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官报》从创立到消亡

王庆

1900年庚子国难后，清皇室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统治危机。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发生了转变，慈禧太后被迫举出改革大旗，试图进行变法图治。1901年4月21日，清政府设立政务处，作为议商变法条陈、制订新政措施的机关，清末新政正式拉开了帷幕。新政期间谣言泛滥、各种负面舆论充斥媒体，社会舆论几乎到达失控地步。这使得清政府意识到抢占舆论主导权的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之下，1904年3月（光绪三十年二月）《四川官报》由成都官报局在成都创刊。

《四川官报》创立背景

1901年1月29日，在西逃途中的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要求：“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兮条议以闻。”4月21日，清政府设立政务处，作为议商变法条陈、制订新政措施的机关，清末新政正式拉开了帷幕。

新政期间，人们利用多种渠道、方式表达出对新政的态度和看法，社会舆论对这一事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清王朝專制统治下的舆论控制与政治控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使得清政府意识到抢占舆论主导权的重要性。在此情形下创办官报，抵制民间报刊，钳制舆论，迫在眉睫。

预备立宪以后，清廷先后颁布了五部重要的新闻法规，即《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7月）、《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10月）、《报馆暂行条规》（1907年9月）、《大清报律》（1908年3月）和《钦定报律》（1911年1月），不断修改，趋于完善。虽然这些法律并没有改变清政府专制的本质，但相对于从前，在清末预备立宪的环境中，这些报律多少发挥着制约行政对报界的干涉的作用;而且法律条款中增加了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条款;处罚渐渐减轻，报纸的发展空间得以一定程度的扩展，为清末报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阶层对于官报的认识也在进步。恭亲王奕劻认为实行预备立宪必须先开民智，使民众能够了解熟悉国家政治，使得国家政令施行能够上下一体，气脉相通。而开民智、政府政令能顺利实行的关键是重视官报的作用，将官报设为行政机关：“预备立宪之基础，必先造成国民之资格，欲造国民之资格，必自国民皆总能明悉国政治。东西各国开化较迟而进化独速，其宪法成立乃至上下一体，气脉相通，莫不藉官报以为行政之机关，是以风动令行，纤悉必达。或谓英国民人政治智识最富，故其宪法程度最高，盖收效于官报者匪浅。”这一背景之下，1904年3月《四川官报》由成都官报局在成都创刊。

《四川官报》版面与编辑

官报版面：以宣统三年正月《四川官报》版面内容改革为界，笔者将《四川官报》发展时期大体分为前期与后期，现将前后期内容进行整体归纳。前期官报主要报道内容既有政府政务信息的发布，也有社会新闻的报道，同时还选择翻译外报的内容，企图开通风气，启迪民智。《四川官报》的体例大体上与《北洋官报》在创设宗旨、体例、编辑、发行等方面有着高度的契合，可见《四川官报》的发行也受《详定直隶官报局暂行试办章程》的管理和指导。前期《四川官报》版面分为：论旨、奏请、公牍、论说、新闻，新闻包括本省新闻、外国新闻、外国新闻、译报、专件、演说、附录。其中演说版面并非常设的固定板块，如庚戌九月中旬第二十四册、庚戌十一月下旬第三十一册、庚戌十二月中旬第三十三册的官报就未发表演说内容。

宣统三年正月，《四川官报》对其版面和内容以及发行时间进行了调整，在辛亥正月廿一至廿五发行了改版后的第一册官报。官报的版面分为公布类、参考类、附录三大类。公布类包括论旨、奏议、公牍;参考类包括吏治门、民政门、司法门、教育门、边务门、财政门、实业门等。附录一般常例为公示辕门钞：藩辕牌示，并偶有论说、劝业道查验本年各属呈解等其他内容进行刊登。报刊发行时间也由原来的十五天左右发行一次改为五日一次，官报副标题为：四川五日官报。

改版后的官报版面中公布类包括论旨、奏议、公牍;参考类包括吏治门、民政门、司法门、教育门、边务门、财政门、实业门等。论旨、奏议、公牍等一类公文形式，属于清政府的行政工作内容，在报纸呈现就变成了新闻，传递的是官方直接发布的新政信息。另外，参考类划分为吏治门、民政门、司法门、教育门、边务门、财政门、实业门等直接与新政概念与内容相契合。由此可见，在官报改版后其版面、报道内容更是直接与新政相契合，所报道新闻大多还是与新政密切相关，并且从半月一刊改为五日一刊，可见新政宣传的力度加强。《四川官报》不仅宣传报道新政进展，还在普及新政概念方面发挥作用，让新政概念具体化，有助于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形成新政概念，明确新政具体作为。新闻传媒的价值不仅在传播事实，还体现在概念和观念的传播。这种观念传播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寓观念于事实之中，更容易深入人心。由此可见，《四川官报》在清末新政实施阶段，是当时四川地区最主要的新政信息来源，也是新政最主要的宣传报道媒介。读者通过对上谕、奏折、新政栏目的阅读，有利于百姓及时了解中央的新政政策，从侧面进一步强化了以新政为主要背景下的清末政治生活。

官报编辑人员与摊派：甲辰二月上旬，《四川官报》第二册开篇刊登了四川官报局的人员表，对分职、姓名、官衔和里居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官报总办：陆钟岱，花翎二品衔调川委用道;总纂：龚道耕，举人，成都人;分纂：罗黼章，分省试用知县;提调：鄺国元，花翎四品衔补用知县，广东人;文案：蹇念恒，知府衔试用同知，贵州人;收支：王燮元，六品衔试用县丞，江西人;排印：孙锡章，理问衔试用巡检。

甲辰八月中旬《四川官报》第二十一册刊登专件《北洋官报局通饬各州县开售官报章程》强制性要求各州县加大官报的推行力度和范围，“一官报之设派令州县分销原期与广开民智，若该地方官或诿诸地瘠民贫，风气不开甚至束之高阁，借口于派款摊捐自甘赔垫，该地方无论如何瘠苦，以一州一邑之广何难摊销此数十本之报。”

从官报编辑人员构成均由地方官员兼任与摊派推行方式具有强制性特征，可见《四川官报》的官报性质以及四川地区创办官报的根本目的不是单纯的开启民智，更是构建一个完全由官府掌控的借此钳制舆论抢占舆论主导权的维护统治工具。

《四川官报》的性质

官报前期具有近代商业报刊性质：在创立之初，《四川官报》就公开刊登了报刊的收费标准，甲辰二月上旬，《四川官报》第二册官报告白栏中对官报费用进行了明文规定：“本报月出三册以每旬一日出报十二月十一日至正月二十日停报。全年出三十二册，遇闰照加。每册以三十五篇到四十篇为率。一本报每册取价一角五分，先交全年报费取价四元，先交半年报费取价两元二角，省外每本加收邮费二分，为设邮局之处由民局转寄力貲阅者自理。一凡有愿代售本报者即行函告本局，愿任派若干份本局认可后即行按期邮寄，但报赀需于收到第一册后即行缴清否则停寄，仍追取第一册价值。一代派至十份以外者，九折五十份以外者八折，邮费不得折扣。一客商愿登告白者请到本局面议论价值格外从廉。”在此之后，《四川官报》曾多次刊登报刊费用标准，且改进为以表格形式，使得报纸费用更加清晰直白地向观众传递。显然，报刊的创立带有一定的盈利性质。同时，《四川官报》还有用于刊登广告的栏目——告白，并积极主动地向外招商，对于广告的收费标准，《四川官报》也做出了明码标价，在报刊招商信息中，注明了广告位的收费标准。《四川官报》以表格形式对不同字数、广告时长、字号大小等进行了不同的价格定位，刊发了告白价目表。

一期广告：三行价格为九角、五行一元五角、十行三元、半页六元、全页十二元;三期：三行价格为一元六角、五行二元四角、十行三元。《四川官报》将广告按照投放时长分为一期、三期、六期、九期、半年、一年，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识地将广告按时间分类为短期、中期、长期广告，并根据篇幅长短分为三行、五行、十行、半页、全页。按时间长短，广告投放的时间越长，费用越高。半页全页广告可占全报的比例大、费用高，《四川官报》创办者已经意识到报刊的商业价值，也说明《四川官报》创立前期具有商业盈利性质。官报刊登过的广告形式也较为多样，如甲辰十月下旬《四川官报》第二十八册刊登了姑苏玉松竹轩女史自制绣花书单夹宫扇的广告，也曾刊登过商务报刊的宣传广告。

政府喉舌：丙午十月上旬，第廿九册《四川官报》封面增加了“大清邮政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表明了此时清王朝对官报的控制力度加强。在预备立宪启动后，《四川官报》几乎所有版面都在报道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相关新闻。再度改版后，官报的版面分为公布类、参考类、附录三大类。公布类包括论旨、奏议、公牍;参考类包括吏治门、民政门、司法门、教育门、边务门、财政门、实业门等，直接与新政相契合，所报道新闻大多还是与新政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四川官报》在清末新政实施阶段，是当时四川地区新政信息的主要来源。

如甲辰正月下旬《四川官报》发布了《办川汉铁路说》详细论述了对开办铁路的观点，认为开办铁路“署理四川总督锡尚未到任时就上了一个折子，说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恳请饬部立案，当经外务部奏准了，现已委司道大员会同办理，势在必行，为四川打开利源，不日就要议定章程。设局开办，但是四川地方，僻处边隅，风气不开，不但偏僻，州县及乡村的人，至今不知铁路为何物。修起有何用处，就是通都大邑，还有许多不晓得的，更有一种顽固之极的人，见了铁路二字，便说是洋人的东西，我们中国不应该学他。又说夺了推车抬轿一班小百姓的生业，必至闹出乱子。铁路的利益，一时也说不尽。总而言之，就是交通便利四个字。我们中国行路的器具或用车或用轿或用竹兜，水行用船。大约一日极快只能行百余里。若是有铁路能坐火车，一昼夜间，快的可行三千里，缓的可行一千数百里，平常三二十日，始能走到的一日也就行了，而且一个机器在前，可以连数十车于后，一车之中，可以容得下百十人，走起来又不得颠簸，又不得眩晕。虽是极高的山，极大的河只要铁路架上，都成平地，绝无跋山涉水的苦况，真是自古未有的办法。”文章以白话文通俗易懂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了兴修铁路的利弊，同时也向读者传递了四川新政的内容实行新政的决心。

《四川官报》丙午十月上旬廿二九册刊登的论说题目为：《论吾国今日宜与图国内和平》，大致内容为：“今尊崇秩序共保和平，而后国民之资格乃可以立宪也。吾知薄海以内凡为立宪之预备者，莫不曰保和平。保和平矣，和平有世界之和平，一国之和平。保之者民也，民之为业四，四民之中所以营其生者则为农，为赀加梯之有级而非四者所能赅，其大则润及穷乏惠逮子孙，次亦瞻其家人，给予一身或劳心而得或劳力而得，虽有难易巧拙之不同，愿得之既正则农者不为侈啬者，无所怨何也。其在天道即栽者培之因材而笃之说也，其在人事即上农次农用力不齐所食亦共之说也，然因材者非弃材不齐者，非不业各就其材而业之。故能各治其生各安其所，彼此相维。有交通而无反对，若生计危迫朝不谋夕，或冻馁及神，急于救死此而望其不蠢动、不暴乱，持守和平之宗旨，耻于非义而不为也。势已不可。况逼促陵軋。如今世界其反动主力，殆不可以僂指数栽。然则欲保国内之和平，必自地方治安始，欲地方之治安，必自多开小民之生计始。小民者地方人群之一部，人群所聚，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有智有愚有贤有不肖。贫与贱愚不肖皆小民也。夫貴贱贫富之相差，受大受小难分厚薄。然所谓薄者，究其有生业。界中一分子，若不智而愚，非贤而不肖，彼既无业爱莫能助。殆非恤其生者所能，一一代谋其位置乎？虽然天之生人犹之生物，无视官者必予以触觉，去羽翼者必予以爪牙。蚩蚩之氓，即脑灵薄弱，意想蹙涩而肌体毕具，未必能力之尽绝也。”该文详细论证了立宪的原因，运用白话文、半白话文形式对立宪利弊与重要性进行了详尽的论证。这类新闻报道对营造新政变革的舆论环境，引导民众支持新政，了解中央、地方办理新政的内容、实施进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川官报》后期发行体制的架构透露出更加强烈的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色彩。官报封面刊载谕旨充分反映了《四川官报》对皇权秩序的维护和尊崇，上谕、奏折、公牍、文告一类公文形式，属于清政府的行政工作内容，在报纸呈现就变成了新闻，传递的是官方直接发布的新政信息。从中也可看出《四川官报》的属性主要还是代表政府发声，对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及消息会进行首要报道，这也奠定了报刊的基调，关于新政及其他内容的报道都是在维持皇权秩序的前提下开展，也体现了官报的特殊性质。

公文类新闻与新政纪闻相结合，构成《四川官报》新政宣传报道的整体主构，其宣传的新政内容不仅有中央也有地方层面，不仅有决策也有具体实施，可谓是全方位宣传报道新政的展开。《四川官报》保留着上谕、公牍等栏目，带着旧式《邸报》的痕迹，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变相的公文，具有封建官报的特征。其主要作为清政府及四川政府的思想传播媒介，这利于统一舆论，加强对百姓的控制;对清末新政的推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四川官报》发行过程中其发布内容与新政内容具有同一性，其创立的根本目的是为宣传新政而创立的地方主流发声平台，为新政在四川地区的推行进行充分的舆论造势，视为清政府的喉舌。

近代报刊性质——特殊环境下的新媒体：《四川官报》面向大众发行，承担着近代报刊的传播实事、开启民智的职能，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特殊环境之下的新媒体。第一，新在其报纸构成要素上。细究其形式，《四川官报》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报纸的四要素：新闻、广告、副刊和评论。官报丙午十月上旬在封面刊登放正兴草图。“中兴草得天地正气所以能除烟害，中兴国派并能治手足麻木酸痛，将草煎水薰洗数次即最为神效。”并附带文字信息对能够帮助戒烟的药草进行了详细的科普。由此可见，《四川官报》报刊栏目内容除了刊登官府的命令政策外，还起着开化民智、教育民众的作用。另外，《四川官报》的各栏目还介绍本省的政治、教育、军事等内容，以及农学、商学、工学、兵学之新式理论和日俄战争等事件，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新闻信息，这与大众传媒的功能相契合，官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现代传播媒介所拥有的报道新闻、教育民众、娱乐大众、监督社会功能。其采用半白话文、白话文，语言相对浅显易懂，较好的融入了近代新闻元素。

《四川官报》的办报主旨和编辑思想明确清晰，报刊栏目不断调整和完善，内容形式上摒弃了旧式官报《京报》的固有模式。《四川官报》自创刊，其最初的版面和新闻报道，一方面体现官报注重政治新闻报道的特点，另一方面也顾及扩大新闻传播覆盖面，提供给读者更多信息，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新闻，这种结构与大众传媒有一定相似度。《四川官报》也公开销售，在四川地方还开辟阅报亭，显然有面对大众的考量。

《四川官报》不光只刊登一家之言，还博采众长，在官报创刊八年中，先后转载了多种报刊中的精彩言论，设有专门的译报栏目，对外国具有影响力的报刊内容进行转述，作为官方地方政府创办的报刊，官报不仅学习当时先进的新式报刊思想，还从国外先進报刊中汲取营养，积极向西方学习，刊登了大量的国外信息。《四川官报》向外国学习先进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还积极向国人介绍世界列强的情况，利于开阔国人视野。《四川官报》受我国近代新式报刊和外国报刊的影响，其报刊体例、栏目，及办报的思想和宗旨均有近代报刊的特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报刊业的改善和蓬勃发展。故虽然《四川官报》主要是为清王朝的统治所服务，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代报刊的状态，刺激了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

《四川官报》在清王朝僵化的政治体制框架下，官报缺乏新闻传播的创造性与主动性。清政府对官报制定了相应的条例和章程，对官报栏目和刊载内容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范，各地和各部门官报办报的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在清王朝僵化的体制之下无法给新式官报宽松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空间，使得官报缺乏新闻传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新版官报的创办过程中，官报仅仅是模仿了近代报刊的外表，对近代报刊的实质内核缺乏深刻地理解。《四川官报》对于清末立宪背景下的中国如何借鉴西方政治体制言论的重视并不够，治国方略等的态度也并不清晰明朗，也不会通过言论来批判或动摇现行封建统治制度。《四川官报》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官方喉舌，这也说明清朝统治集团所实施的立宪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之所在。同时官报在与民报竞争中其信息传播效果有限，传播范围狭窄，百姓更青睐民报，使得官报难以维继。《四川官报》作为四川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新政的末路就是《四川官报》的末路。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