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精神火种：溯源红色“文艺范儿”

孙波 刘书云 蔡馨逸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

无论何时何地，当这些乐曲响起，总有人会跟着哼唱。因为，这些音符，已经成为民族基因里的红色印记。

80多年前，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和艺术家奔赴延安，他们与红军文艺战士一起歌唱、写作、演戏、作画，为抗日救亡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弹药。他们到战斗前线、老百姓中去，播撒下革命文艺的火种。

1939年春，冼星海在延安用六个昼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在抗日战争的危难关头，这部音乐史诗大大激发了中华儿女保卫祖国的勇气和信心。当时，他只有34岁。

24岁的冼星海写道：“学音乐的人啊，不要太过妄想，此后实际用功，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使她整个活泼和充满生气。”为了精进音乐技巧，他远渡重洋，在法国巴黎度过了艰难的求学岁月。“在困苦生活的时日，对祖国的怀念催迫我努力。”“我把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

毕业后，冼星海回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救亡演剧二队从上海到武汉，边创作边演出。哪里有群众，冼星海就去哪里；哪里有冼星海，哪里的抗战歌声就更高昂。

1938年，冼星海偶然读到了《抗战中的陕北》一书，他兴奋地对妻子钱韵玲说：“延安才是新中国的发源地！”那时的延安，已是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文艺工作者一手拿笔，一手持枪，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擂起战鼓。

同年，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教育机构——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之后，冼星海接到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邀请他去任教的信件。到延安后，他白天在学院授课，傍晚常提着马灯翻山越岭，到延安各处教歌。

1939年初，冼星海去医院探望在前线受伤的诗人光未然。两位好友一拍即合，有了共同创作大型音乐作品的念头。病床上，光未然将穿越黄河时目睹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与前线的战斗生活浓缩成长诗。听完他激情饱满的朗诵，冼星海激动地站起来：“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夜深人静时，炭火熄了，窑洞里非常冷，但星海的创作热情却比火焰还要炽热！”钱韵玲如此回忆。

1939年4月，《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在那个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学院就只有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一个。没有低音乐器，就将汽油桶改造成低音二胡。还有用大搪瓷缸装着20多把勺子制成的新型“乐器”，发出“哗啦哗啦”之声，与锣鼓、管弦乐器相互配合，奏出黄河奔腾之势。演出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约一个月后，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的音乐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合唱《黄河大合唱》。刚一唱完，毛泽东连声称赞：“好！好！好！”不久后，周恩来看过表演后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延安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刘妮说：“冼星海在延安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逐渐成长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思想上的飞跃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新高峰。”

當时的延安是一所革命大学校。冼星海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理论专著，聆听了毛泽东作的许多重要报告。理论学习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入党意愿。

1939年6月14日，经组织批准，冼星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就算我入党的第一天，可以说是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我希望能改变我的思绪和人生观，为无产阶级的音乐奋斗！”

1938年，19岁的古元奔向革命热土延安，开启新生活。“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苦，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同志之间关系平等融洽。人们对劳动和生活充满感情、希望和信心。这些都深深感染着我。”古元回忆。

在陕北公学接受了革命理论学习后，古元正式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木刻版画。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群众是文盲。因此，图画宣传显得尤为重要。

1940年，古元被分配到延安县川口区碾庄乡，担任乡文教委员兼乡政府文书。碾庄共有40多户人家，但只有一个识字的人，其余都是文盲。古元在工作之余绘制识字卡片，分发给乡亲们。过段时间，古元注意到，乡亲们把画着公鸡、牛、骡、马、驴、羊的图片贴在墙上，而画着水桶、铁铲、镰刀的图片，谁家也没贴出。

他由此领会到老百姓的审美情趣。后来，他创作了《牛群》《羊群》《铡草》《家园》4幅木刻作品，拓印很多张，送给乡亲们。他们看着画津津乐道：“这头驴真带劲！”“这不是刘启兰家的大犍牛吗？”

乡亲们很喜欢古元的作品，也对有些表现手法提出了批评：“为啥脸孔一片黑一片白，长了那么多黑道道？”古元发现自己原先学习参考的西方木刻手法并不被老百姓理解，这促使他学习传统绘画和民间年画的创作手法。

“黑古元”变成了“白古元”，乡亲们更喜欢他的作品了。

古元的作品《逃亡地主又归来》，被艾青评价为“边区的史画”。画面中，地主一家正在前行。地主老两口骑在马上，脸色阴沉，少爷佝偻身躯，体质虚弱，少奶奶怀抱幼儿，骑驴跟在后面，老长工走在最前面。远处是黄土高原与窑洞。

当时，古元听老乡说逃到“白区”的地主姚老大又回来了，立刻敏锐捕捉到地主归来的意义。这正反映了当时土地政策的变化：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后，中共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

一个政策、一段历史，就这样被古元巧妙地浓缩进版画中，传递出时代变迁和人们的思想变化。

1945年，纽约《生活》周刊首次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现代木刻，所刊登的16幅作品中有6幅彦涵、古元等人的作品，文章的标题是《木刻帮助中国战斗》——来自黄土高原的鲁艺木刻不仅唤起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热情，也鼓舞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斗志。

直至20世纪80年代，古元仍对延安念念不忘：“我常想，如果我一直留在陕北，也许我的作品的泥土味会更浓，更具有特色，对祖国艺术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体验生活要深入，要像母亲永远不会烦孩子一样热爱生活。”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曲《东方红》，唱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款款深情。在半个多世纪的流传中，这首歌成为刻在中国人文艺细胞中的红色基因。它的原创者是陕北葭县的一个普通农民——李有源。

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李有源忽见一轮红日升起。“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是最好不过的。”有了这个想法，李有源随即套用陕北民歌《骑白马》的曲调哼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后来经过鲁艺人不断整理、完善和改进，形成了现在的版本，且有了大型交响合唱《东方红》。

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向民间文化寻求创作资源，通过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来展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延安文艺”景观。

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吸纳了信天游的旋律，张鲁、关鹤童、安波、刘炽等人用陕北民间唢呐曲改编出著名的《哀乐》……大型歌剧《白毛女》则成为我国民族新歌剧创作的里程碑。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线回到延安，带回了“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听到这个故事的艺术家们被深深感动，决定创作一部大型歌剧：借一个佃户女的悲惨身世，展现“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时代主题。

主创团队经过认真讨论，确立了总体要求：戏要写真实生活，音乐创作要具有民间的泥土气息和豪迈的民族气势，美术设计要简单明快，要搞成一部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气息的大歌剧。

“方针定下来之后，我们一场一场地‘拉戏’。我们谈定一场戏，贺敬之就去整理，写好歌词，交给三位作曲家谱好曲，再交給每个演员去练唱。”地主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回忆说。

排练有时在鲁迅艺术学院的操场上进行，看到表演的师生、勤务员、老百姓发现不合理、不够好的地方就大胆提出来，不少建议都被创作人员采纳了。

经过三个月的细致创作，1945年4月，《白毛女》在延安上演。前后共演出了30多场，有的人连看几场，还有人特意从安塞、甘泉赶来看。

抗战胜利后，一部分鲁艺师生将《白毛女》带到了晋察冀地区，又演遍了整个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的进程。

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副教授赵宇涛说，《白毛女》是在群众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创作的，所以在群众中有极强的感染力。可以说它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歌剧，对后期中国民间民族音乐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歌剧《白毛女》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剧、连环画、京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作品被译成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远播海外。2021年，为庆祝建党百年，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复排了民族歌剧《白毛女》等一批经典作品。

“时至今日，《白毛女》的时代价值不减，生动体现了文艺引领时代进步的作用。它所揭示的主题思想——共产党为民谋幸福的初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刘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