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五千译员”

抗战时期，我国在各地征召了一支由5000名大学生组成的“特殊兵种”，为援华美军做翻译工作，这些特殊的士兵被称作“五千译员”。

国民政府的“译员培训计划”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1942年1月，中国战区成立，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华援助。同时，中美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联合作战。当时，驻滇美军达数万之众，在昆明的美军招待所就有50处之多，因缺乏翻译官，数千士兵无法上前线御敌。为了适应需要，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分别在1941年和1943年两次征调译员。这两批应征的联大学生最远的去了印度、缅甸，近的留在云南。

到1944年初，形势又是一变。其时，意大利已于1943年9月投降，亚太战场的反攻箭在弦上。由于中缅印战场的配合，翻译人员的需求更是有增无减。然而，中国军队中的翻译人员依然极度缺乏。1944年1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从在渝的西南联合大学以及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几所著名大学中征召应届毕业生充当译员。要求所有英语程度优良、体检合格的男生，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征调，服役期为两年。服役期满后，方可发毕业文凭，不服从则开除学籍。

由此，至1945年，国民政府在全国陆续征调和招收了翻译近五千人，合称“五千译员”。

不打不相识

虽然中美合作抗敌，形成了兄弟般的友谊，但是在训练所里，中国译员与美国军官却有一段“不打不相识”的故事。

刚开始，盟军将中方译员视为普通“雇用人员”，比较轻视。据《剑桥中华民国简史》记载，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中美人员待遇差别显著：美军吃的是黄油饼干、牛肉罐头，外加巧克力，中国译员吃的是馒头咸菜，粗茶淡饭;美军穿的是毛料制服和皮靴，中国译员穿的是布衣布衫;居住条件也是天差地别。在平时交往中，美军往往盛气凌人，高人一等。

美国人的轻视态度，终于招来译员们的不满。译员们曾经组织过“罢操事件”，连续三天不出操，后来经过调停，双方各让一步，平息了事态。经过这次抗争，译员们得到了正名，被确认其身份是军中文职人员。他们的着装也改为与美军一样。三级翻译官享受“少校待遇”，只是佩戴军衔时须按文职官衔降低两级，只能挂中尉领章。

后来，随着译员们与美军相互了解的加深，不少人成了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

缅甸密支那光复的前夜

虽然抗战中，大部分中国译员们并没有直接上战场，但真的去了的译员也表现出了不凡的素养，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1944年7月，在昆明炮兵训练所拖载组担任翻译官的曹越华，突然接到命令，调往印度前线。几天后，曹越华直飞缅北重镇密支那。曹越华到来时，正是密支那战役的最后一晚。这一仗是中美联军并肩作战，史迪威将军任总指挥。曹越华负责翻译中国与同盟国之间往来的大量情报和作战计划。

在战争打响前，部队特意为曹越华挖了一个单人战壕。8月7日晚，天下起了大雨，曹越华蹲坐在战壕里一個人守到天亮。第二天，8月4日，缅北重镇密支那即全部被盟军收复。收复密支那，标志着盟军缅北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1天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便传来了。在昆明炮兵训练所，喜悦的美国士兵们顾不上请示上级，纷纷打开炮兵训练所的信号弹。一时间，昆明上空被流光溢彩的胜利焰火点得通亮。

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五千译员”的使命也结束了。1945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安排遣散译员工作，10月初，多数译员被送到重庆军委会外事局办理手续，领取证件及遣散费，然后各自回原学校和机关。离职时，译员们还领到了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发给的证明书。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杨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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