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伪政治”传播的特征与风险

张爱军 杨丹妮

[作者简介]张爱军（1962—），男，辽宁省朝阳市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杨丹妮（1999—），女，山西省运城市人，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政治传播。

摘要：网络舆论存在政治化倾向，并在其政治化过程中产生“伪政治”现象。“伪政治”与“政治”存在概念边界、行为边界、权力边界、意识形态边界和民主边界。网络舆论“伪政治”传播通过技术伪装、权利利己、情感渗透、用户裂变生成;具有舆论主体的泛在性、舆论客体的底层性、舆论内容的标签性、舆论形式的复杂性特征，存在伪认知、伪行为、伪信任、伪身份等风险。政府、公众、平台需要以数字化技术规制伪认知，实现“政治”、防止“伪政治”，以维护网络空间合理化的传播秩序。

关键词：网络舆论;伪政治;政治;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G206;C912.63 文献标识碼：A

文章编号：2096-9864（2022）01-0082-09

舆论是公民意见的集合，反映公众政治情感的表现与政治权利的行使。对于网络舆论的研究，国内学者大多聚焦于传播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层面。“舆论不是一种有组织的精神状态，自发性使强大和软弱共生于舆论一身。”[1]技术、资本、权力、公众从不同角度对舆论进行干预和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成“伪政治”舆论。网络舆论利用话语包装实现“伪政治”传播，形成网络暴力，削弱舆论的精神价值。网络舆论存在政治化倾向，并在政治化过程中存在“伪政治”现象。从“伪政治”视角出发，探讨网络舆论的问题及其治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鉴于此，本文拟在厘清“伪政治”与“政治”边界的基础上，分析网络舆论“伪政治”传播的生成逻辑、基本特征与风险表征，以期为规制“伪政治”舆论，维护网络空间传播秩序提供学理依据。

一、“伪政治”与“政治”的边界

“伪政治”与“政治”是政治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也是政治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伪政治”是政治，但不同于“政治”，具有相对独立性。“伪政治”与“政治”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存在一定的边界性。“伪政治”与“政治”的边界体现在概念边界、行为边界、权力边界、意识形态边界和民主边界五个方面。

其一，概念边界。美国学者达尔等[2]认为政治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政治是具有理想性和现实性双重属性的人类活动， 并且现实中的政治始终保持其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合理张力。”[3]在网络空间中存在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之别，前者具有全局性与社会性，涵盖国家领土、社团建设等问题;后者即生活政治，存在于公民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涉及公民权利的问题。反观“伪政治”，“伪”的意思在中国汉语中释义有二：其一表示虚假的、不真实的;其二表示不规范的、不为人民所认同的。“伪政治”的意思是，表面上看来，大家都在共同参与一项集体事业，而这项集体事业似乎跟政治息息相关。但实际上，大家所参与的集体事业并不是真正的政治，而是虚假的政治[4]。“伪政治”并非“反政治”，“反政治”在美国学者里拉看来另有所指，他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政治”—“反政治”—“伪政治”的三元分析框架[5]。在里拉看来，罗斯福时代的特征是“政治”，里根时代的特征是“反政治”，而身份自由主义的特征是“伪政治”。从身份自由主义转向公民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从“伪政治”转向政治[4]。在网络空间中，舆论“伪政治”传播是指舆论借助自由主义的口号，实现真实或非真实政治信息的虚假传播。因此，“伪政治”区别于“政治”，并以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威胁“政治”舆论的存在。

其二，行为边界。“伪政治”与“政治”之间的行为边界表现为有组织性与无组织性的媒介动员。“伪政治”以个体为行为边界，从个体角度出发，推行个人主义至上，容易形成无组织动员。而“政治”行为更多是有组织、有纪律、有领导的活动，凝聚公众力量为集体事业奋斗。“伪政治”行为对于个体以外的政治事务保持冷漠;对于个体利益范围内的政治事务热情，甚至以政治热情制造政治事件，带有一定的极端性。“伪政治”形成“伪政权”，使得身份自由主义成为政治社会的破坏者，具有不合法性。“政治”行为具有一定普世性与现实性，涉及全体公民的政治活动，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根据巴甫洛夫经典性条件作用理论，条件反射能够被无意识强化。“伪政治”舆论利用虚假信息与虚假态度，强化用户的破坏行为，造成用户的条件反射，影响公众的群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其三，权力边界。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权力边界的划定能够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权力的失控将会造成绝对统治的局面。“伪政治”与“政治”的边界体现在话语权方面。“伪政治”传播触及法律的边界，具有一定的虚假性与欺骗性;“政治”传播在公众认同的范围内，形成政治言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伪政治”与“政治”的话语权力边界在于内向性权力与外扩性权力。内向性权力体现在国内舆论场中，“政治”传播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能够形成政治力量，维护政治权力的运行。“伪政治”传播在网络空间中圈层化扩散，汇聚权力，向内产生权力的异化。外扩性权力体现在国际关系中。“政治”传播能够以真实、准确的信息抢占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形象;“伪政治”传播在国家话语的传播速度与传播效度中，出现话语越位，导致话语错位，影响和矮化国际形象。

其四，意识形态边界。“政治”与“伪政治”的意识形态边界体现为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边缘性。“政治”意识形态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伪政治”意识形态借助政治意识形态的“外衣”传播，处于边缘化状态。美国与西方的右翼民粹主义利用社交媒体传播谣言、流言与谎言，形成“伪政治”的个体主义意识形态。个体主义利用“伪政治”言论形成“伪政治”意识形态，造成观点的以偏概全。对于中国政治尤其是微观政治来说，网民在“伪政治”意识形态的氛围下情感会变得极端，形成非理性化的力量，影响政府的决策。在网络公共事件中，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偶有对抗，在极少数情况下，受网络意识形态的裹挟和内外在压力影响，政府有可能站在网络公众的对立面。“伪政治”意识形态从边缘性向主体性过渡，一方面，导致网络舆论产生方向性偏移;另一方面也导致政府职能发生方向性偏移。

其五，民主边界。民主是“政治”的组成部分，伪民主是“伪政治”的构成要件。包刚升将民主的演进分为三个版本：民主1.0版本认为，民主是人民统治人民，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民主2.0版本认为，民主是公民能够参与民主竞争与民主选举;民主3.0版本认为，民主是在善治的基础上实现法治[6]。在网络空间中，民主的概念融合了以上三个版本的特点，表现为公民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并参与政治议题的讨论，实现公共利益大于私人利益的理想。民主是政治追求的理想状态，能够保障政治的稳定与发展。伪民主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不真实的民主，利用个体利益囊括全体公民的需求，形成偏见、歧视和管控的局面，造成民主崩溃的结果。在国际传播中，西方国家号称民主国家，却发动了世界大战，以一国的军事扩张，造成世界范围的动荡，其民主实则是一种伪民主。伪民主是政治领域中负面、消极的代名词，不仅导致民主的幻灭，也会造成“伪政治”的极端化。

“政治”与“伪政治”是理想与现实的两端，也是良治与恶治的表现。厘清“伪政治”与“政治”的边界，能够更好地了解“伪政治”传播的生成逻辑，规制“伪政治”的负面效应，避免“伪政治”舆论处于传播的高位势能位置。

二、网络舆论“伪政治”传播的生成逻辑

网络空间会产生具象舆论、抽象舆论、热点舆论、政治舆论等各种不同的舆论。舆论通过包装与加工，能够形成差异化的形式和“伪政治”传播。技术伪装传播、权利利己传播、情感渗透传播、用户裂变传播，共同生成网络舆论“伪政治”传播。

1.技术伪装传播是“伪政治”传播的平台

技术为信息传播搭建了平台，联结人与物，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但技术也造成平台的野蛮生长，滋生出“伪政治”舆论。

其一，社交机器人实现了舆论“伪政治”传播的遍在效果。社交机器人成为由人类操控者设置、由自动化算法程序操控的社交媒体账号集群[7]。根据社会传染理论，社交机器人传播分为简单传播和复杂传播两种。简单传播是指由单一传播源发出信息，未经过情感化的渗透;也指社交机器人单纯传播虚假信息，未经过情感化的变异。复杂传播是指经过社交网络间人机互动的加工，形成集群传播，混杂政治与非政治内容，传播“伪政治”舆论。社交机器人融合简单传播与复杂传播的传播理路，拥有信息过载设计，利用机器水军，形成“伪政治”舆论的遍在效果，侵蚀政治生活。比如，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社交机器人介入传播，引发选举安全和公正性的问题。

其二，深度伪造形成了“伪政治”内容的无痕迹篡改。深度伪造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可以模拟人的行为，刺激人的神经网络，以AI的面貌出现在网络平台中。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深度伪造通过对视频内容主体的随意嫁接，达到篡改者的目的，形成政治主体的伪造。在伪造政治主体的过程中，微痕迹甚至无痕迹生成，虚化事实、污化事实、扭曲事实，传播“伪政治”信息，使得公众在碎片化拼接下无法辨别事实的真伪。深度伪造篡改视频内容，在社交平台中挑拨国际关系，传播“伪政治”态度。机器人传播“伪政治”信息，并因此激发网民政治狂欢心理和政治消费心理，使玩笑政治、戏谑政治、调侃政治成为网络政治的奇观，营造“伪政治”舆论的传播效果。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形象在社交短视频中被随意嫁接，造成“偽政治”内容的扩散。

其三，算法推送实现了“伪政治”内容的镜像呈现。从理论角度出发，算法推荐以用户为中心，推送用户感兴趣的信息内容。在网络空间中，网民获取外界信息主要依赖网络媒体。网络媒体以用户为中心，判断用户的信息需求，形成信息差异化推送，为用户营造不同程度的镜像空间。从实践角度出发，镜像呈现根据用户标签生成，打造网络的“巴尔干”现象，将兴趣世界与真实世界隔离，出现环境伪造。在环境伪造中，用户成为算法囚徒，形成“坐井观天”式的状态。镜像环境与真实环境形成对比，呈现出“伪”结果，影响公众思维框架。镜像呈现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促使公众情感、态度、言论随着环境基调改变，形成舆论“伪政治”传播。

社交机器人、深度伪造和算法推送，一方面生成伪信息，另一方面将个体的偏私性移植，产生舆论“伪政治”传播的负面影响，使网络成为舆论“伪政治”传播的平台。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颠覆人们的认知，舆论“伪政治”传播的形式将会更加多样，为政治的良性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2.权利利己传播是“伪政治”传播的核心

“伪政治”舆论强调个体利益，以身份政治打造“文化部落”，将利己作为“伪政治”舆论的核心。在网民的政治生活中，权利利己经过了经济利己—政治利己—传播利己的发展演进过程。“在民主国家，公民权尤为重要，因在一个国家内，他的意见虽系许多意见中的一项，但该国的目标是由于公民的参与而产生的。”[8]“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发展，消费主义思潮蔓延至网络空间，利益成为公众评判事物的标准。自媒体以浏览量、点击率、转发量换取经济报酬，经济效益成为用户生产内容的指标。“伪政治”能够唤起公众的好奇心与注意力，成为内容生产的经济核心，形成传播的经济利己现象。意见领袖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力，能够以粉丝力量实现个体的政治诉求，参与政治讨论。当政治讨论不能满足个体的政治需求时，“伪政治”便转向舆论传播。“伪政治”传播能够以乌合之众的影响力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形成政治利己现象。公众私欲战胜责任，公民权利转向利己发展，实现个体的看见与被看见的效果，演变为传播利己行为。例如，里根政府强调大公民政策，以个体利益忽视共同利益，网民个体发挥了利己传播的作用。

3.情感渗透传播是“伪政治”传播的内在动力

情感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渗透式传播存在于“伪政治”信息中，成为“伪政治”传播的内生动力。“政治自由主义设定，最错综复杂的斗争显然是由那些具有最高意义的观念所引发的。”[9]情感过程包括信念、态度、行动的三维变换。情感信息内容定制化呈现，形成公众的信息驯化，培养公众的情感思维。情感渗透通过“伪情感”的渲染，造成“伪政治”舆论的肆虐。“伪情感”具有表演化的特征，能够抓取信息的敏感点，获取公众的同理心，产生共情传播的效果。脸书等社交媒体就是通过机器化审核、飞沫式传播、片面式截取、情感加工式传播，导致公众产生行为依赖与情感依赖。公众接触社交媒体获取情感化的内容，产生非理性的行为。根据涵化理论，媒介平台传播“伪政治”舆论，情感成为不可抗拒的内在动力。

4.用户裂变传播是“伪政治”传播的衍生力量

用户汇聚瞬时传播的裂变效果，成为“伪政治”传播的衍生力量。“现时代是个人犬儒主义绝望的时代，价值崩溃的时代，以及西方文明坚固的标准与标志瓦解的时代。”[10]用户制作非专业化的公民新闻，为网络空间中舆论“伪政治”传播的现象奠定了基础。用户制作信息的水平有限，价值认知有限，不免掺杂虚假、诽谤、造谣、偏见的内容。根据霍夫兰的信息休眠效果理论，个体低质化内容能够在短时间内引发公众的情感焦虑，造成群体盲思与群体盲从的结果，形成舆论呈现的“爆米花”状态，影响传播秩序的运行。例如，近年来，“英国脱欧事件”“中国5G研发事件”在互联网空间中引起了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信息的“裂变”效果，与政治内容勾连，加剧“伪政治”内容的扩散，成为“伪政治”舆论蔓延的衍生力量。

网络空间中舆论“伪政治”传播是虚假政治的表现形式。网络舆论“伪政治”在技术与人共同成长的过程中生成，能够将技术弊端与利益机制结合，也会将情感渲染与关系网络相连，在网络空间中得到充分传播。

三、网络舆论“伪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

网络空间中舆论“伪政治”传播具有舆论主体的泛在性、舆论客体的底层性、舆论内容的标签性，以及舆论形式的复杂性等特征。

1.舆论主体的泛在性

网络舆论“伪政治”传播的泛在性，一方面表现为舆论主体时空上的分布，另一方面体现为人工智能、机器甚至无法监测的信息流与数据流参与传播。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认为，生产力的进步使得信息传播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空间的全范围传播。泛在性使得公众被分割成节点式个体，形成“伪政治”舆论的主体，打造出信息接力传播的景观。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认为，地球在媒介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连接意义上的村落，民族交往转向世界，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域。身份自由主义者实现跨时间、跨空间的存在，传播“伪政治”舆论信息，成为互联网上的“定时炸弹”。机器人能够实现低成本化传播，成为信息源与传播主体，参与“伪政治”舆论的传播。信息流与数据流随着海量信息传播，传播规律无法控制，伪言论渗透交错。无论是机器传播，还是借助机器传播，都使得舆论主体带有一定的泛在性。泛在性舆论主体不能轻易被识别，即便形成管理机制，也不能监测出主体的真实情感。

2.舆论客体的底层性

相对于舆论主体，舆论客体具有底层性特征。媒介赋权形成底层群体传播。“行为政治学者注重对群体、组织和社区的研究，期望发现‘集体行动的逻辑’。”[11]政治弱势心理能够激发底层公众的共鸣情感，从而支配底层公众的行为，形成群体极化事件。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网民的行为在情感的刺激下能够转变为政治行动。在传统媒体时代，底层人民往往被媒体框架“过滤”，隐匿在信息架构上。而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交互性使得底层人民获得相对平等的身份认证。底层群体渴望通过政治诉求实现个体本位的政治价值。底层传播关注底层群体事件。“伪政治”舆论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一方面是因为公民的一定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参与政治事件的讨论，激发个体的猎奇心，满足个体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因為舆论客体关注底层群体性事件，底层群体性事件往往触及社会的痛点与堵点。“伪政治”舆论假借共同利益，改变舆论的正常走向，制造政治矛盾，加剧底层群众的情感冲突与行为冲突。意见领袖为底层群体事件包装情感“糖衣”，获得底层民众的心理认同，取得底层群体的政治信任，形成底层群体共鸣感知，激化“伪政治”事件。

3.舆论内容的标签性

“伪政治”舆论带有一定的标签性，产生舆论逆向的效果。舆论的形成标志着公众民主意识的觉醒，“伪政治”舆论的传播意味着民主的过度开发。身份政治的狭隘认知与标签印象相连，激活“伪政治”舆论，形成“伪政治”舆论的特点。比如，美国的女权运动与“黑命攸关”运动，以标签的形式召集个体身份，宣扬“平等”“妇女”“奴隶”等标签字眼，制造“伪政治”舆论，传播“伪政治”意见，形成政治运动。标签勾连“历史”“情感”“政治自由”等字眼，导致舆论暂停。舆论暂停阻碍社会进步，加深标签的刻板印象，产生舆论逆向结果。舆论逆向与舆论发展相对，其着眼过去，将集体记忆与文化背景结合，形成“伪内容”的传播，最终形成表面上相关利益方获得道义上的胜利，实际上公众处于舆论利用与舆论被动的局面，丧失对于“伪政治”舆论的管理权。

4.舆论形式的复杂性

在社交媒体中，舆论“伪政治”传播使得舆论形式呈现出复杂性的特征，具体包括舆论失真、舆论反转和舆论异化。舆论形式的复杂性造成舆论引导的困难性与舆论空间的多变性等政治影响。

其一，舆论失真。网络空间舆论“伪政治”传播表现为舆论失真。舆论“伪政治”传播具有隐匿性、集群性与智能性的特点。信息与观点受到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的约束，带有一定的偏向性。从传播对象角度出发，社交平台能够产生传播的网格化效果，形成公众的社交感染与情绪宣泄，激发公众舆论的形成。公众在多级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伪政治”言论，信息发生扭曲，意见成为个体的自我想象与自我创造。个体众筹式打磨的信息，真实性相对较低，易转换为政治谣言，危害政治空间。在社交平台中，多数公众的认知水平较低，在从众、从快的心理驱动下，轻信舆论，传播“伪政治”性谣言，降低了主流媒体的传播声音，使得舆论失真有了传播的空间。

其二，舆论反转。舆论反转是指将观点的正反、左右、真假不断转换，生成政治矛盾。媒体追求时间、速度、流量，事实传播的碎片化、功利化，造成舆论反转频发。舆论“伪政治”传播以自媒体的身份参与事件的生成与扩散，改变事件中立的面貌，形成政治化的传播趋向。舆论反转通常涉及社会事件，包括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能够吸引公众的关注，戳中公众的泪点与怒点，造成政治舆论与非政治舆论对抗，引发政治舆论场的撕裂。智媒体时代，公众并非事件的第一接触者，技术的操控形成以假乱真的效果，以迎合公众的情绪宣泄点，造成舆论反转与“伪政治”舆论的传播局面。公众具有广泛性的特点，社交平台将多种意识形态联结在一起形成群氓政治，攻击政府，丑化政府形象。即使事件真相最终呈现，已然造成伪言论的传播与政治矛盾的激化，形成舆论反转的有机变化。

其三，舆论异化。舆论异化伴随着观点异化，产生政治与“伪政治”的撕裂。公众自由表达符合社会公意，互联网的出现拓展了民主的尺度、广度与范围，有利于形成自由讨论的现象。根据反沉默螺旋理论，公众在网络匿名性的包围下，在大多数的沉默者中存在少数不同意见的发声者。这些少数意见发声者借助社交平台容易出现另类观点。另类观点经过“伪政治”的虚假改造，产生舆论异化现象。舆论异化与舆论归化相对，召集不同意见者，形成舆论团体。不同意见者在网络空间中形成观点的对立与对抗，形成次生“伪政治”危害。公众成为网络中的一分子，也成为舆论异化的参与者，使得政治内容被排斥，“伪政治”内容裂变，舆论的晴雨表忽冷忽热，造成政治与“伪政治”挤占话语空间的现象。

舆论“伪政治”传播存在于社交媒体中。从传播特性看，其具有一定的混合性与复杂性;从传播效果看，其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和极化性，需要政府部门关注“伪政治”舆论的多样化特征。

四、网络舆论“伪政治”传播的风险表征

网络空间中舆论“伪政治”传播存在一定的风险表征。舆论“伪政治”传播的风险包括：虚假与虚拟并存生成伪认知、情感与理性交织触发伪行为、利益与权力合作引发伪信任、身份与权利滥用形成伪身份、民意表达与事实呈现激发舆论异化。

其一，虚假与虚拟并存生成伪认知。网络舆论虚假与虚拟并存，形成“伪政治”舆论，造成公众的伪认知。在社交媒体平台中，针对公共事件，公众会利用通信设备传播不确定信息，形成具象舆论。具象舆论能够查找信息源头，知晓事件的发展过程，传播“伪政治”信息。抽象舆论的发出者并非具象而真实的个体，而是虚拟环境下超真实的数据人与工具人，产生“伪主体”的现象。“伪主体”将历史信息随意选择与随意建构，使舆论脱离正常发展的轨道，造成网络空间的信息污染。虚假与虚拟并存的“伪政治”舆论交织扩散，构建液态传播的网络环境，扰乱公众的政治认知，公众原有的认知在假象包围中出现了认知偏差。技术工程师将新的认知植入虚假、虚拟的“伪政治”舆论中，重构公众的政治认知。公众既有认知与植入认知产生交融，形成对于事件的伪认知。公众出于对信息的渴求和消除内心恐惧的目的，難以辨别信息的真实性与虚拟性。这样一来，网民的原生逻辑就变为技术设置下乌合之众式的混乱逻辑。

其二，情感与理性交织触发伪行为。心理认同结合理性与非理性因素，能够触发公众的伪行为。有学者认为，情感传播为未来传播的新趋势，即新闻发布不仅需要提供准确的事实，根据事件动态发展更新调查获知的信息，还要懂得从把握公众情绪结构、社会风险感知的角度去考虑新闻发布的信息提炼，实现情感调适和价值表达[12]。社交媒体涵盖社区、社群、族群、圈层等话语空间，能够形成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情感变异。用户能够在网络空间中寻找到心理认同下的信息，形成观点共鸣，将无原则、无理由的信任化成情感异化。社交媒体中舆论“伪政治”依托互联网形成虚拟共同体的社区，为其提供情感归属。社群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为成员提供支持与满足，社群中情感关系的维护体现为表演式的伪行为。族群区别于民族化的概念，是网络社群的升级版，形成群体内信息象征符号，培养用户的行为习惯与思维习惯，形成常态化的伪行为。不同的话语空间建构各自的传播秩序，形成用户情感与行为矛盾。公众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分属于不同的社交网络，对政治事件进行扭曲、污化情感式篡改，制造伪行为，传播“伪政治”舆论。伪行为与“伪政治”舆论相连形成政治异化，成为个人安全与社会安全的潜在威胁。

其三，利益与权力合作诱发伪信任。社交媒体中舆论“伪政治”传播将权力与利益结合，造成官方与非官方间伪信任。政治营销的特质在于把政治系统和政治生态在理论上预设为 “市场”，然后遵循等价原则在这种市场上通过交换谋求政治价值[13]。当政治价值遵循市场原则，完成政治交易，政治内容被明码标价时，公众对权力会产生质疑与不满。舆论“伪政治”传播分为显性传播与隐性传播。显性传播将“伪政治”舆论直接作用于公众，产生直接交易效果;隐性传播将“伪政治”舆论在公众忽略的情境中遮蔽式呈现，展现公众对于政府的伪信任。伪信任并非真正的政治信任，伪信任掩盖行为的虚假性，但无法遮蔽公众的真实情感。伪信任虽然无法在短时间内被察觉，但一旦受到外部微小事件的刺激，就可能转化为政治力量。例如，“脸书数据泄露” 事件，平台与权力部门合作引起公众不满，引发美国民众对于平台与政府的集体抗议。

其四，身份与权利滥用形成伪身份。身份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体现。公众滥用身份与权利形成网络暴力，成为“网络暴民”。公民的网络身份虽是虚拟的，但能够形成政治意见，渗透进现实生活中。公众在社交平台中利用平台社交，社交成为公众在网络空间中的主要活动。网络关系的维护，需要公众付出身份情感与身份行动。网络空间中大V以身份符号制衡沉默的大多数，压制反对意见。在“伪政治”舆论传播的过程中，网络大V以身份政治控制话语权力，营造普遍的舆论现象，造成网络空间中的不平等现象。伪身份左右政府的决策，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伪政治”舆论凸显伪身份行为，以少数行为取代多数行为，使得基尼系数增大，制造网络空间不和谐因素。民主角色的错位，“伪政治”舆论对社会控制加强，不同身份的权利差异降低了社会的共识性与凝聚力。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冲击”“桑德斯现象”，还是被英国媒体称为“特朗普胞弟”的鲍里斯·约翰逊上台和“科尔宾狂热”，都凸显“伪政治”舆论渲染传播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的分裂[14]。

其五，民意表达与事实呈现激发舆论异化。价值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理性强调问题的全面性;后者强调计算，凸显问题的片面性。工具理性难免夹杂产品生产的惯性思维，使得信息传播碎片化，网络舆论总体处于“伪政治”状态。社交媒体往往是民意表达的平台。公众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混合，使得社交平台的信息呈现碎片化、片面化特征。自媒体选择性报道事实，构建“拟态环境”，使得舆论走向极端形成异化。具体而言，舆论异化表现为舆论矛头指向官方、舆论话语极端和舆论场的撕裂。舆论矛头指向官方是指在后真相环境下舆论事实被蒙蔽，“仇官”思想占据公众的认知。公众认知左右公众行为，话语呈现极端化倾向，从而致使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出现对立、撕裂的状态，舆论异化加深。

在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15]。舆论“伪政治”在风险社会的传播，加大了社交平台中“伪政治”舆论的破坏性，需要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舆论“伪政治”传播需要规避自身的风险因子，使得“伪政治”向政治发展，发挥网络空间舆论积极的监督作用。

人并非天生扮演善的角色。整体来看，网络舆论能够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也可能阻碍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网络空间中舆论“伪政治”传播将政治诉求与利益结合，形成伪言论与伪民主，扰乱网络空间的传播秩序，存在一定的风险性。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舆论“伪政治”传播亟待治理，以促使舆论向政治理想化状态发展，实现网络空间的溯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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