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帕一个在战场上拿命做赌注的“赌徒”

朱七七

画家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用一根顶端涂有木炭的竹竿画出了一幅半比例的圣多明尼克雕像

与其说罗伯特·卡帕是个战地记者，不如说他是个冒险家，或者说是手持相机而非枪械的冲锋陷阵的另类战士，他曾经在诺曼底登陆之前说过：“战地记者的赌注——他的生命，就在他自己手里，他可以把赌注压在这匹马或者那匹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把赌注放回口袋里。我是一个赌徒，所以我决定跟着E 营的第一梯队冲锋。”卡帕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卡帕的真名是安德烈· 弗列德曼（AndréFriedmann），1913 年10 月22 日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有兄弟三人，父母是做裁缝生意的犹太人。作为政治早熟而不是宗教早熟的犹太学生，卡帕17 岁就与匈牙利政府产生了严重冲突走上了政治流亡者的道路，从此便没有过一个真正的家。

卡帕先到了柏林学习记者课程，由于父母的经济能力有限，所以他就半工半读，一方面在照相馆里给照相师傅当助手，同时也为一家图片代理商当跑腿，这家图片代理商的老板西蒙·盖特曼发现这位年轻人有一双对图十分敏感的眼睛，就借给他一台徕卡相机，有时候派他去执行一些简单的任务。1932 年10 月，他被派去采访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到哥本哈根拍摄托洛茨基（ 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最亲密的战友） 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的演讲，当时在场的摄影师因带着大型相机而被拒场地之外，但卡帕却带着徕卡相机顺利地混进了会场并成功地完成了这次采访。

1933 年元月，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不久，卡帕选择了离开德国去了巴黎。在巴黎他遇到了安德烈·科特兹（ Andre kertesz） ，一位年近40 享有盛名的匈牙利摄影家，是率先探索在艺术和新闻摄影中使用35 毫米徕卡相机的领头人之一。科特兹给他一笔小钱，帮他找工作还教他如何拍摄。在科特兹的引导下，卡帕拿起了徕卡相机混迹在巴黎。

在巴黎，卡帕还认识了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两位朋友，一个是正在为一家共产党的周报工作的青年摄影师大卫·西蒙（ David Seymour ），他是一个波兰难民; 另一位叫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 ， 他们便是玛格南图片社的另外两位创始人，他们相互学习，相互鼓励，也彼此批判，与他们的导师科特兹一起跻身于摄影革命的领军人物之列，这次革命引入了小相机美学，要义就是布列松所推崇的“决定性瞬间”。

在巴黎，祖孙俩在观看庆祝城市解放大游行

在卡帕的人生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那就是1934 年卡帕遇到的一个干劲十足、野心勃勃的德国难民，叫格尔达·塔罗，他们不仅相恋，后来格尔达·塔罗更是成为了卡帕事业上的经纪人。“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就是她为了公关需要让安德鲁·弗里德曼改的名。他们在巴黎租了间办公室，号称是美国一位年轻富有的影像高手——罗伯特·卡帕的经纪代理公司。

卡帕负责制造照片，塔罗则用她长袖善舞的手段推销出去，说是由于这位“卡帕”先生富有得不得了，不屑用照片糊口，因此每张照片非要一百五十法郎不可，否则免谈，爱买不买，悉听尊便。这个价格是当时最高行情的三倍，然而照片竟硬是让塔罗给一一推销出去了。几个月后，市面上便形成了一股“卡帕热”，欧洲重要报刊都争相索取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大摄影家”的照片。

另外，塔罗对美国新闻机构耍了同样手腕，号称“卡帕”是巴黎年轻富有的影像高手，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这不只是运气，卡帕高人一等的摄影水平才是成功的主因。 不过，这个“骗局”终于被一家杂志社的图片主编程克（M LaderVogel）拆穿了。

在诺曼底，一个拿步枪的男人站在街道上，不远处就是装满士兵的卡车

1936 年， 巴塞羅那的民兵成员

原来在日内瓦有个国际会议发生了暴动事件，所有的记者都被瑞士警察粗鲁地赶走了，唯独卡帕混了进去，拍到了独家特写镜头。说巧不巧，这一幕正好被在一旁的程克看得一清二楚。三天后，那些照片被送到程克的办公桌上，他拨了个电话给“卡帕”的经纪人，塔罗这么回话：“卡帕先生的这批独家照片，一张要三百法郎。”他回答：“有关卡帕的事倒是挺新鲜的，不过，请你转告那位穿着脏皮夹克，到处乱拍照的荒唐小青年卡帕，明天早上九点到我的办公室报到。” 就这样，安德烈·弗列德曼从此以罗伯特·卡帕的身份正式亮相。

卡帕现形之后更加走红，加上世界各地的战事逐渐升级，他就开始终年在外奔波，和枪弹比快地猛按快门。1938 年，武汉是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大批西方记者，政、经、军、文各界人士纷至沓来，“写武汉、在武汉写”。卡帕，这位世界著名的战地记者，足迹遍历二战著名战区的勇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938 年1 月，为了“离中国的抗战更近些”，卡帕登上“阿拉密”号客船，从法国马赛港出发赶赴中国。他是受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之邀，为其影片《四万万人民》拍摄剧照和担当电影助理。3 月初，卡帕抵达武汉，带上相机开始工作。恰逢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覆盖了整座城市，卡帕拍下了在雪地里欢呼雀跃打雪仗的孩子们的影像，这张照片成为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难得的欢愉之作。然而残酷的战争在等着这座城市的人们，也在等着卡帕。

作者在战地

4 月29 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居然以庆祝天皇裕仁生日为由，以汉阳兵工厂为重点，对武汉施行特大规模轰炸。在空袭警报响彻云霄、满城火光冲天时，卡帕冲上街头，拍摄了武汉市民观看中国空军与日寇激战的画面。卡帕的照片中，既有市民为中国军人空中战斗忧心忡忡的神情，也有得知20 架日军侵略者的敌机被击落后欢欣鼓舞的场面。

卡帕拍摄的照片，被送到国外，刊登在各大媒体的版面上。他在武汉拍摄的一张特写肖像照，一个头戴钢盔的中国年轻士兵高昂头颅，传达出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凛然之气。1938 年5 月16 日，美国《生活》杂志将此照片用作封面，并用7 个版的篇幅报道卡帕在武汉的采访。通过这种视觉呈现，武汉抗战的场景传递到了全世界。

1949-1950，以色列海法，抵达的移民110

7 月19 日，无耻的日本侵略者故意朝汉口的平民区开火，卡帕此时正在烈日下四处奔走拍摄。烈火包围了全城，滚滚热浪简直要把人烤焦，成千上万的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卡帕在这次空袭中拍摄了《蹲着的女人》，后来成为他的名作：一个女人蹲坐在门槛上恸哭，四周是一片废墟。从而，激发起全世界对法西斯的痛恨。

盛夏的武汉酷热难当，卡帕和同行们坚守这里，目击整座城市的沦陷。他们自称是“最后的挖沟人”。到1938 年9 月底，武汉最紧张的战事渐渐过去，卡帕离开中国，辗转前往了西班牙。

除了以战争摄影影响了世界之外，卡帕在摄影史上还有一大建树，就是创办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摄影组织——马格南（MAGNUM）。

1947 年，卡帕把几位好友——布列松、大卫·西摩（David Seymour），乔治·罗杰（GeorgeRodger）拉在一块儿，打算成立一个代理公司，专门负责发行乱世影像的照片。正当他们为公司名称大费周章时，卡帕灵机一动，取了个香槟酒名——“马格南”。“马格南”是一种两夸脱装的大桶香槟酒，这一点反映了卡帕的诙谐性格和乐天知命的人生观。

美国牧师和垂死的德国士兵，1944 年的诺曼底

卡帕直到去世为止，一直是“马格南”的领导人物，没有他，这个团体就不可能到今天还存在，成为世界所有报道摄影顶尖高手的云集地。在草创时期，卡帕经常靠赌马来周转员工和同仁的薪水，布列松就常因自己的酬劳被卡帕挪用去当赌本，和他大吵一番。不过大家都知道卡帕是为了整个团体的存亡而赌，也就不太在意了。

卡帕一生几乎没有为摄影艺术发表过什么创作观，但在战壕里，他有写札记的习惯，记录当时的情况，或者是自己对人生、命运、战争、友谊、感情等的感悟文字，他最出名的一句摄影名言就是：“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

他的照片让人不觉得技巧的重要性，而是显露出一段用生命才能换取的勇气，没有人会批评他表现得够不够精致、传达得够不够有力、裁切得够不够紧凑、调子够不够丰富。他最出名的照片《中弹了》，品质相当差，而另一帧《诺曼第登陆》甚至是模糊不清，焦距、光圈、快门在他的照片里都是无用的名词，他是用生命在拍照，而不是用机器，因此卡帕是被一般人称作“伟人”的唯一摄影家。

在巴黎凯旋游行中，市政厅广场（Place de l'Hotel de Ville）的建筑物中，有狙击手开火，游行的人群聚集在一起

卡帕一向以走运出名，同行的其他记者给了他一个绰号“走运·卡帕”，在他死亡那天，他的葬身之地越南Thai Binh 正是战火初熄的时刻，几位记者一同走出战壕在外面散步，背着相机的卡帕说他要到附近走一走，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的。不久，这些记者朋友听到卡帕走去的方向传来爆炸声，大家不由自主地说：“见鬼，又让走运·卡帕抢到好镜头了。” 结果是地雷夺走了卡帕的生命！众人赶去时，卡帕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自此，世界失去了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

1954 年5 月25 日，美国各晚报都登出卡帕的死讯。为了纪念他，世界上曾举办十三次卡帕个人作品展览，许多有世界影响力的摄影书刊都介绍过他。1955 年美国《生活》杂志和“海外记者俱乐部”设立了“罗伯特·卡帕金质奖”，用以鼓励在新闻摄影上有成就的摄影记者。1966 年，美国成立了“关心人的摄影基金会”，以纪念卡帕及其他马格南图片社牺牲了的摄影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