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腊肉

已经是第四次来大门口向垃圾桶张望了，桶盖上保鲜袋里装着的那几块黄油翻翻的腊肉还好好地摆在那里。

本来昨晚就要提出来丢的，我之所以选择在早上八点人们出进的高峰区来丢，还特意用崭新的透明袋包装好放在桶盖上，就是盼着有人能把它们“领”回去！

都快十二点了，望着小区里出进的人看腊肉的眼神，就知道它们不受欢迎。唉！丢就丢了吧，还关心它们的命运作甚，它们毕竟是高血脂，肥胖症的诱因。

现今肥胖症已经成了人们的天敌，增起来容易，减下去可就难了。特别是爱美的女士，为了减肥，扭断腰，跑细腿，少吃饭，多喝水。不惜重金打造身材不说，还敢于“动刀动枪”呢！

决定丢它们我是作了一番思想斗争的。而斗争来斗争去，时间又过了一年，它们更“腊”了，也怪我，要是早一点对它们下手，或许现在它们已经被人“领”走了。

城里的屋子光线充足，不是贮藏肉的理想之地，无论挂在哪里时间一长就热腊泛黄，每年买一头猪杀，瘦的吃完了，肥肉却越攒越多，越挂越腊，越装越黄。

前两年吃不完的腊肉，还可以背回去给哥哥姐姐家喂牛、喂狗之类，现在农业机械化，亲戚家都不养牲畜了，总不能贸然背到不认识的人家里去，再说，不认识的人家就算你背去了人家也不一定敢要。

看着摆了一早上都无人来“领”的那一袋腊肉，七十年代我和哥哥偷父亲挂在房梁上的腊肉来烧吃而跌倒被母亲呵斥的场景浮现在眼前。

那时候的农村，家家户户堂屋里都有一个火塘，煮饭、烧开水、休息都在火塘边，一天到晚都捂着火，总也吃不饱的我们把火塘当成了乐园。还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们在火塘里烧苞谷、烧洋芋，烧麦穗，烧蚕豆，甚至烧菌子、烧蚂蚱吃。

我家住的是三间墙抬梁的瓦房，两边的楼是土楼，堂屋上面是条条楼，专门留出缝隙升火烟和堆晾苞谷的。苞谷堆在那里没多久就被火烟熏得黑亮，尽管如此，饥饿的我们也会拿一苞来，搓下籽，铲一铲枝木灰倒上，爆米花吃。

那时，我家挣工分的人少，分到的苞谷铺不满条条楼，坐在火塘边，从空隙里瞅着屋梁上挂着的那一两块腊肉，馋得我们直流口水。天天盼着能有客人来，母亲会割下一小块煮给我们吃，然而，盼了一天又一天，却总不能如愿。

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日子，稀饭里加的菜一顿比一顿多，火塘边再也没有能供我们烧吃的东西了，读书回来的我们两瓢凉水下肚更饿了，再看看天空，离太阳落山烧火做饭还早呢，我和哥哥上楼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能充饥的东西，失落的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那块被烟熏得黑漆漆的高高挂着的腊肉上。

眼神一会，我们配合默契，端来凳子，拿来菜刀，可条条楼缝隙大，楞条又是圆的，凳子支不稳不算，高度还不够。我们把两个凳子摞起来由哥哥扶着，我站上去割。谁知那腊肉一面是皮子，一面是骨头，割不动，一用劲，挂肉的绳子一晃悠，身子前倾，噼里啪啦摔了个狗吃屎，幸好菜刀摔出去了没伤着。

母亲听见响声和我的哭声，拖着她移动不便的双腿爬上楼来，狼狈的我哭着扑向母亲，母亲看我能走，提着的心落了一半，责怪了两句，一步步向我哥哥挪去，哥哥的肩胛处被他抱着的凳子角使劲撞了一下，痛得起不来。母亲边呵斥边怜惜地给哥哥查伤情。

我家兄弟姊妹多，母亲奔波劳累，营养不良，腿痛得站立不稳，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所以，生产队安排她管理养鸡场，一天给她三分工分。

那时候我们生产队不光有养猪场，养鸡场，还有几群牛，几群羊，当然还有几头骡马，分给适合饲养的几户人家照管着，每年过年都会宰杀一两头猪，每家分两三块肉，打牙祭。

说是养鸡场，其实只有每家拼几个鸡蛋用我家唯一的两只母鸡慢慢孵化出的几群小鸡。大小四五十只，养在我家里。

我家独门独户，养的都是吃虫草土块的土鸡。麦收和谷收季节，扫扫生产队打麦场边缘的沙土，和风柜里扇出的瘪谷子来饲养。

由于养着生产队的鸡，房屋团转的菜和瓜棚上的瓜叶子都被鸡啄得光秃秃的，只剩下瓜藤和菜秆，菜也快要断顿了。

看着饥饿、惊吓和疼痛不轻的我们，母亲无奈其何，狠狠心，拿起菜刀，吝惜地割了一小块腊肉下来，用吊锅盛了一锅水，挂在火塘上煮着。那锅肉汤的香味已经深刻在了我的童年记忆里。

回忆中不争气的眼泪哗哗地往外流，而当我松开纸巾的瞬间，我看见一个目光呆滞，个子瘦高，穿着邋遢的拾荒流浪汉把腊肉提了提，我神经一紧，本能地走到他看不到我的地方观察着，只见他把腊肉放在另一个桶盖上，捡拾桶里的纸板和矿泉水瓶，捡完把盖子盖好后又把腊肉放在盖子上，我目送着他把八个垃圾桶挨个翻了个遍，拖着他的两个大蛇皮口袋走出了小区大门。

腊肉还在那里放着，我的心五味杂陈。

作者简介：宁培美，60后，农民。云南省民协会员，楚雄州作协会员。2011年开始在省州县各类纸刊媒介以及各大网络平台发表作品。体裁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論文，纪实文学等。2020年1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39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蜻蛉之子》。

责任编辑：余继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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