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异质”与“同质”
——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悼挽诗

赵刘昆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一、“归来者”郭沫若

困居日本时期，郭沫若为自己积攒了成为一个文化英雄的资本。首先，郭沫若东渡日本时，他因在危难中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实际行动而具有了某种“受难者”性质。而十年困居日本，他饱受精神和现实的折磨，却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宣扬、传播中华文化的实事，不仅加强了这种“受难者”的印象，而且也为其在中日两国学术界赢得了实实在在的声誉。因而当郭沫若于1937 年“秘密”归国时，他便俨然成了具有某种文化英雄性质的“归来者”。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不是郭沫若第一次自日本归来，此前他就有过数次类似的经历，而且每次归国几乎都是出于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所以郭沫若的归来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对民族和时代话语的自觉承担。在某种程度上，郭沫若的归来就具有了一种象征意义，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回归意味着一种关注现实、反抗强权和追求自由的精神的回归。但1937 年的郭沫若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已不再是那个离去时激情飞扬的青年了，经历了十年的风雨沧桑，他对世间万物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十年之久的学术生涯和书斋生活也早已磨砺了他的秉性，使其对世事有了更为精微的洞察和体认。另一方面，阔别了十年之久的故土也早已物是人非，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步步紧逼，蚕食中国国土，等他回到上海时，国已不国，现实的情况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