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雨中的眼泪

在他走前的十个月左右，我突然接到鲁特格尔·哈尔的视频电话，在那之前的许多年里我从未想起过他。那是一个大雾天，我正在开车，匆匆忙忙瞥了他一眼，感到惊讶，他那么消瘦和憔悴。我说，有什么要紧事吗？他笑着说没有没有。我说，那晚点给你打回去。

二一九年七月的一天，我醒来跟往日一样靠在床头查阅邮件，看到一位好友的来信说，鲁特格尔·哈尔去世了，我为你悲伤，我知道你们曾经很近。

我这才想起那天回家后我忘记给他回电了。

网上开始流传他在《银翼杀手》中的经典台词。雨水冲刷着一切，他那双湿润的眼睛那么悲哀，嘴角却暗示着一丝笑容：所有这些时刻，都将在时间中流逝，就像雨中的眼泪，是时候……去死了。我知道原剧本里没有“就像雨中的眼泪”，这是鲁特格尔在现场感受到了加进去的。他的死亡提醒了健忘的人们和健忘的我，他曾经多么诗性，多么动人……

我们珍爱的一切都将在沙漏中流逝，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切身的体验？

我想起那片沙漠——那是远古的海底，我们躺在那里看星星，银河离得那么近，好像伸手可以摸到，沉甸甸的时间，跟我们的身体一样慵懒;我想起那些牡蛎的化石，在沉睡亿万年后被我们捡起，还有那颗忽蓝忽绿的澳宝蛤蜊，被他故意留在沙土里让我找到;我想起威廉·布莱克，和那条从澳洲爱丽丝泉到库柏佩地的路……

橙红色的沙漠，越野车开过一条干枯的河床，上面长了十几棵树，两个皮肤油亮的土著坐在地上，我们决定在那里停歇野餐。鲁特格尔取出三明治，无数个苍蝇嗡嗡嗡地围过来，我正挥手驱赶着，他突然问我，读过威廉·布莱克的《经验之歌》吗？里面那首写苍蝇的诗。我说没读过。他问要听吗，是一首写给大人的儿歌。我说好啊。

Little fly，

Thy summers play

My thoughtless hand

Has brushed away.

Am not I

A fly like thee？

Or art not thou

A man like me？

For I dance

And drink and sing，

Till some blind hand

Shall brush my wing.

If thought is life

And strength and breath，

And the want

Of thought is death，

Then am I

A happy fly，

If I live，

Or if I die.

小苍蝇

你夏天的游戏

被我无心的手挥去。

我岂不像你，

是一只苍蝇？

你岂不像我，

是一个人？

因为我又跳舞

又饮又唱

直到一只盲手将我的翅膀挥去。

如果思想是生命

呼吸和力量，

思想的缺乏

便是死亡，

那我就是一只快活的苍蝇

无论是死

无论是生。

原来千里迢迢跑来拍电影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让我在苍蝇弹指一挥间的生命中，感受到人类存在的不可思议的美丽和悲剧。

去澳洲拍戏之前，我在洛杉矶的月桂树峡谷（Laurel canyon）的山坡上买了一栋简朴而明亮的木屋，每间房的落地窗都能看到绿色的峡谷，听到小鸟啼鸣，客厅和主卧外延伸出很大的阳台，上面养着粉色的玫瑰。天黑后小鸟归巢，万籁俱寂，满月时偶尔听到狼的嚎声。哥哥是一个很有动手能力的人，他带着我一起把房子里所有的瓷砖都换了，又买木头来做了一张桌子、一张大床和几把酒吧凳。那些日子我们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砂皮纸磨木头，等出了一身汗才停下来喝咖啡、煎鸡蛋。做手工活总能让我得到任何其他时候都无法得到的平静和愉快，自己双手造出来的家具比任何地方买来的都更赏心悦目。

为了拍«壮士血»，我剪掉了长发

《末代皇帝》上映后，许多美国的时装杂志都要求采访我，刊登我的照片。一个白种人演员，简历上如果有了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影片，会得到无数片约，但当年的好莱坞完全不知道如何为一位中国女演员写故事和创造人物。我仍然跟以前一样，偶尔得到些毫无意义的异国花瓶的角色，让我厌倦。经纪人打来的电话经常只是为了某某影星或歌星要求认识我，而不是工作。我赴了几次约，在那些专门留给VIP的包厢包座里跟英俊的男人看棒球、橄榄球、音乐剧，去夜总会，或者被邀请到豪华的家中用餐。也许在有些人心目中，这些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但我从未在那些约会中找到过任何心灵的滋润，觉得还不如在家修房子做凳子，或学习一门什么新的行当。

那年我二十七岁，正在又一次企图改行。郵差送来那只黄颜色的大信封时，我在书桌前研究法律学院的资料。我一眼就看出信封里装的是剧本。经纪人附信说，查尔斯·罗文（Charles Roven）和编剧/导演大卫·韦伯·皮普尔斯（David Webb Peoples）想邀请我主演这部电影，男主角已经定了鲁特格尔·哈尔（Rutger Hauer）。

大卫·韦伯·皮普尔斯是一名成功的好莱坞编剧，《壮士血》将是他首次自编自导。后来他告诉我，剧本写完后很多年都融不到资拍摄，直到梅尔·吉布森的《疯狂的麦克斯》取得票房成功，投资方才看到这种类型片的可能性。

皮普尔斯用极其简练和诗意的文字描绘了一个荒蛮的未来，那时地球资源已经殆尽，人类苟延残喘。剧中的主人翁是一群叫Juggers的角斗士，以在不同部落的巡回比赛为生，他们用铁棍、铁链或任何文明时代残留下来的可以致命的东西，比到皮开肉绽、四肢残损，你死我活;撕裂的脸颊被很粗的针线缝合，丢失了的眼睛用麻布包上。阅读的时候我感受到，这些比战争更凶猛的比赛像摧枯拉朽的烈火，在摧毁、消灭的同时散发出惊艳的光芒，人类在赛场上可以暂且忘却阴沉的日子，从灰烬里瞥到自己残存的精神。这是关乎于自身存亡的游戏。让我联想起近日来红火的韩剧《鱿鱼游戏》，一定也来自相似的忧患意识。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必将灭亡的动物，我们的一切行为似乎都是为了创造出永恒的假象与幻影。

剧中的女主人公洁达在这场残酷的游戏里是一个Quik，负责把狗头骨插到对方的棍子上。她是一个雄心勃勃、满身伤痕的假小子，没有任何女性的曲线和妩媚，我很惊讶制片和导演会在看《末代皇帝》之后考虑让我演。剧本里洁达出场的时候，“她的两条长腿大口咀嚼着一条泥路”。我没有两条长腿。我坚信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但又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到这一“真相”。我总是认为必须把自己的本质面貌隐藏起来，别人才会看得上我。

头一次去制片人罗文的办公室的时候，鲁特格尔·哈尔也在场。皮普尔斯是《银翼杀手》和《鹰狼传奇》这两部电影的编剧，哈尔则是主演。他们互相已经熟悉，那天是想看看我和哈尔同框的感觉。

记得哈尔起身跟我握手，我只到他胸口那么高，这一定不是他们原来想象的组合，我感到屋里片刻尴尬的空白，完全失去了自信。美国人有个说法，“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那意思是，一直装到你可以胜任的时候。我开始用胸有成竹的声音阐述起自己对洁达的想法。我说洁达在一群男人当中的优势不是她的长腿和蛮劲，而是她的速度和柔韧，还有她对胜利的饥渴和那股视死如归的劲头，这是我跟她最相像的地方。我有声有色地讲述起小时候跟同桌男生打架，他拉出皮带狠抽我霸占在桌上的手，我用眼睛盯住他一动不动任他抽，全班都在看，最后他自己都害怕了，停下手呆立着，我眼都没眨就抄起椅子往他头上抡，鲜血染红了他的上衣，那一个礼拜我的手都无法握铅笔，但我赢了……说着说着，我自己都相信起来。其实用皮带抽是真的，我不松手也是真的，但是我从未用椅子砸他的头。皮普尔斯笑了，说，洁达就是这股永不服输的劲，什么长腿大口咀嚼着一条泥路，谁写的？在后来拍摄的日子里，他每次遇到了棘手的难题也会这样骂编剧。屋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制片罗文跟我说，我们将剪掉你的长发，并给你的脸上贴伤疤，你怎么想？我想说，这样的话我将一无是处，你们肯定会后悔雇用我。但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太好了，这样观众可以留心我的表演，而不是容貌。鲁特格尔·哈尔深深地看着我，好像知道我心虚，他说，人们总是想看到他们所期待的，有人会替你的决定惋惜，不过操他们的。

开拍前的三周我飞到悉尼做造型、排练和动作训练。剧中的洁达是一名寡言的角斗士，一大半戏都发生在赛场上，全靠身体来表达。我每天早起晚归地跟动作导演和替身演员们一起锻炼，发现自己远比想象的要柔软敏捷和具爆发力，而且训练时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分泌，让我体会到了那种天下无敌的感觉。原来我的确具备电影里洁达的潜质和精神，制片和导演选中我并不是一个误会。

«壮士血»剧照

几周后我们全组乘专机从悉尼飞到爱丽丝泉，据说先拓者的骆驼队曾在这里落脚，发现了泉水，但它在我们到达之前早已无影无踪。踏出机舱，迎面而来一股干燥的热浪，一片红色的沙土在热气里波动。这陌生的地形和气候像一剂兴奋剂注入我的血管，让我预感某种神秘的探险在等着我……

我与好友雪莱刚要坐进我们的车，鲁特格尔·哈尔走过来说，要不要上我的车？从爱丽丝泉到库柏佩地近七百公里的路程上，我发现他跟我一样不善于闲聊，但我们能自如地无言相处，有点像我们在戏里应该有的样子。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常常这样，像两棵离得不远的树，风吹过时眼神跟枝叶那样触碰。

进入库柏佩地的时候已是黄昏，还是记忆总是把某种抵达放在那样浪漫的光线？我们好像到了一个荒芜而神奇的外星球，风化的沙土上到处是深不见底的窟窿和高高的沙堆。我们走进一半埋在地下的酒店大厅，其实是一个极小的廳，我跟雪莱的房间在更深的一层，完全没有日光。

慢慢地我发现这里除了土著，大多数人都是世界各地来开采澳宝的冒险家，甚至逃犯。他们把身家赌在一方沙土上，挖不到澳宝就连回程的盘缠都没有了，有些人把矿洞改建成旅店或者餐馆，为后来的勇者们服务。我们下榻的酒店就是这样一个破灭的梦改建的。我们常去的餐馆是一个十多年前来寻宝的希腊人开的，餐馆的经理是一个少了两只手指的前南斯拉夫女人，似乎没有人知道她的来龙去脉，只知道有一天她出现在镇上，对于库柏佩地的人来说她的历史就从那天开始，足矣。任何人可以在这里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或消失，这是一个不翻旧账的地方。这与我们剧本里的人物很相似，他们几乎从来不解释背景来历，一切都在人物行为里展现。

摄制组在一片叫“盐和黑胡椒”的沙漠上拍摄，这名字来自两块巨大的黑色和白色的风化石。这里的风景干旱而严峻，没有树叶。在一片无云的蓝天下，大地是一种燃烧的琥珀色。那一周，我们的房车停在那里没有回大本营，收工后我和鲁特格尔就留在沙漠，裹着毯子躺在篝火旁看星星。有一个晚上天空不见了，只剩下一片漆黑，我似乎在梦里听到啪啪的声音，原来那是雨点轻轻敲打着房车的天窗，早上起来，看到石缝里钻出几朵紫红色的野花。就是在那样一片天地里，鲁特格尔跟我聊起威廉·布莱克对他人生的影响，他这生最喜爱的文字之一，就是一封威廉·布莱克写给一名牧师的信，每一句都是他的心声，但只有威廉·布莱克才能表达得这样美丽、诙谐和感人。鲁特格尔说，等回到悉尼我们去书店找找。那时离回悉尼还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生命里的等待和盼望一天一天慢慢地滋长，像孕妇腹中的胎儿。

一天，我在拍动作戏时被一根很粗的铁链条抽伤了，突然想念姥姥，回房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姥姥跟我天南海北聊了很久，但在电话结束时，我听出来她不知道我是谁，她只是很高兴有人跟她聊天。我很难受，挂了电话跑到鲁特格尔的房间里去，他正躺在床上看书，见我委屈的样子就说，你躺下我抱抱你。

摄制组的一个年轻演员跟当地的土著混血女孩好上了，那女孩长得非常好看，收工后总是在酒店门口等着他，黑色的身影在橙黄色的土地上。印象里她经常光着脚，或许那只是我的想象，但我清晰地记得她说过，她好羡慕我可以离开，她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我听说她经常去搭游客，希望被人带走，不管去哪里，但是他们走的时候都没有带上她。我们杀青时，跟她好了两个月的演员也没有带上她。我跟她说，我会一直记得你。她说，我最不喜欢听到别人会记得我。那天她眼睛里的悲哀深不见底。我想，摄制组来来去去总像蝗虫扫过。

回到悉尼后，我跟雪莱在邦代海滩附近租了一套海景公寓，走出门就可以在水泥围住的海水游泳池里游泳，坐在池边看冲浪的人在浪里飞驰翻腾，看天海从蓝变金再变成红色。鲁特格尔·哈尔住进了一条游艇，平时停泊在港口，周末领着我和雪莱去航海。他一定是传承了维京人的血脉，在水上似乎比在地上更自在。

鲁特格尔的太太来悉尼探班，我陷入极深的痛苦和内疚，开始在现场回避他，不想在他面前流露出自己的脆弱。三四天后，我在睡梦里被敲门声吵醒，看钟才早上五点，隔壁房间的雪莱也醒了，我们到门口问是谁，听到鲁特格尔的声音说，是我。他站在门口的样子有点失魂落魄，我们已经三四天没有说过话，我感到鼻子一酸，但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你自己煮咖啡从冰箱里随便拿点吃的，我再回去睡一會儿，我六点半的通告。那段时候我迷恋上了爱尔兰女作家Edna OBrian的书，我能从每本书里看到自己，感受到所有的温柔、所有的激情和最微妙的心理活动，读着觉得非常过瘾。

拍戏现场有很多等候时间，那时候读书有点像现在看手机，摄制组很多人都捧着一本，爱读书的人也常常互相交换。记得凯丽·费雪写的《来自边缘的明信片》，是组里的护士送给我的。那时我服用大量安眠药，曾经去问过她，有什么比咖啡因更强的化学物质可以帮助我清醒吗？边上有人开玩笑说，吃Speed最有效——我后来知道那是一种禁用毒品。护士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第二天我就看见《来自边缘的明信片》在房车的桌上，那故事是对毒品的警示。

鲁特格尔跟我逛了几家书店都没有看到他在沙漠提过的书，直到离开悉尼的前一天才在一家旧书店里买到，它一路伴随我回到了洛杉矶的木屋。从洛杉矶搬到旧金山的时候，我把书架上的大多数书都送给了哥哥和邬君梅，但是这本边角皱巴巴的《袖珍布莱克》被我保存下来，放在书架的一角，几十年没有打开就把它忘记了。

鲁特格尔去世后我把它找了出来，像失而复得的宝藏。岁月的积淀，让我更强烈地感受到布莱克非凡的品格、思想和精神，以及他文字里散发出来的真理和美。

布莱克的信是写给一名叫特鲁斯勒（Trusler）的牧师的，这位牧师大概算是“鸡汤文学”的鼻祖了，他早在十八世纪就通过出版“鸡汤”致富。一七九九年，特鲁斯勒看到皇家学院展出的威廉·布莱克的《最后的晚餐》后，决定雇用他创作一系列以道德为主题的画作，以阐述关于邪恶、仁爱、骄傲和谦逊等主题。

特鲁斯勒有自己非常具体和庸俗的想法，它们来自那个时代的流行漫画美学，而布莱克的艺术从来只遵循他的精神世界。特鲁斯勒看了布莱克交给他的作品后很失望，批评他的方法过于异想天开，并指责他“精神世界”的想象力和幻想不适合自己的世俗意图。

布莱克给特鲁斯勒回信说：

我越来越发现，我的创作风格是它自己独特的物种，我被灵魂或者天使所驱使，必须跟随它们的引领;如果我不这样做，就无法实现我生存的目的，即……更新希腊人失去的艺术。

在过去的两周，我每天早上都试图按照你的指令去作画，但我发现这个尝试是徒劳的;我决定独立而自由地去画，这样至少比盲目遵循别人的意志要强——不管那人的意志多么令人钦佩，这样至少取悦了创作者的精神。无论如何，我能给你的唯一理由只能是：除此我做不到任何其他！

我知道我曾恳求你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并答应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我现在发现我错了。

……以前我无法用文字描述所意味的是什么，因为我害怕一说出来我的创作灵感会蒸发掉……我称它们为我的，但我知道它们不是我的;当米尔顿说，缪斯女神在紫色的黎明拜访他的梦乡，又在醒来后支配他的诗歌时，我感同身受;当先知说，我不能超越上帝的旨令去说什么好、什么不好的时候，我也在这样的困境里。

布莱克认为特鲁斯勒的眼光被漫画印刷品污染和扭曲了，而生活的艺术主要在于训练眼睛去关注美丽和高尚的东西——它也包含自然中的一切悲苦、挣扎以及它们的升华：

我真的很抱歉你和精神世界闹翻了，特别是如果我必须对此负责的话……如果我错了，我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们跟我在一起错……对弱者来说，什么是宏伟的东西必然是晦涩的。可以向白痴明确表达的东西不值得我关心。

……我喜欢乐趣，但太多的乐趣是最令人讨厌的;快乐胜过乐趣，幸福胜过快乐。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可能幸福的，我知道这个幸福的世界是一片充满想象力和远见的天地，我在那里能看到我画的每样东西，但每个人看到的并非是同样的。在守财奴看来，一枚金币远比太阳更漂亮，用旧了的钱袋子也比长满葡萄的藤蔓的比例更漂亮。一棵让一些人喜悦到流泪的大树，在另一些人眼里只不过是个挡路的绿东西。有些人觉得大自然里充满了可嘲笑的畸形，我不会为这些人去调节我的比例;还有些人根本看不到大自然。但用想象力的眼睛来看，大自然就是想象力本身。一个人是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

……当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奇想的愿景时，你当然是错误的。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绵延不绝的奇想愿景和想象力，当我被你告知这一点时，我感到荣幸。

布莱克相信，没有什么比孩子们的想象力更能证明现实世界的魅力了，他们专注、好奇、洞察、敏感，能从最日常和普通的一切里面看到宏偉和永恒的东西：

我很高兴看到绝大多数普通人能够阐明我的愿景，尤其是孩子们，他们远比我想象的更乐意在我的画前思考。年轻人和儿童并不愚蠢或无能。世上有些孩子也许是傻瓜，有些老人也是傻瓜。但绝大多数人是站在想象力或精神感知这一面的。

挑衅完后，布莱克遵守了那个时代的书信礼仪，以他标志性的幽默，礼貌地署名：

我是，牧师先生，你非常顺从的仆人

威廉·布莱克

这位非凡的梦想家给了我们美丽的书籍、绘画和理想——然而在他有生之年从未受到赞赏。他没有取得所谓的成功;他经常被嘲笑;他因贫困而死。但他从未丢失过他的愿景、他的光芒、他的喜悦，他也从未丢失过他热情的语言。布莱克写给特鲁斯勒的信，虽然是在为自己的愿景辩护，但信里的话是对创作精神更普世、更永恒的捍卫，也是对所有企图腐蚀、控制它的势力的抵御。在他去世两百年后，这些文字仍然像及时雨那样滋润我的心田。

《壮士血》上映后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影评和票房都不理想，记得有几个影评人用不同的话但都表示了为我惋惜。大意是虽然陈冲在影片中的洁达演得出人意料并令人信服，但我还是怀念她在《末代皇帝》中的美丽。我读了觉得很失望。只有《纽约时报》的权威评论家文森特·坎比（Vincent Canby）为电影唱了赞歌。在他眼里《壮士血》是一部异常成功的类型片，是对《启示录》后冒险惊悚片精益求精的更新。影片着眼于未来，却看到了过去时代的黑暗。这是一部非常精炼高效的制作，几乎没有对话，角色的定义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认为主要演员的表演与电影本身的基调和方法一样直接、朴素而不煽情。他写了陈冲的洁达是个天生的角斗士，她腋下藏着狗的头骨，以飞速和优雅的步伐在赛场穿梭，简直是个可以载入史册的Quik。

站在几十年后的至高点回望，我看见《壮士血》成功与否并不是那场经历的意义所在。我也看见我的确没有把属于洁达特殊的“美”挖掘彻底。为了表演出假小子的样子，我有点含胸勾背，形体松懈缺乏控制，洁达完全应该也可以更为矫健。当年我非常引以为傲的高难度的动作戏，其实也可以更好;那时我一切凭本能，还不懂得动作戏跟一台舞蹈一样，速度和爆发力是需要节奏的变化来呈现的。这个原则其实也是跟演任何文戏的时候一样的。我出道虽早，在艺术造诣上却很晚熟;当年我全是本能，现在我全是道理;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人生又何尝不是。也许布莱克的无限喜悦，来自不管在什么境遇他从未患得患失;他永远在创造中。想到他，我也没什么遗憾可言了。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洛杉矶，行驶在久违的日落大道上时，我突然想起鲁特格尔。从悉尼回来后他在船上住，我常沿着这条街开去停泊码头;后来他在我家附近买了一栋屋，我们从月桂树峡谷（Laurel Canyon）下山后，日落大道就在山脚下，常常在街上的咖啡店吃早餐。我忍不住给闵安琪打了个电话，她和雪莱是我朋友里仅有的跟鲁特格尔接触过的人。我说，我刚刚经过月桂树峡谷，旧地重游，做梦一样。安琪说，我那次在你家给你拍照，灯把你眼睛照坏了，又红又肿睁不开，我吓死了，老R给你送来好多花。安琪叫鲁特格尔为老R。我说，我吃不准我们是不是真爱过，愿意为对方做出牺牲的才算真爱吧。她想了想说，天下不是只有一种爱吧，我记得你家里那只传真机总会在半夜三更突突突地响起来，吐出一长条他的传真，不知道从哪个国家发来的。你来芝加哥看我的时候，外面冰天雪地，你一睁开眼睛就迷迷糊糊地在被窝里写传真，然后发配我去街角小铺子里传给他，把我冻死。好像你还让我给他发过电报，在一家偏僻区小店里拼写defrost（解冻），我清楚记得营业员重复那个字时不自然的表情，其他不记得了，反正我印象里你们是爆炸性的。挂了电话后我绞尽脑汁也记不起为什么要给他发电报，为什么电报里会有这样一个词。

几十年后，开车在绵延的日落大道上，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确深爱过他，一股迟到的思念从眼睛里溢出来。那些发生过的事、读过的书、交流过的情感和思想，似流星划过苍穹，不留踪影。但它们早已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蓝图，成为了灵魂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