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红色文献资源研究综述

2022-04-02 05:08陈晋 陈颂 梁欣悦
新世纪图书馆 2022年3期
关键词:文献研究资源建设

陈晋 陈颂 梁欣悦

摘 要 我国红色文献资源留存数量不多,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开展此方面的研究对于保护和传承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论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网络调查法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红色文献整理开发研究进行评述,归纳成就,发现不足。未来应在扩大地域研究、拓展文献分析、重视数字加工、推广红色精神等方面加强此领域的特色文献资源建设。

关键词 红色文献;资源建设;文献研究

分类号 G253

DOI 10.16810/j.cnki.1672-514.2022.03.015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Red Literature Resources in China

Chen Jin , Chen Song, Liang Xinyue

Abstract There are not many red document resources retained in China, which have precious historical data valu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his aspect for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revolution.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network survey method to comment on the research of red literature col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finds shortcoming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literature resources in this field from the aspects of expanding regional research, expand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digital processing, and popularizing red spirit.

Keywords Red literature. Resource construction. Literature research.

0 引言

紅色文献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出版的各种文献资料,它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见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思想的积淀,其所展现的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不少文献已是孤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现代文物”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红色文献为当时普及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如何将珍贵的红色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是拓展图书馆工作、提升馆藏特色资源建设的重要工作,也将为传承红色文化、宣传“红色精神”探索新的途径。

近年来,图书馆界、出版界、收藏界等研究者在挖掘和宣传红色文化资源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策略,并形成了一些成果,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总结2006—2021年十五年间学术界对红色文献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我们对红色经典文献的整理与利用,有助于红色基因的教育与传承,有利于未来在文献资源建设领域更好地实践,以增强公民的文化自信,从而引领红色精神的传播。

1 研究文献的发文量及作者分析

笔者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检索工具,以“红色文献”为题名或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检索结果计80篇。从这些文献发表时间上看,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在这十五年间呈现波浪推进的状态,在我国建党90周年、95周年、100周年前后都有一波该主题论文的增量。2006年朱孔山[1]以革命老区临沂为例提出沂蒙红色文献与红色旅游开发要充分结合起来,这是较早一篇涉及红色文献题材的论文。

在该领域发表论文较多的作者是来自遵义师范学院的孔辉、万彩霞等。遵义是长征路上红军停留时间最长的地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如 “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历史事件,还有著名的“遵义会议”在此举行,因此形成了该地区分布广而全、研究价值高的红色文化资源,继而带动了遵义地区红色文化研究的热潮,特别是遵义师范学院成为了全国首批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后,该校的红色文化专题研究成果也日益增长。其他发文较多的作者也多来自红色文化底蕴较深厚的地区,如湖南省、江西省等。

在2006—2021年的红色文献相关研究论文中,有7篇论文获得国家、部及省市基金项目的立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项、湖南省教委科研基金1项,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延安时期印刷文化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ADJ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时代红色文化资源价值提升和意义拓展研究”(项目编号:12BKS08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毛泽东苏区文稿”(项目编号:16ADJ001)、贵州省教育厅项目“馆藏红色文献的搜集与建设”(项目编号:2019zc084)、湖南省教育厅项目“湘西地区红色文献收集整理与开发利用研究”(项目编号:16C1348)等,这些项目的立项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红色文献资源的整理与研究。

2 研究文献的主题分析

2.1 红色文献的内涵及定义

红色文献记录了新中国诞生走过的艰辛岁月,应该说每一件红色文献藏品都沉淀着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信息,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红色文献的定义。

有学者认为红色文献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红色文献定义,指的是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期间,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党的领袖著作、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和报刊杂志等[2],这代表了目前理论界普遍的观点。广义上来讲,红色文献是反映共产主义者在追求革命真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过程中形成的思想、革命经验等成果的总称,其载体有文字记录方式的书刊,也可以有图片、音视频的相关资料,还可以有海报类的实物。这种广泛的界定从载体形态、时间范围上扩大了红色文献搜集的范围,丰富了搜集红色文献的渠道。事实上在搜集红色文献的实践过程中,一些著名的收藏家如福建红色文献收藏家张祖仁就从广义的角度来搜集藏品。

学者孔辉在解析红色文献的内涵及特点一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我国1984年《文献著录总则》中关于“文献”的定义,即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那么红色文献的界定可以参照为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成长历史过程信息的一切载体,时间范围还是界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之间这一时期,由中国共产党机关、各根据地出版发行的各种文献资料 ,内容涵盖了党的领袖著作、各时期党组织的文件、在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刊等[3]。这样与狭义上的红色文献定义比较,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提高红色文献的搜全率,一些资料的后期再版或重印还解决原始文献难以获取的问题。

研究界对于红色文献的产生区域有不同的观点,过去一般将其限定在革命根据地红色区域内产生的文献为红色文献,但有学者认为这种限定范围并不完整,当时在国统区或敌占区的白色区域,许多我党地下组织及爱国人士的言论活动所产生的爱国红色文献,应该也属于搜集范围,还有国外到过红区的记者、作家或友人书写出版的支持中国革命的红色文献,他们为中国革命的奔走呼吁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援了中国的抗战[4]。

应该说红色文献时间范围界定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这在学术界已经普遍达成共识,而对于搜集的版本及载体类型目前还存在一定争议,比如:有人提出后期重版再印的这一时期的红色文献是否也属于红色文献? 党的领袖、著名将领后来的著作是否是红色文献? 有关回忆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间党的政治、军事等活动的作品是否也是红色文献? 这些都与该概念的界定有关。笔者认为,红色文献珍贵之处在于它是烽火年代中国共产党各根据地出版发行的原始文献,至于后期整理出版的红色文献及那个年代爱国人士言论活动纪实可以作为宣传红色文献、开办展览的补充,却不是本文论述真正意义上的红色文献。

2.2 红色文献的搜集与收藏

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版的红色文献因当时出版环境所限,一些纸张在流传保存中不慎已残失,因此有学者提出图书馆中的红色文献归于“文物”还是“图书”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这类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资源应该要按照“文物”来处理保存,参照古籍的整理加工来分类保护。

随着近年来各界对纪念性活动的重视,不少博物馆、纪念馆、各级单位为筹备展品四处征集,此举也促进了收藏界对红色题材作品的关注,促使更多人和单位都来重视这部分革命文物的收藏和发现。许多革命红区的图书馆较为重视红色文献的挖掘整理,如2012年遵义学院图书馆成立了专门收藏相关文献的红色文献室,开始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红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还创建了红色文化艺术专题数据库。一些早期各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及各种文艺书、刊、报纸的留存数量不多,那些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时期出版的书刊更是凤毛麟角,逐渐显示出它们的市场价值,成为收藏中的珍品。这些红色藏品记录当时的思想和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在红色文献搜集的过程中,当然也得益于民间的搜集与发现,一批颇为珍贵的革命文物才得以重现。

在搜集工作过程中,一些学者针对红色文献搜集问题也开展了相关研究,比如在革命时期没有出版发行的革命家的日记、手稿等是否也在搜集之列?对于非出版形式的实物是否要搜集与保存? 一些革命年代的宣传画、邮票、标语、石刻等该如何搜集[5]?另外,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应该进行红色历史口述文献创新收集工作,这是对一定时期党史史料的有益补充[6]。

红色文献因其史料价值不仅在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等机构均有收藏,还有不少散落在民间和收藏家手中,相当部分还遗存海外,如毛泽东著作各类早期的版本在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还收藏有800 余种。一些学者指出各博物馆、专业图书馆在征集中的难度,如:随着几年来各类纪念活动层出不穷,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重视,一些珍贵的收藏品價格也就水涨船高;大部分红色文献还分散在书商、收藏家和个人手中,比如河南民间收藏家杨翔飞共收藏了毛泽东著作早期珍本,比国家图书馆馆藏还多出860余册,不少还是稀缺之本。

2011年,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成立,体现了国家对红色收藏的重视。为推动红色收藏事业发展,活跃红色收藏品市场交易,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还每年定期在潘家园举办“全国红色收藏展交会”“全国红色收藏品拍卖会”等。这些藏品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和执政方针,应该说这些展览也带动了红色文献的收藏。

学者李强对“红色收藏热”提出思考,他认为在红色收藏价格飞涨时,更应引导人们关注其文物、史料价值为主,使红色收藏活动能健康而理性地发展,并带动 “红色收藏学”的建立[7]。因为随着红色文献的炒作升温,有些不法分子唯利是图制造了许多赝品,所以我们在搜集过程也要注意真伪甄别,加强对历史的学习,对红色文献版本的学习,让有限的经费征集到有价值的文献[8]。

2.3 红色文献的分类及编目

红色文献内涵丰富,类型多样,种类繁多,除了传统形式的书刊、报纸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团体发布的传单、文件、标语、信函、海报等,以及解放区根据地所使用的粮票、路条、各种证件、邮票、印章等,以这些方式呈现的也并非只有纸质这种载体,还有以歌曲、电影、石刻、图片等载体形式。这样在对其分类上就要区别对待,目前研究界对除了书刊外其他载体没有具体的研究,个别学者主要针对书刊类文献探讨了分类及编目,如顾霞凤在其延安时期红色文献的分类整理的研究中,把出版的各类史料按照新中国成立前后来划分,其中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各类史料分为领袖著作、党史专题文献、文艺作品、国内外人士的见闻著作、各种教材和讲义等[9]。

学者吴永贵等围绕红色著述与出版活动,探讨了红色图书专题书目因何包含丰富的内容,书目所具有的党史研究价值及如何具体编制书目。他认为,编制红色文献专题书目首先可以从现有的开放书目数据的图书馆及一些近代文献数据库中,提取红色图书的书目,再参阅《民国时期总书目》或其他各纸质文献,从中辑录相关的红色书目,再查勘异同撰写提要[10]。事实上,目前各个收藏馆各自为政,编制的目录多以自身馆藏文献为主,红色文献目录散见在各种时期革命历史文献目录、抗战文献目录和民国文献目录中,有必要提倡建立编制一部专门的红色文献目录,并在此构建红色文献联合目录数据库[11]。

笔者认为,作为红色文献的编目人员除了要熟练掌握基础的编目知识,还需要掌握一些版本常识和历史知识,因为有的红色文献没有具体的封面或者作者和出版社不详,这样能提供版权的信息就不多,如果编目人员不懂得辨別,就容易混淆不同的版本,无法真实反映每种文献的特性,就会影响后期的整理研究工作而且战争年代有一些是伪装本,如果编目人员不会鉴别真伪,就有可能错过伪装本埋没其价值。另外,在对红色文献编目加工时,应该把它们当作文物看待,不能随意粘贴书标之类,要遵循“对文献本身不能有任何的后期加工行为”的原则[12]。

2.4 红色文献的内容研究

红色文献在我党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文献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又有教育与启迪的作用。研究者通过对这些党的红色文献内容揭示,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革命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党与执政,如何培养干部,如何让党倡导的群众路线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比如:丁仁祥以毛泽东苏区文稿资料整理利用为例介绍了这些珍贵文献的历史贡献[13];张玉梅挖掘宁夏红色文献的内涵,重点介绍了它们的历史文化及学术价值[14];万彩霞对遵义会议纪念馆馆藏红色文献的价值进行探析[15];武惠芳介绍了太行革命根据地长治地区红色书刊发展[16];彭凤兰以湘西红色文献为例提出了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资源建设的方法和途径[17]。

红色文献资料中也详实记载了诸如抗战英雄等人士的革命精神和英勇事迹,还有给予抗战支持和帮助的各界人士的回忆性文章。他们追求进步的品格和崇高精神,对正确引领青少年的人生方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部分文献将会越来越稀少,及时抢救和和保护这部分革命文化遗产尤为重要,对其内容的介绍更有助于读者增强认知,让读者了解这些珍贵文献的内容和意义,这些红色文献才能更好地发挥文献价值。

近十五年,不少学者对其所在的馆藏红色文献进行了介绍,或针对红色文献的具体篇章内容开展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比如学者缪平均对陕西省档案馆馆藏红色珍贵文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形成与出版之前后的研究[18],学者刘庆礼以图文并茂形式揭示了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收藏的红色文献中的珍品,如毛泽东著《论持久战》、朱德著《论解放区战场》等这些伟大革命领导人的著作[19]。学者王东介绍了临沂市图书馆内的全国第一个沂蒙红色文献资料馆,该馆收藏各类红色文献资料有5000余册[20];学者李永平以图文形式介绍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几件红色革命文物文献,如红军长征时期的文物文献《红军须知》宣传文书、《中国共产党党章》油印本、陕甘宁边区时期的《中国抗日人民红军政治部布告》等[21];还有一些作者结合文学、美术学等从跨学科视角,从封面与插图挖掘分析文献作品中图像,阐释经典作品的图文关系[22]。

2.5 红色文献的开发与宣传

红色文献的搜集整理是基础,重点是着力建设形式多样的常态化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的平台,这几年随着党中央对党史教育的重视,各地纪念活动的推波助澜,宣传和开展对红色文献的推介已经成为红色老区图书馆、各类博物馆、人物纪念馆的重心工作。因此也有学者着力于对红色文献宣传与推广的研究,在首都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概述中,我们看到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整理出了约1200余种一批红色文献开展宣传[23];海南红色文献集体亮相海南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在其《烽火三晋红色文华——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文献展》中展出了1937年到1945年间的555件根据地原始文献 [24];厦门市翔安区图书馆编辑出版《翔安红色记忆》系列连环画[25],它们都以不同形式形式介绍推广了基层图书馆对革命文献的宣传。因此,对革命文献的宣传要常态化,要成为通过教育和展示红色精神免费开放服务的学习实践基地,程远等在空间再造老区红色图书馆创新实践中,提到江西省图书馆要打造成为江西红色革命老区的“五大红色中心”[26]。

红色文献研究也为红色音乐、影视、动画等艺术创作与研发提供了基础和素材,因此还可以在了解和把握相关红色文献史料的基础上,提取红色元素,推出个性化体验性强的红色文创产品。有作者提出建议,可以在产品内容和创作对象上守正创新,如在建党周年或其它重大历史事件时候有序统一推出以红色文化为载体的纪念产品,将红色文献和市场运作联动,让更多的红色文化产品创新开发出来,从而打造红色文创经济[27]。

收集和保存红色文献资源对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也有着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对青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学者余丽花在如何做好地方文化文献的收集和保存中提到了百色学院自主编写的红色文献作为本校的特色教材,这种创新做法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8]。

应该说红色文献资源为革命纪念场馆提供历史依据,有利于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依托红色文化打造的一系列影视作品、歌曲、歌舞剧等,也能进一步丰富红色文化资源。有效促进研学活动、旅游文化产业、革命老区经济建设。

在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各地图书馆如火如荼地组织举办了诸多“红色”主题活动,以引领红色精神的传播,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比如:国家图书馆设立了馆藏经典红色视听文献展示专架,用优秀传统红色文化涤荡读者的心灵;2021年5月太原市图书馆文化志愿服务队将党史学习教育红色文献特别纪念明信片和“码上太图”系列阅读手册送到了太原市多个旅游景点,纪念明信片是太原市图书馆遴选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以来部分红色经典文献作为内容,以书香阅读的方式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内蒙古医科大学图书馆充分利用馆内丰富的红色文献资源,打造出多功能党史学习教育园地——“红色文献阅览室”,共展出红色文献1000余册;辽宁省图书馆集中亮相馆藏红色文献,主题展览以图片资料、馆藏文献和实物展品相结合的形式展出,这批珍贵的红色文献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出版发行的文献资料700余种,展览中有100个红色故事;石家庄图书馆打造红色阅读平台,共享红色文献资源,“红色故事绘”“红色图书馆”以线上形式开放;长沙师范学院红色文献资源库在学校图书馆开通运行,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资源,这些活动都以不同形式宣传推广了红色文献资源。

3 我国红色文献深入研究策略

3.1 扩大地域研究,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文献是记录和表现红色文化的主要载体,出版时间跨度仅仅为20余年,短暂的出版时间导致了整个出版数量偏小,而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源更弥足珍贵。虽然目前各地已经开始重视红色文献的收集研究与开发利用,但从目前发表的红色文献研究文献来看,研究者群体范围有限,作者大多来自有着红色渊源,沉淀红色记忆的革命老区,如贵州遵义、湖南长沙、陕西延安等地,其他地区的作者并不多。事实上长征线路上很多地方都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在当地组织领导的革命,并由此而形成的历史遗址、烈士公园、纪念碑等都造就了丰硕的红色文化资源。解放战争时期,为建立巩固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我军实行了战略转移,这些革命所到之处也必然都留下了我军的红色历史记忆。因此对红色文献的研究作者群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革命老区,应不断扩大地域范围,挖掘当地有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研究。扩大不同地域的研究人群也有助于融合社会各界的红色资源,引领大众研读红色经典文献,激活红色记忆,让传承红色基因成为地方开展活动的主题,以增强公民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3.2 重视内容整理,拓展文献分析

红色文献按照学科类别有政治文献、军事文献、经济文献、文化文献、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科学文献等,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记录了当时历史特殊时期的政治主张、军事斗争、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发展进程,是研究和传承红色精神的重要内容载体。从已发表的论文中可知,不少学者还都只停留在对本馆红色文献书目的介绍,按照学科类别的拓展研究鲜见。目前研究大多还是停留于对红色文献信息资源整合标引等传统方式的揭示,忽略了对文献内容的深度发现和解读,缺乏对信息源全面的挖掘研究,比如当时以《解放日报》为中心的红色文献资料中有普及群众卫生常识破除了迷信的相关内容,这对医疗社会史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今后的研究还有待于从文本内容的深入组织、描述和可视化利用上切入。另外,在革命战争时期很多将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深度研究红色文献资源中人物形象,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具有重大的价值。又比如大田县在申报中央苏区范围过程中,发现了《中国苏维埃》书中收录的文字和插图均把大田县列为红色区域,这就成为大田县申报苏区范围的有力佐证材料[29]。

在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些出版机构为对付反动派的查禁,常采取封面伪装进步书刊、或者变化书刊名称、采用别的出版社名号等做法继续传播革命。如南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中国苏维埃》就是以孙中山《建国方略》的三书之一《民权初步》作伪装封面;周恩来写的《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伪装成《祈祷宝训》的题名发行。在红色文献的鉴别搜集工作中,这些伪装本的存在虽然给搜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但是也有必要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因此,对文献版本内容的真伪甄别也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范畴,作者刘禀诚在对红色文献《红色中华》进行整理过程中,就针对整理本存在的校勘问题提出观点,认为对红色文献整理需要具备必备的专业知识素养[30], 未来研究还可以突破语言和文字范畴,从美术学视角来观察,将红色书籍图像放在当时政治环境背景下来解读,为诠释当时的文学创作以及图书装帧提供更多参考。

3.3 做好专题建设,深化数字加工

要引导好本地红色文化建设带来的革命教育效果,区域性的红色文化建设应该着力于专而精,努力挖掘本地本馆的红色文献资源建设点,在相应文献搜集的过程中要拓宽征集渠道以获取一手文献资料,注意在资料真实性基础上开展专题建设。由于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有影响的红色人物,他们作为历史事件的经历参与者,其著述和回忆录及对其研究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能还原当时革命环境下历史事件。图书馆可关注一些口述类的红色文化资源,通过录音摄像的方式获取,然后围绕重要的红色历史人物进行资料专题收集研究,根据馆藏特色和读者阅读需求及地方文化形态,选择学术史料价值高的地方文献资料开展建设,编制地方特色数据库和红色人物资源建设。

开发利用与收集保存是相辅相成的,在建设好红色文化特色文献资源库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些文献资源,也应建立相应的网络资源数据库平台。目前成功的案例如: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根据教学和科研工作需要开展了“口述历史·延安的红色岁月”项目,制作了教学课件等;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红色基因库建设激活了红色文化也助力“学史明理”;人民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则可视为红色图书的专题数据;延安大学的“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数字研究平台”以书目数据为基础建成一个文献服务平台;上海图书馆以馆藏红色文献库为基础建设了“上海革命(红色)文献服务平台”,旨在开展上海革命历史文献的数字化工作,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臺”这一专题数据库中也有相当多的红色文献收录;“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全文数据库”作为一个集红色文献保护传承、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红色文化数字平台搜集整理了延安时期的红色历史文献并进行数字化。上述这些数据库在文本的呈现方式上都采用全文本原样扫描。笔者认为,图书馆要实现知识服务与科研教育功能,为中国革命、党史研究和红色文化传承提供文献服务,需要让更多的数字人文技术运用于红色文献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中,今后研究应该更多关注将信息技术融入传统的人文研究及文本解读中,重新塑造红色文献中人文知识的比较和阐释的表现方式。

3.4 依托文旅背景,推广红色精神

目前,在全国各类红色旅游中,红色文献资源和革命文物愈发彰显出特有的史料价值和教育功能。红色旅游地区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加大对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与挖掘,从而提高地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31]。各地区图书馆可通过对原始文献的搜集研发,在把握好本地区的红色文化主题资源的同时,赋予红色文献的时代特征,创新文化旅游方式。

各地图书馆在创新“红色研学+”模式时,应多注重利用VR技术、自媒体及3D艺术等表现形式来探索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在传统的文物陈列、图片文字介绍之外,利用数字技术将革命文物和遗址实现虚拟漫游等方式,让红色精神、红色故事在读者面前“活”起来,从而增强红色文化学习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如:浙江首家以“红色教育”为主题的杭州图书馆少儿书房可在孩子观看经典影视、阅读红色文学作品中体悟人生真理;江西省图书馆着力红色阅读体验,建成了我国面积最大的以“阅读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阅读空间,内设红色记忆重温区、红色文创展示区、红色足迹追寻区、红色基因传承区、红色场景体验区、红色江西宣传区、红色影音欣赏区、红色文献阅览区等八大区域,还配置了球幕影院、VR军事体验系统等设施。笔者认为,作为研究者可以多关注这些引导公众研读红色文献、传承红色基因阵地的优秀实践案例,从而更好宣传红色精神拓展红色教育的渠道。

3.5 发现实践中不足,加强合作建设

在对红色文献的研究中,发现不少单位对于红色文献资源建设缺乏长期规划和思路,很多图书馆为了活动开展突击建设,盲目追求文献资源建设的数量,缺乏对红色文献的后续整理与深加工。宣传力度不够等[32]。除此以外,在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红色文献资源建设服务的过程中,对于出现收集不全、标准不一、内容欠深入等问题的研究也较少。还有针对目前国外保存的不少价值不菲的红色文献内容的收藏介绍等也不多。针对这些实践中的不足,还需要研究者在开展红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持续关注。红色文献资源内涵丰富,是鲜活而生动的历史见证,也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继承与发展。图书馆、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革命旧址纪念馆等单位在进行馆藏红色文献资源的开发、整理、传承和利用的同时,想囊括所有红色文献实际上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以上这些单位和机构需要加强合作建设,以促进红色文献资源的可持续性研究,以期充分发挥红色文献及文物资源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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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5-30 编校:刘 明,曹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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