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家事，国事

曾于里

诚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生育关系着人类的繁衍生息，關系着人类社会的根本发展。

然而，是否无论在什么情境下，人口都是越多越好？

并非如此。人口发展应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譬如在经济发展停滞的阶段，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过劳动力需求增长率，就会导致劳动人口就业困难。与此同时，过多的人口会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环境容量相对不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计划生育”不应解读为“一孩政策”。计划生育的本义是，生育问题是国之大者，生育政策必须随时代需求进行调整和规划。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生育政策有效缓解了人口对经济、资源、环境的压力， 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口增长对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压力已经大大减轻，这意味着生育可以逐渐放开。

何况，“人口红利”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达到峰值，赶上了世界贸易最开放的时期，更多的年轻人口形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创造了较长的人口红利期，为制造业的腾飞提供了人力资本，为消费提供了源源动力，为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人口红利将持续发挥动能，充足的劳动力人口有助于吸引投资、促进消费、稳定出口。而对于世界而言，中国庞大的人口也意味着强大的生产能力与消费市场，中国发展好了，也会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与之相对的，人口增长率的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阻力。这提醒我们，切不可放弃人口优势，切不可“自废武功”。

因此，我国生育政策与时俱进地优化调整，相继于2013年和2016年实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生育政策，2021年又进一步“放开三孩”，生育政策包容性不断增强。

然而，生育率并未因生育政策的宽松而获得相对应的增长。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无论是出生人口数、出生率还是净增人口数量，均创下历史新低。

出生率的降低，会导致人口红利流失。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下降，服务性劳动力短缺，劳动成本不断上升，创新动力不足，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继而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前景。

生育率下滑带来的另一影响是，人口的老龄化，即年轻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突破2亿，占总人口的14.2%，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中度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是如何养老。缴纳养老金的年轻人减少了，养老金系统是否能够支撑社会的快速老龄化？社会保险基金会不会入不敷出？医疗卫生服务、养老产业、社区照料等是否能满足需要？

具体到绝大部分家庭身上，都要面临老年父母照料和陪护的情况。对于双独生子女的家庭而言，将来至少要面对4个老人的赡养问题，养老负担非常沉重。

很多人并非不明白，生育率下滑趋势会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影响个人的命运与家庭的命运。为何他们的生育意愿仍然不高？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低生育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业社会的生育特征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工业社会初期的生育特征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而工业化后期与后工业社会，生育特征则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在现代社会，人们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生育观念也从重“数量”变为重“质量”。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低生育率的挑战。

除了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之外，抑制生育意愿的还有外在因素。首先是高房价带来的经济压力，其次是居高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再者，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在家庭与社会遭遇的性别歧视，抑制了她们的生育意愿。在家庭层面上，女性承担了照料孩子的大部分责任。在社会层面上，一个职场女性生育后往往要兼顾事业与家庭。社会学研究中所说的“母职惩罚”，就是由于生育导致职业中断或者工作时间减少，会降低母亲的收入。

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从大方向上说，提振生育率就必须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具体而言，需要从文化、物质、制度等层面着力，需要国家、社会、家庭等多方面的共同参与。

社会不断发展，我们尊重随之而来的多元文化，但生育文化更应该被大力提倡，并成为主流的文化。这并非是单纯地回归“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而是倡导一种家国同构、一种更有担当的生育理念，即生育是“家事”也是“国事”，生育对自己、对子女、对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向好的。

我们应该建立友好的生育文化，让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及其生育行为得到充分的尊重， 让女性自主、自觉、自由且负责地生育。对于那些认为不生育是对社会的“惩罚”的极端论调，应旗帜鲜明地予以挞伐。要揭穿别有用心者挑起男女对立、从中牟取流量红利的不良居心，要让女性认识到生育是他人无权置喙的权利。

同时，男性应该打破“男主外”的传统观念，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来，不仅仅是陪孩子玩玩游戏那么简单，而是参与并承担“第一育儿者”的责任，包括对孩子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与女性共同分担，与孩子一起成长。

物质层面，应全方位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这三个环节的成本。在生育上，应该有完备的医疗卫生、妇幼保健服务和保障，提升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质量；政府要承担部分生育成本，并给予一定程度的生育补贴和生育福利。

在养育上，应该有更多友好的母婴、儿童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尤其是建立充足的、高质量的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目前我国0至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1/3有较为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调查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需缺口较大。婴幼儿照料问题若能得到缓解，一定程度上可为年轻父母解决“谁来带娃”的后顾之忧。

在教育上，这两年轰轰烈烈的“双减”，有望将家长从“内卷”中解放出来，不断缓解教育焦虑，落实教育公平。

至于影響整个育儿阶段的“高房价”问题，“三孩政策”的配套支持措施里，就着重提到了“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譬如给生育三孩的家庭在所得税上予以更大力度的减免，提高生育津贴及医疗费用报销水平，在购房政策上向三孩家庭倾斜等。

制度层面，关键要将促进生育意愿实现的各种政策法规，完完全全地落到实处。事实上，我国对于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各项福利规定相对完善，这两年来，各地纷纷出台新的计生条例，延长生育假、增设男性员工育儿假等。

问题在于，一些企业并没有将这些制度落实到位。原因是，这其中一部分生育成本要由企业承担，这些制度直接影响企业用工成本和效率。一些中小企业缺乏将各种“纸面上的福利”转变为现实的能力和动力。

国事国办。政府部门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通过税费减免、直接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与企业共同分担女性的生育成本，支持企业转型为生育友好型企业。如果“口惠而实不至”，女性依然会在职场上遭遇“母职惩罚”，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恐难提高。

古人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没有人类的繁衍，人类就会消亡，文明终将不复存在。因此，生育大事，应该家国同心，共担未来。我们今天的选择和作为，决定了我们共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