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故事之可能性

2022-03-22 22:20黄蔚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2年1期
关键词:和亲王昭君肖像画

黄蔚

摘 要:“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故事广为人知,此故事最早载于《西京杂记》,但若细加考证,便可发现其内容有很多疑点:汉元帝为何不亲自挑选宫女而看画像?画工如何能近距离接触宫女并集体受贿?宫女如何会有巨额行贿之资?最可疑的是王昭君在出塞前是没资格被画成肖像画的,汉代也没有写真性人物画。可见,此故事纯属后人杜撰。

关键词:毛延寿;王昭君;和亲;写真画;肖像画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1.040

西汉末的王昭君最初因和亲而名,围绕著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历代演绎出不少或真或假的故事来,其中,“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故事广为人知。故事情节有若干版本,大体是:宫女王昭君虽貌美,但由于拒绝行贿,画像时被画工毛延寿画丑,未得汉元帝宠幸,最终远嫁于匈奴呼韩邪单于。“昭君怨”的罪魁祸首毛延寿也就成了后人口诛笔伐的对象,如李商隐《毛延寿画欲通神》:“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马致远的杂剧《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是元曲中的四大悲剧之一,更使剧中的反派人物毛延寿恶名远播。但若细加考证,便可发现“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故事其实甚是可疑。

1 “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故事溯源

1.1 此故事被收录于《历代名画记》

历代深信“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故事的人不在少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与此故事被收入学术著作—《历代名画记》绝对有关。

《历代名画记》是张彦远(815—907)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该通史收录了轩辕时期至唐代会昌年的三百七十二名历代画家的小传,画家按年代先后排序。《历代名画记》第四卷:“汉(前汉)六人……毛延寿(杜陵人)、陈敞(安陵人)、刘白(新丰人)、龚宽(洛阳人)、阳望(下杜人)、樊育(长安人)。已(以)上六人并永光、建昭中画手。时元帝后宫既多,使图其状,每披图召见。诸宫人竞赂画工钱帛,独王嫱貌丽,意不苟求,工人遂为丑状。及匈奴求汉美女,上按图召昭君,行,帝见昭君貌第一,甚悔之,而籍已定,乃穷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毛延寿画人老少美恶皆得其真。陈敞、刘白、龚宽并工牛马,但人物不及延寿。阳望、樊育亦善画,尤善布色。”①

张彦远当时收集这些画家的资料很难。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涉及两位画家;南齐谢赫《古画品录》收录了二十七位画家;南陈姚最《续画品》收录了二十位画家;中晚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收录了一百位画家。尤以秦汉及以前的史料最稀缺,张彦远为求著述完备,只要与画家相关的文献,几乎不加甄别,悉数收入《历代名画记》。而“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故事显然源于《西京杂记》,但经过改写,个别地方稍有不同。

1.2 备受争议的《西京杂记》

毛延寿其人未见于任何正史,“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故事的框架约成型于魏晋南北朝,最早记载见于《西京杂记》,可《西京杂记》的内容与编撰者是备受争议的。

《西京杂记·画工弃市》:“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师)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一作‘皆赂诸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匈奴妻妾)。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付,举止闲雅(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彻查)其事,画工皆弃市(杀之于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古县名,今西安境内)毛延寿,为人形(画人像),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古县名,今咸阳境内)陈敞,新丰(古县名,今西安境内)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各种姿势及形态),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古县名,又称杜城、杜县,今西安境内)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抱经堂本改作‘殆稀’)。”②

从内容看,《西京杂记》基本属于历史笔记小说集,其中有不少荒诞不经的内容,如“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作《春秋繁露》词”“雷火燃木得蛟龙骨”等。北宋末南宋初的王观国便把《西京杂记》列为“子部”小说类,清代纪昀更斥其是伪书,故其最多只能算是关于西汉的杂史,史学价值不大。

此外,《西京杂记》编撰者亦颇多争议,西汉“刘歆(前50—23)说”、东晋“葛洪(284—364)说”最常见,另有南梁“吴均篡改说”、南梁“萧贲说”等。最早著录《西京杂记》的是魏征等人编撰的《隋书·经籍志》,将其归于“史部”,录二卷,不著撰者。南宋书目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录六卷(今亦六卷),不著撰者。可见,《西京杂记》成书于隋之前,隋唐时编撰者就已不详。

《西京杂记》中关于“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故事的疑点很多:汉元帝为何不亲自挑选宫女,这肯定比看画像更直观高效?画工不是宦官,如何能近距离接触宫女,还集体受贿?“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难道宫女们均出生于富豪之家?当然,最可疑的是王昭君是否有可能被画成肖像画,汉代人物画中是否有写真画。

2 王昭君是否有可能被画成肖像画

肖像画属于人物画中的一类,一般以个人形象作为描绘的主体,分全身像、半身像、胸像、头像,偶尔也有群像。汉代画工很少,毛延寿等六人同日被杀,京师画工就短缺了,宫女显然不是画工的服务对象。汉代凡能被画成肖像画者,绝非寻常人。

2.1 知名当世之人才有资格被画成肖像画

李泽厚把汉代艺术所表现的形象世界分为“神仙世界”“历史故事”“世俗生活”三部分。③亦有认为汉代图像艺术描述了“四个世界”—天界、仙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幽都)。④换言之,汉代图像艺术通过“历史故事”“世俗生活”来描述人间世界。这些“历史故事”有“季扎挂剑”“二桃杀三士”“荆轲刺秦王”“鸿门宴”等,其中的人物主角多为历代帝王将相、孝子烈女等。而“世俗生活”中的人物能出现在画面中的,尤其是肖像画的主角,不是一般的富且贵,往往是知名当世的功臣名将。

汉宣帝曾命人把汉代十一名功臣画于麒麟阁之内,东汉班固(32—92)《汉书·苏武传》载:“甘露三年(前51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写)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次曰典属国苏武。”⑤十一名功臣分别是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汉明帝时《云台阁二十八将图》亦是这种类型。这些肖像画虽已湮灭,可早期绘画发展极慢,如果参考东晋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卷》的形制,汉代功臣名将的肖像画极大概率是全身像,画工在创作功臣名将肖像画时应没见过描绘对象(多已卒),“法其形貌”很难,观者多通过被画之人的服饰与榜题来辨识他们。这些功臣名将之属,即便到现在依然有数人为我们所熟知,他们才有资格被画成肖像画。

2.2 王昭君没资格被画成肖像画

王昭君在正史上有记载,《汉书·匈奴传》:“竟宁元年,单于(呼韩邪)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驩(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⑥显然,王昭君原本只是个出生良家的宫女。

南陳姚最(536—603)《续画品》:“夫丹青妙极,未易言尽……故九楼之上,备表仙灵,四门之墉(墙),广图贤圣。云(台)阁兴拜伏之感,掖庭致聘远之别。凡斯缅邈,厥迹难详。”其中,“掖庭致聘远之别”当是“看到掖庭出身的昭君远嫁的图画引发人别离之叹”。魏晋南北朝时的王昭君已有神化趋势,可西汉时的王昭君哪怕在出塞后,其地位亦不高,只是和亲工具,出塞前作为宫女,无论什么原因,均没资格被画成肖像画。

3 汉代人物画中是否有写真画

“写真”多指照片,亦指写真画。可“写真”一词中国早已有之,北朝颜之推(531—约597)《颜氏家训·杂艺编》:“画绘之工,亦为妙矣……武烈太子(萧方等)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意)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⑦此处写真含义大概是“画人之真容”。现代人对写真画的理解多为“通过写生对人物进行逼真描绘”,画中的人物往往有很高的辨识度。

3.1 汉代人物画不具写真性

假如汉元帝“案图召幸”。那么,汉代人物画像要惟妙惟肖地体现出少女的真实体貌,应具有极高的“逼真描绘”写真性。可从存世的汉代人物画看,是根本不具有写真性的,对于少女脸部的微妙色调变化更是无能为力。

汉代绘画常依附于画像石、画像砖、漆器等之上。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多存在于墓室、祠堂、阙或其他建筑物,其上或刻制或模制有绘画作品,在汉画中数量最多,分布区域亦最广,但汉画像石、画像砖上的绘画作品大多是场面描述,人物面部几无辨识度。汉代漆器的颜色以红、黑两色为主,间有朱、黄、白、绿等色,不同色彩间很难融合过渡,亦不具写真性。

当然,最直观的人物画应见于汉代壁画、帛画之中,这些作品留存数量很少。汉代壁画主要分宫殿壁画、墓室壁画,汉宫殿壁画长期只见于文献,直至2004年才在汉长乐宫遗址中发掘出些许壁画残块,但壁画残块小,画面又过于图案化,难窥其全貌。汉代兴厚葬,墓室壁画留存稍多,不过目前发现的汉壁画墓数量亦不过百,大部分属于中下层官吏或地主的墓葬,只有小部分属于王侯贵胄的墓葬,汉墓室壁画中的人物造型拙朴夸张,注重人物大的形态表现,不具写真性。最适合写实的还是帛画。帛画多出于楚地,最早见于战国,战国帛画目前仅见四幅,汉代帛画有二十余幅,以1972—1974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幅及1976年临沂金雀山出土的一幅为代表。汉代帛画内容不少是与引导墓主人“升天”有关,画面常会分天界、人界、冥界,人界中的墓主人多仆从相随。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形非衣尺幅虽大,长度有2米多,可墓主人在帛画中占比却不大,墓主人还是侧脸且无太多细节,只能隐约看出其形貌年龄。因此,汉代帛画的确有一定写实性,但绘画技法明显不支持写真性。另外,西汉绘画工具多不堪用,如“浇纸法”制作的纸张极粗糙,不能绘制细致的东西。

3.2 明清时期才有写真性人物画

从汉代到明末,中国人物画的写真性一直都不强,并认为“写真自古难,神艺有深造”。在知识层面上,如果画家要创作出现代意义上的写真性作品,就必须掌握相当的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等知识,而这些知识并不发端于中国,主要由明末西洋传教士传入我国。所以,哪怕是晋唐时期顾恺之、阎立本、张萱、周昉等大师的作品,充其量亦只是相对写实。

明末清初的人物画依然以传统技法为主,而曾鲸(约1564—约1647)一路的“波臣派”,显然受了西洋画技法的影响,该派作品被誉为“写照如镜中取影”。可“波臣派”也并非全盘西化,曾鲸为人写真,其作品中的人物头部一般偏于西洋画法,身体多用线条勾勒,如有背景(常是其他画家绘制)则偏于传统画法,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曾鲸《顾梦游像》便属此类。当时即使直接受业于西洋画家的中国人,其画作依然做不到特别写真,如游文辉(1575—1633)1610年所作的油画《利玛窦像》,画中的利玛窦造型明显带有机械性、图案性。

真正能绘制出“栩栩如生”写真程度人物画的还属在华西洋画家。康乾盛世以郎世宁(1688—1766)、王致诚(1702—1768)、艾启蒙(1708—1780)、安德义(?—1781)等传教士画家为代表,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尤受皇恩,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郎世宁《平安春信图》题有“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的郎世宁《心写治平图》(又称《乾隆及后妃像卷》)中的人物几乎不用线条刻画,而以色彩加以表现,衣服图案与首饰细节均描绘细腻,基本具有“照相纪实”功能。此后活跃于广州十三行一带的英国乔治·钱纳利(1774—1852)等均是此中好手。

4 结语

简言之,王昭君在出塞前是没资格被画成肖像画,且汉代不仅没有“写真性肖像画”,能“画人之真容”的写实性人物画亦不存在。明清以前写实性人物画不多,明清时期有“逼真描绘”能力的“写真神艺”者,基本都是在华西洋画家。可见,“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故事纯属后人杜撰,毛延寿应该从未和王昭君有过任何交集,甚至未必真有其人。

注释

①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周晓薇,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44-45.

②葛洪.西京杂记[M].周天游,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68-72.

③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67-72.

④刘宗超,李蕾.汉代图像艺术的“四个世界”[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7(2):31-36.

⑤班固.汉书今注:第三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1465.

⑥班固.汉书今注:第五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2239.

⑦颜之推.颜氏家训[M].夏家善,夏春田,注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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