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2021年主线梳理 与2022年趋势预测（政策篇）

摘 要： 基于控制通货膨胀，美联储以及发达经济体央行过去一年开始减少债券购买规模，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许多国家也提前迈动了加息的步伐，与此同时，提高公共财政赤字率，增加基础设施、新兴产业投资以及减免税收成为了许多国家财政政策的一致性选择。另外，作为国际范围内一项常规性政策活动，各国监管机构继续加大对违规金融机构的处罚，同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各国央行也不断加强金融合作，增加对遭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援助。

关键词：购债规模;提高利息;积极财政;监管处罚;国际援助

作为逆周期的重要宏观政策手段，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和推行，其中欧美主要经济体还实施了无限量化宽松（GE）以及相对应的“国债货币化”操作。但是，由于美元的流动性泛滥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过去一年中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为此，各国央行开始了货币政策的收缩，除了减少购债规模外，通过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的国家也不在少数。在货币政策受限的情况下，不少国家开始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以进一步提振本国经济，最终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创出历史新高，债务规模也越滚越大。

四、货币政策的鼓点与节点

作为缓解与对冲新冠肺炎疫情戳伤经济的最有效手段，宽松性货币政策在过去一年中继续得到了延续，而且被视为“全球央行的央行”的美联储起到了表率作用。资料显示，除了将基准利率降至0%-0.25%之外，美联储还推出了无节制的量化宽松（QE），也就是美联储出面在公开市场购买债券，同时美联储还大量印发钞票，从疫情暴发至今的三轮刺激政策，美联储总共释放了高达9万亿美元新增流动性。而在美联储的带动下，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央行都开启了货币政策的宽松窗口。

但是，针对全球性通胀尤其是美国国内通胀不断走高的现实，过去一年中市场一直猜测着美联储会提前迈出收紧货币政策的步伐，但美联储却始终没有开展实质性行动，而是在反复强调通胀并不具有“长期性”的结论，并且美联储相信通货膨胀会出现预期回落。比较分析，市场在货币政策调整上之所以出现与美联储较大分歧的判断，主要原因在于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市场关注的是物价短期走势，美联储跟踪的是物价长期态势，所谓长期，按照经济学的界定就是一年以上，从2021年3月通胀开始上翘，时间上并没有抵达美联储既定的终界，对此美联储当然不会急于出手;其次，市场关注的是单一目标，美联储重视的是综合目标，即与市场仅关注物价变化不同，美联储更关注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而且美联储制定的“平均通胀目标制”也明确提出短期内物价超出2%是可以容忍的，因此，只有看到经济、就业两关键指标同时出现改善，美联储才会在货币政策上踩“刹车”;此外，市场关注的是物价上涨结果，美联储重视的导致上涨的归因，也就是美联储认为产业链的暂时不畅导致供应不足从而引致通胀，而随着产业链的修复并趋于正常，物价必然会出现回落。

然而，通胀的持续大幅走高还是超出了美联储的预期，倒逼之下美联储不得不改变自己先前的政策设定。最初，美联储计划2021年11月晚些时候开始启动缩减购债计划，每月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购买量由之前的800亿和400亿美元分别调整至700亿和350亿美元，即每月资产购买规模总共减少150亿美元，但年终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美联储又决定将购债减少量提高到每月300亿美元，这样，至2022年3月左右便可结束全部购债。回过头去看，也很难说市场对了还是美联储错了，但可以发现美联储其实并没有等到长期通胀结果的出现就开始启动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节奏，至少态度上说明美联储是在提前真实纠错，并且接下来美联储将遵循“减债+加息+缩表”的基本节奏逐渐回复到货币政策的常规轨道之上。

美联储态度的转变多少对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起到了影响。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调整，欧洲央行将中期通胀目标由原先的“接近但低于2%”调整为2%，这是近20年来欧洲央行首次改变通胀的政策控制目標，表明其对一定的通胀具有更大的容忍性。不过，在维持三大关键利率的基础上，欧洲央行还是决定自2021年第四季度起放缓总额1.85万亿欧元、每月购买200亿欧元的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的速度，并到2022年3月底完全结束净购买，但同时欧洲央行强调对该政策仍然保留灵活性，只是实行暂停而非废除。但不同于欧洲央行，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年终会议在维持8750亿英镑资产购买行动的同时，还是选择放弃零利率，将基本利率上调15个基点至0.25%。

作为疫情覆压之下防止经济过度滑坡的经济举措，日本央行不仅宣布无限量购买日本国债，并且还购进了总额20万亿日元的企业债券和商业票据，另外日本央行购入的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额度也达34.2兆日元，可以说与欧美相比日本“国债货币化”的操作行为有过之无不及，只是鉴于国内通胀可能上升，日本央行决定如期在2022年3月结束对企业债券的紧急购买，同时准备放弃货币负利率。同样，加拿大央行自疫情以来购买了总额为3360亿加元的国债，但鉴于国内通胀愈演愈烈，决定将原来每周购买50亿加元国债的规模缩减为每周20亿加元，而且加拿大央行也在考虑将国债购买规模进一步压缩至每周10亿加元，即每月约40亿至50亿加元的购买量。

实际上，削减购债规模就像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样在理论上还只是属于货币政策范畴内数量工具的调整，由此产生的收缩效应相对温和，而真正能够产生紧缩效应的应当还是价格工具，因此就像英国没有跟随美联储碎步慢走的政策调整节奏那样，许多发达国家针对国内物价真实状况的判断已经提前开始加息行动。新西兰联储是发达经济体中在2021年首个宣布加息的中央银行，期间先后两次提高利率，基准利率最终从0.25%提高至0.75%;在新西兰联储宣布加息的第二天，韩国央行宣布升息，而且一年中也进行两次加息操作，基本利率从0.5%提高至1%;另外，在疫情期间先后三次降息的挪威央行也彻底改变了宽松姿态，将本国基准利率从0%升至0.25%。

新兴经济体的无论是加息节奏还是加息频率都要比发达经济体快了不少，甚至可以说争先恐后地“抢跑”美联储。除了墨西哥央行在过去一年中完成了3年来的首次加息外，智利央行将利率一次性上调75个基点至1.5%，从而上演了该国20年来最大幅度的加息动作;另外，俄罗斯央行先后四次提高利率，累计加息225个基点，其中100个基点的升幅创下了2014年卢布危机以来最大的高跳记录;同样，巴西央行在2021年也先后四次升息，基准利率最终达到了5.25%，且期间100个基点的升息操作创下2003年以来该国央行最大的单次加息幅度记录。更让人吃惊的是，秘鲁央行连续五次加息，令基准利率达到2.5%，完全抵消了2020年年疫情爆发后该国所后实施的所有减息幅度。

理论上说，通胀高压之下央行将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货币紧缩，但也有一些国家属于另类。虽然物价不断走高，但土耳其央行非但没有加息，反而多次降息，而且短短四个月不到的时间累积降息500个基点，使得该国基准利率降至到了目前的14%;无独有偶，印尼央行将七天逆回购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3.5%的创纪录低位，而印度央行除了继续坚持规模高达1万亿卢比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规模外，还特别推出了政府证券收购计划2.0，即增加购买1.2万亿卢比的债券。

中国货币政策完全走出了一条“以我为主”的独立路线，除了基于为实体经济提供充分流动性的目的，中国央行过去一年中先后两次普遍降准且最终共计向市场释放2.2万亿元的长期资金外，遵循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以及稳字当头的原则，中国央行还注重做好跨周期调节，综合运用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MLF）、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投放流动性，提高操作的前瞻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央行有针对性地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同时运用与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新增支小再贷款额度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并创设了“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相关企业发放的符合条件的碳减排贷款，以 1.75%的利率和按贷款本金的 60%提供资金后援支持。另一方面，2021年国内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稳定不变（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在带动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的基础上也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负债成本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五、财政政策的热点与沸点

在宏观经济政策投放与安排格局中，财政政策应当是与货币政策紧密匹配的调控工具与手段。一方面，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或者过热阶段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往往会相向而行，比如宽松性货币政策搭配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收缩性货币政策相伴着紧缩性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在经济处于复苏期但同时物价上涨明显的状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则会相悖而行，比如收缩性货币政策跟随着的是积极财政政策。更为重要的是，与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产生“流动性陷阱”以及通货膨胀甚至“滞涨”完全不同，扩张性或积极性财政政策往往会催生出“乘数效应”，无论是作用于投资还是消费，财政政策的效果都要比货币政策的传递路径短且效果更显著。也正是如此，在2021年这个非常复杂的经济格局年代，积极性财政政策就成为了各国政府共同的选择。

与货币政策收收敛显得不温不火完全不同，美国的财政政策扩张在过去一年中显得格外亢奋。作为是首年执掌白宫的见面礼，拜登总统抛出了高达3.5万亿美元的预算框架并得到国会批准，而这一联邦政府层面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无疑为拜登推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与社会发展计划铺平了道路，其中名为“经济救助计划”的资金安排量达到1.9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法案”投资支出高达1.2万亿美元，“家庭就业与气候支出计划”总金额1.8万亿美元。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家庭就业与气候支出计划”中，通过增加儿童税收抵免、劳动所得税抵免、儿童和受抚养人的税收抵免等，过去一年中数百万美国家庭欠下的联邦税收都被抹去，同时由于减免和税收变动，年收入低于2.8万美元的家庭不再需要缴纳任何联邦税，中等收入家庭中也有约43%的家庭不缴纳联邦所得税。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美国超过1亿个家庭即相当于所有纳税人的61%在2021年缴纳的联邦所得税为零。

但投资支出的增加与家庭税收的减免必然导致财政赤字的飙升。数据显示，2021年财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达2.8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2020年的美国历史上赤字次高之年。为了缓解资金供给不足的压力，除了印发国债外，“家庭就业计划”将富人群体的资本利得税从20%提升到39.6%，同时将年收入超过60万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7%提高至39.6%，另外将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资本利得税提高到39.6%;不仅如此，策应国际税法的改变，美国政府将大型公司的企业税率从21%提高到28%，将美国跨国公司的最低税率提高到21%。

按照欧委会的预测，欧元区的公共债务2021年将达到100%的峰值，财政赤字升至7.1%，说明为应对新冠疫情与刺激经济增长欧委会在财政上透支不小，其中不仅包括规模为5400亿欧元的经济救助计划，更有需投资1.8万亿元“欧盟下一代”全面复苏计划;不仅如此，过去一年中欧委会还通过了法国提交的30亿欧元援助受新冠影响企业的计划，该计划允许法国政府设立30億欧元基金，以债券和注资的形式，向受疫情严重影响的50至100个法国企业提供援助。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从年度预算中专列50亿英镑帮助受疫情封锁重创的旅游及家具类等企业。

像英国一样，日本政府也从高达106万亿日元的2021年度预算中专门划出5万亿日元作为“地方创生临时交付金”特项发放给各都道府县，为帮扶商家提供支持，同时日本推出了个人所得税、资产税、法人税、消费税、国际税收等多个税种的税收优惠政策，过去一年中减税规模达到500亿日元-600亿日元。然而，2021财年日本税收总共57.4万亿日元，显然收不抵支，为弥补收支缺口，日本政府发行了43.6万亿日元国债，政府财政支出对国债的依存度升至40%，同时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增加至1257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公债占比达237.6%，为发达国家中最高水平。

其他发达国家的年度财政运作方面，韩国2021年财政预算同比增8.5%达到555.8万亿韩元，预算总额创下历史新高，但公共投资的重点是半导体、环保汽车和数字以及人工智能等;同时，加拿大2021年的预算开支规模达到了1014亿加元，其中涉及多项福利政策，包括政府投入120亿元延长工资补贴和租金补贴，并延长每周500加币的“复苏福利金”，而且加拿大政府推出了“复苏雇佣计划”，为雇主新招员工或召回员工提供每位员工每周最多1129加币的补贴。另外，澳大利亚在延长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计划的同时，还实施了一项总额12亿澳元的一揽子支持计划，以带动航空和旅游业复苏。

分析发现，在发达经济体2021年财政支出安排中，加大对绿色板块的投入几乎成为了一致性政策导向。拜登政府的“经济救助计划”明确要求联邦政府提高对电动化汽车的采购比例，“基础设施建设法案”除了增加对抗人为气候变化灾难的基建投资外，专列给电动车和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就超过了630亿美元，同时“家庭就业与气候支出计划”中有多达555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清洁能源;同样，欧盟委员会在推出新的“欧洲绿色债券标准”基础上，首次发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绿色债券，规模为120亿欧元并获得了逾1200亿欧元的超额认购，此前英国也发行了100亿英镑的首只绿色债券，认购额超过1000亿英镑。另外，日本年度财政预算中有超过2万亿日元专门用于支持开发氢和氨等脱碳技术的创新，而韩国对绿色产业的投资也超过1.6万亿韩元。

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家底弱了不少，但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一年中的公共财政预算与支出也没有丝毫的保守与吝啬。印度2021年财年预算总支出35万亿卢比，财政赤字占GDP 提高至9.5%，而在资金投向安排上，过去一年印度政府加大了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同时作为公共财政投资的补充来源，印度政府将本国保险业外国直接投资限额放宽至了74%;另外，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政府将初创公司的免税期延长了一年，同时将小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金额从不超过 500万卢比调整为不超过2千万卢比、营业额最高值从不超过2千万卢比调整为不超过2亿卢比，目的是提高税务审计的最低标准。

与印度公共财政赤字显著上升不同，俄罗斯2021年的财政赤字降至2.4%，尽管如此，俄罗斯用于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延长延期纳税、低息贷款和商业赠款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却增加了许多，全年俄罗斯财政支出超过24万亿卢布。同样，巴西虽然2021年财政预算赤字高达2470亿雷亚尔，但用于应对疫情的预算支出不受公共支出上限和赤字目标的限制，并且有1000亿雷亚尔主要投放到对小微企业的支持计划等项目之上，同时巴西政府从预算资金中列出了400亿雷亚尔用于基础设施、科技、農业、民生和服务业等多领域的项目建设。还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在过去一年中设定的“刺激经济财政政策包”规模高达800万亿越盾，而有着“基建狂魔”之称的柬埔寨在前两年大笔拨款投资基础设施改善的基础上，2021年用于国家发展的14亿美元的资金中大部分又投入到基础建设之中。

本着更加积极有效、更为精准与可持续的基本原则，中国将2021年的财政赤字率从往年的3.6%降至3.2%，相应的一般预算赤字规模控制在了3.8-4.0万亿元，同时基于稳增长与保就业、保民生的政策目标，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47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0.82万亿元，专项债务限额3.65万亿元。另外，通过加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并将个体工商户纳入优惠政策范围、以及提高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等，过去一年中国政府新增减税额度超过5500亿元。

六、金融治理的响点与落点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但留给人类记忆中的创伤以及沉痛教训似乎并没有抹去与消失，相反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案例在不断提醒着监管者们必须时刻绷紧警惕的神经，并睁大发现与遏制僭越法序的火眼金睛。正是如此，在自金融危机以来对全球商业银行课以高达3210亿美元违规罚款的基础上，2021年监管层祭出的惩处之剑依然持续凌厉态势，而且指向了除银行业之外的非银金融领域。

已经成为罚单上常熟面孔的瑞银集团在过去一年中再次接二连三的频繁“爆雷”。 因在法国境内非法招揽生意，并帮助法国客户将逃税所得“洗白”，两年前法国法院对瑞银做出了45亿欧元这一法国史上最高罚金记录的判决，上诉之后，法国高级法庭在2021年将罚款金额降至18亿欧元，但瑞银的刑事罪名依然成立，受到此案的影响，瑞银对外宣布计提了4.5亿欧元的准备金。完全同样的罪名，瑞银受到了比利时检察机构的指控，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瑞银接受4900万欧元的罚款。其实，过去一年中瑞银在欧洲不只被法国与比利时监管架构处罚，因联手操纵外汇交易，与汇丰银行、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与瑞士信贷一起，瑞银在2021年年底被欧盟合计重罚3.4亿欧元，只是因为举报有功，瑞银得以免交罚款。

在亚洲市场，瑞银遭遇的麻烦同样纷扰不断。因保荐人未能履行好监督职责，瑞银集团被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罚款3.75亿港元，同时营业执照也被吊销牌照一年，并且香港证监会责令瑞银集团不得为任何证券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申请担任保荐人。距离此案五个月后，由于在证券汇集借贷交易中没有向客户索取有效的常设授权，亦没有向客户发出成交单据，同时在评估客户对衍生工具的认识方面没有遵从适用的监管指引，香港证监会又对瑞银开出了980万港元的罚单。而在中国内地，深圳瑞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未能依规落实特约商户资质审核制度，先后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市中心支行和中国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行政处罚，罚款金额最终超过了2020年瑞银在中国约8600万元的被罚总额。

有着“华尔街之王”的高盛集团在2020年曾共领到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的罚单，并且2021年还要继续为自己的过错买单。1MDB是马来西亚的一家国家投资基金，该国检察机构追踪发现约7亿美元从基金流入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的银行账户中，而负责为1MDB提供服务的高盛集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美国证监会对高盛做出了30亿美元巨额罚金的处罚，同时马来西亚政府也对高盛提起了刑事诉讼，最终高盛在过去一年中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支付罚金2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同时也与马来西亚政府就刑事诉讼达成了25亿美元的和解。不过，香港证监会调查发现，高盛在香港参与了1MDB三支债券的启动、审批、发行和销售过程，为此高盛从中获得了5.67亿美元的服务佣金，根据香港证监会的文件，高盛的香港部门被罚款3.5亿美元，该笔罚金与也成为香港证监会有史以来做出的最高金额处罚。

除了那些国际著名银行机构为自己的过失而不得不吃进罚单外，更多的二流商业或投资银行同样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诉讼或处罚。道富银行在长达17年时间中通过隐藏加价的方式诈骗客户金额超过2.9亿美元从而被美国司法部提起诉讼，最终道富银行以支付1.15亿美元刑事罚款和同意全面赔偿受害者的代价拿到了被暂缓起诉的协议。同样是通过欺诈方式骗取客户资金，所不同的是作为澳大利亚最大银行之一的西太平洋银行是对死人收费，即在过去10年期间向1.1万多名已故客户收取了逾1000万澳元的财务咨询费用，对此，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对西太平洋银行做出了1.13亿澳元的罚款决定，同时赔偿客户8000万澳元，由客户财产继承人代领代收。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不同，2021年监管之手还延伸到了更多的非银机构身上。美国参议院与美国国税局经过调查发现，全球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 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旗下的旗舰基金Medallion不仅对利润进行了错误描述，而且使用了一种复杂的期权安排，将短期资本利得转化为税率较低的长期利得，合计未缴税款高达68亿美元。为此，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创始人吉姆·西蒙斯等六名董事会成员被判支付100%的附加税，同时支付利息和罚金，最终合计金额超过了数十亿美元，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额度的税务处罚案例。

以标准普尔、穆迪投资和惠誉国际为代表的国际评级机构的公信力一直受到外界的诟病，并且因为各种隐性与显性违规屡遭监管机构处罚，其中由于在持续四年时间中穆迪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5家实体没有运用充分的内部政策和程序来处理与股东的利益冲突并且未能及时披露，欧盟市场监管机构对穆迪做出了370万欧元的罚款决定，尽管按照欧盟监管机构的说法穆迪并非故意而是疏忽，但却依然不影响处罚结果。

中国监管机构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在过去一年中无论是开出的罚单数量还是处罚金额都创出了历史最高记录。初步统计，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外管局合计给银行开出的罚单多达4800多张，处罚金额超过23亿，与此同时，过去一年中保险业共收到监管机构开出的罚单1700多张，累计罚款金额约3.1亿元，另外，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累计收到的罚单40多张，罚没资金超过3000万元。值得注意的，在处罚对象中，既有国有大型银行，也有城市商业银行甚至农村小型银行，既有保险公司及其代理人，也有证券机构与中介服务商，可以说监管达到了无缝覆盖。

当然，全球金融治理并不等于金融监管，更不能等同于金融处罚，还应当包括改造金融监管架构与加强对宏观审慎风险的识别和管理、扩大金融监管范围以及提高金融体系资本质量和数量、加强对影子银行和衍生产品监管与阻止过度杠杆，以及进行金融监管合作等，为此，过去一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了规模为6500亿美元的新一轮特别提款权（SDR）普遍分配方案，以增加全球流动性，该方案不仅是IMF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特别提款权分配，而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中可以获得275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

参考文献：

[1]张锐. 美联储提出“平均通胀目标制”意味着什么[N].上海证券报，2020-09-05.

[2]张锐.拜登重启清洁能源发展的后续猜想[N].國际金融报，2021- 02-08.

[3]张锐.拜登大手笔展开基建计划会带来什么[N].国际金融报，2021-04-05.

[4]张锐.低收入国家走出债务危机道阻且长 [N].国际金融报，2021-06-03.

[5]张锐.“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护航中国经济行稳致远[N].国际金融报，2021-08-09.

[6]张锐.美联储为什么不改通胀“暂时性”判断 [N].上海证券报，2021- 09-04.

[7]张锐.美联储货币政策将边走边看[N].上海证券报，2021-11-13.

[8]张锐.美债违约：伪命题下的真闹剧[N].证券时报，2021-12-03.

[作者简介]张锐（1964—），男，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本刊编委、特约撰稿人;研究方向：金融创新与服务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