比较有利。平均气温每上升1度，粮食产量将减少10%，因为高温条件下作物生育期缩短，生长量减少。不管冬小麦还是水稻，或者玉米，产量都会随着温度升高而下降。中国是农业大国，如果保持目前全球逐渐升温趋势的话，中国农业会遭到一定的打击。

以戴尔为首的几位学者在2008年发表过一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搜集整理了136个国家从1950年至2003年半个多世纪的温度、降水量以及GDP增长率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最终结果很简单，高温国家趋向贫穷，寒冷国家趋向富裕。这个结论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符。寒冷的国家里，不管是北欧，还是加拿大，似乎都很富裕。而在赤道上的国家，除了新加坡以外，好像很难找到比较发达的国家。

下一步是要解释其中的机制。有一部分机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累积气温增加，对于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很不利。所有热带地区，不仅天气热，往往还很潮湿。湿度高对人体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容易导致疲惫、困倦、缺乏动力。如此一来，热带地区的农业、工业的发展也都进一步受到影响。

人们要适应全球暖化不是那么容易的。适应越快，付出的代价就越小;适应越慢或者难以适应，那付出的代价就会很大。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代价基本由热带地区的贫困国家来承担，而发达国家所受的影响较小。……

除此之外，戴尔还找到一个经常被经济学家忽略的变量——政治变量。他们发现，气温每升高1度，穷国出现政治变化的可能性就增加2.3%，非正常领导人交接（俗称政变）的可能性也会上升3.9%。所以热带国家的政治总是不稳定，而寒带国家的政治相对稳定。相比之下，气候对富国也就是比较寒冷国家的政治影响并不显著。

气候对一国经济水平会有较大影响，那么对不同国家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作者用同样的模型进行了预测。其中涉及一个重要变量，就是人们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来适应全球暖化这一气候变化。从今年冬天的情形来看，人们要适应全球暖化不是那么容易的。适应越快，付出的代价就越小;适应越慢或者难以适应，付出的代价就会很大。最重要的是，这些代价基本由热带地区的贫困国家来承担，而发达国家所受的影响较小。

最终，全球暖化将使得穷国更穷，富国保持原状，不同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无奈的事。

2006年10月，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完成了一项评估气候变化对英国影响的研究。这份报告一经发表，就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现在大家一般都称之为斯特恩报告。它的结论很直接，如果全世界继续忽视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全人类将面临类似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那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

斯特恩呼吁世界各国迅速采取行动，尽快落实京都议定书提出的各国减排二氧化碳目标。斯特恩用多种手段评估了减排二氧化碳的收益和不这样做可能导致的成本。根据他的模型计算结果，如果全世界不采取减排行动，未来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直接损失大约相当于每年全世界GDP减少5%。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将间接损失和更大范围的风险考虑进来，那么损失可能要上升至20%甚至更多。但如果现在各国就采取行动，很快就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目标范围内，成本大约是每年GDP的1%左右，甚至随着技术进步，以后的成本还会降低。减排成本是1%，而收益至少是5%，各国政府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斯特恩报告发布后，遭到很多知名经济学者的反对，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和哈佛大学的魏兹曼。在他们看来，斯特恩的方案过于激进，目标定得太高，同时夸大了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风险。斯特恩可被称作激进派;诺德豪斯可被称作温和派。激进派认为，减排的压力迫在眉睫，需要多管齐下，用各种强制方法强行把碳排放降下来，也不应该支持什么碳排放交易。如现在不采用雷霆手段，一切就太迟了。而诺德豪斯认为，情势根本没有斯特恩所描述的那么紧张。各国现在确实应该开始减排，但完全可以温和执行，更多利用碳税等市场方式加以调节。等到人们逐渐适应了，再加大力度即可。

这两派学者各有各的道理。他们最根本的分歧，就是时间贴现因子里某个参数的设定。这个参数又是个主观参数，到底哪一派的设定更符合现实？这是经济学里一个充满争议、莫衷一是的难题。

从结果看，目前多数环境经济学家似乎都站在诺德豪斯这一边，也就是支持温和渐进的减排方案。温室气体减排是一项需要世界各国协调行动的任务，极为困难。目前推动温和的减排政策已相当不易，激进减排政策基本没有实施的可能。但只采用温和的减排政策会不会太晚，未來全球气候会变得怎样，谁也不知道。未来总有大量不确定性在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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