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华：我为一些著名人士落实政策

陈锦华亲身经历了新时期许多国家大事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给一些著名人士落实了政策，稳定了人心，为上海今后各行各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先谈一下著名演员赵丹落实政策的问题。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回家的时候，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叫杨延晉的年轻导演，带了个人进来。我一看那个人，觉得很面熟，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我的小女儿陈悦刚上中学，她推了我一下说：“爸爸，这是赵丹。”我这才想起来，请他们到客厅坐下，问他们：“找我有事吗？”赵丹说：“是我自己落实政策的事，想跟你谈谈。”我说：“行啊，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经另外约了人，我们另外约时间好不好？”他说：“可以啊，我等你通知。”我根据日程安排，就和他约了下星期天再谈。

到了约定的星期天下午，赵丹的妻子黄宗英陪他来到市委会客室。他开始还比较冷静，讲到特殊年代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对待时非常伤心，竟然声泪俱下，号啕大哭。黄宗英在一旁拽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不是跟你说好的嘛，你好好讲嘛，你这样讲陈市长怎么听呀。”我当时一面听，一面也深受感染。这些人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广受欢迎，为什么回到本单位就要遭受这样的命运呢？我对黄宗英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现在不到市委来讲，他能到哪里去讲呀！”听了我的这些话，赵丹更激动了，哭得更厉害了，跟个孩子一样。他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多少年没听到了。”我说：“你今天说的事情我都清楚了，我会抓紧落实这件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找你。你还有什么事情没讲完的，还可以再找我。”赵丹听后，对我说：“好的，谢谢你陈市长。”黄宗英也对我表示感谢，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

第二天，我就把市电影局的党委书记戴星明找来，跟他谈赵丹找我的情况。我对他说：“赵丹来找我了，他曾经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关押过，后来都搞清楚了。赵丹这个人在全国影响很大，你们抓紧一点，早点落实政策，影响也好。”戴星明同意我的意见，他说：“我们抓紧做。”不久，市委很快就分批讨论了。在市委会议上我讲：“赵丹找过我，我认为新疆的问题早有结论，其他那些问题不应该算什么问题。”给赵丹落实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讨论通过了。

第二个例子是戏剧演员李玉茹的问题，也是有代表性的。她给我写过信，要求平反和落实政策。当时我们的工作地点在衡山宾馆，李玉茹来了，我和中央工作组分管文化局的同志一起与她谈，她说：“能不能请领导多关心我，早点解决我的问题，让我回到剧场演戏。”

因为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找了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李太成表态谨慎，说群众反映很多，你可以先看看材料和档案。我把档案调来，大概翻了翻，材料里有李玉茹曾经给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唱堂会等情况。我说，她在旧社会跑码头，要依靠这些人保护演戏。不同他们应酬她能在江湖上混吗？她在上海这样的大码头能站得住吗？要历史地看这些事，这些都不该成为问题。李太成说：“好，我们抓紧时间做。”后来，李玉茹也很快平反了，并写信给我表示感谢。

1983年，我调回北京工作。北京有个首都企业家俱乐部，我是俱乐部的理事长。1986年春节，俱乐部在北京饭店举办新年联欢会，在结束前，我提前离开，刚走到门口，正巧李玉茹扶着丈夫曹禺进来了，李玉茹一见到我非常高兴，立即把我介绍给曹禺，说“这就是我常对你讲的陈锦华同志”。曹禺说：“真是谢谢你啊，玉茹老说起你好，我们听说今天晚上你要来，法国大使馆招待我们，我们没等结束就赶来，就是想见见你。”我说：“太客气了！玉茹很好，这么多年受了不少委屈，仍一直很好，我们的工作做得晚了。”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摘自《国事续述》 陈锦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