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中国纪录片的声景转向及其具身传播趋势

2022-04-03 14:39孙健,张书端
编辑之友 2022年3期
关键词:数字时代纪录片

孙健,张书端

【摘要】21世纪以来,在《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航拍中国》等纪录片中,创作者精心设计解说词、音乐、音响等声音元素,为受众营造出一场场听觉盛宴。中国纪录片的声音景观转向是数字时代听觉文化复苏的一种表现。声音具有强烈的亲身性,它直接作用于身体,并以身体为媒介对受众产生内在心理影响。因而声景转向也正暗合了数字时代的具身传播趋势。当然,纪录片的具身传播绝非迎合观众的身体欲望,而是以声音景观唤醒受众的身体感知力,使之经由身体实现认知的提升和心灵的满足。

【关键词】数字时代 纪录片 声景 具身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3-069-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3.010

一、问题的提出

声音景观,简称声景,是由加拿大作曲家穆里·沙弗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如今已被广泛运用于建筑学、城市设计学、生态学、文学、艺术学等众多与声音相关的学科领域。恰如沙弗所言:“声音景观可以是任何值得研究的声音场域。我们可以说一首乐曲是一个声景,一档广播节目是一个声景,一个声音环境是一个声景。我们能够将一个声音环境独立出来作为一个探究领域,正如我们能够探究特定地域景观的特质。”[1]对于纪录片而言,声音是构成其叙事内容和审美风格的核心元素,因而声景也应成为纪录片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回顾中国纪录片史不难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纪录片创作者并不重视声音设计,《流浪北京》(1990)、《神鹿啊,我们的神鹿》(1997)等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片更是以同期声为基本标识,《望长城》(1991)虽然在主持人台词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在音响层面还是以同期声为主,很少对声音进行复杂的修饰。不过,21世纪以来,在消费文化日趋强盛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的引领下,中国纪录片越发注重声音设计。在《舌尖上的中国》(2012)、《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航拍中国》第三季(2020)等热播纪录片中,能够明显觉察到创作者在声音层面投入的巨大精力,他们试图通过声音景观来引领观众进入一个个历史文化情境,从而更为全面、深刻地领略被摄对象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21世纪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声音景观转向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一转向与数字文化语境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它引起纪录片内在美学特征的何种转变?这些问题都亟待纪录片研究者们的深入思考。

二、数字时代中国纪录片的声景转向

声音元素作为纪录片中的重要表现手段,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运用理念上都在逐渐走向成熟。一方面,录音技术日趋完善,可以更加真实准确地收录真实的声音,确保纪录片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中,也可以有效地利用声音建构纪录片的结构与质感,这也给予了纪录片更多的可能。

人们对于纪录片的重要要求就是真实性,其中声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营造真实感必不可少。声音的运用以及与画面的配合往往要比单纯的画面使用更为复杂,运用得当能立刻将观众带入现场之中。以近几年热播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观众是被修复文物的一个个工具发出的声音带入画面的,有电锯的声音、吸尘器的声音、修复木器的摩擦声,这些都为人们营造了良好的现场感,具有很强的带入性,可以将文物修复的现场环境、工作状态以及文物修复师的情绪直接传达给观众,且这种声音表现方式是贯穿整个节目的,具有连贯性。在每一集中,我们都可以听到修复师一边修复文物,一边非常生活化地讲话。有时候是师傅在吩咐徒弟做一些工作,有时候是在描述文物的状态,有些时候又像是在和他们手中的文物交谈,让观众感觉到他们似乎是在通过他们手中的文物和历史对话。在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中,同期声能给观众带来非常直观、立体的感受。

然而,由于一些纪录片的现实拍摄环境复杂、录音条件较差、声音不可控等诸多因素的存在,会极大地影响声音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人造的声音来补充与塑造纪录片的质感。如2020年推出的《航拍中国》第三季,主要是运用航空器在高空进行拍摄,高空中的声音以噪音和风声为主,不可能将这些声音全部收入使用。此情况下,纪录片的情绪就需要用声音来推动。“每一集50分钟的成片,是由若干条有共同主题的线路组成,每个线路又由若干个点组成,一集成片一般会有6条线和30个以上点位,每一个点会根据内容定一个基本的调子,因此一集成片大概会用30段以上不同的音乐来推动和转换情绪。”[2]可以看到,在《航拍中国》第三季中,尽管有总领这部片子的主题曲以及主题音乐,然而在情绪转换和若干点位表达时仍在使用不同的声音来推动,声音在纪录片中的表达在很多的时候已经超越了外部纪实的层次,走向更高的艺术表现境界。

在《舌尖上的中国》的声音创作中,制作组不仅购买了大量优质音乐版权,还邀请著名作曲家阿鲲、何真真等创作《劳作的春夏秋》《水与火的艺术》《时间的记忆》《厨房的交响曲》等近20首原创音乐作品。配合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解说员以浑厚深沉的音质不急不缓地向我们讲述着中华美食的烹饪方法以及美食背后的动人故事和文化寓意。音乐与解说词的完美融合,对观众来说是一种听觉享受。在此基础上,《舌尖上的中国》录音师还在音响录制环节煞费苦心。录音组不仅录下每个场景的同期声,还原场景的真实感和现场性,还采用拟音方式强化声音的质感,如片中螃蟹爬行的声音、粽子与粽葉分离的声音等,都是由拟音师精心合成,由此极大提升了细节的表现力。

精致的声音景观已然成为中国纪录片的普遍追求。《大国崛起》(2006)、《大明宫》(2009)、《京剧》(2013)、《从秦始皇到汉武帝》(2016)、《三国的世界》(2018)等21世纪以来的大量纪录片,为观众营造出一场场听觉盛宴。随着声音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纪录片的声音景观还在不断升级换代。《创新中国》(2018)的片头音乐所带来的科技感可与美剧《西部世界》媲美。更具开创性的是,该片还用人工智能生成已故播音员李易的声音进行解说,由此就在声音层面更为直接地呼应了整部作品的创新主题。为完成这项工作,编导者和人工智能工程师付出巨大努力,他们大量搜集李易声音素材,生成一个庞大的语音库,并不断优化算法,使解说能够适应各式情感起伏、变化。可想而知,这项科技创举必然能够进一步激发纪录片创作者和观众对未来纪录片声景的无限憧憬和遐想。

三、走向一种新型听觉文化

中国纪录片对声音景观的精心营造与数字时代人类文化的听觉转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口耳相传到纸质文字再到数字影音,传播媒介不仅是人类沟通和交流的途径,而且还在更深层面重塑着整个人类文化。麦克卢汉曾基于媒介的演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分析。他认为早期的人类处于听觉文化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文化的传播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在部落文化中,经验由占主导地位的听觉生活来安排,听觉生活压制着视觉价值。”[3](107)随着文字的发明,视觉在人类感官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印刷术则更为彻底地将人类带入一个视觉文化时代。这使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倚重双眼,并由此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独立的、理性化的人类主体性。不过,在电子媒介时代,视觉与听觉的关系又出现反转趋势,“割裂的、重文字、重视觉的个人主义,在电力格局和内爆的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3](69)而在如今的数字媒介时代,人类信息传播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文字的束缚,远距离的声音传输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交流方式,听觉再次在人类文化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引领人类步入一个再部落化时代,并且重塑了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人类主体性。

回顾人类思想史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感官系统间的权力秩序确有更替。在西方,希腊文化最早是以听觉为中心,《荷马史诗》便是由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组成的。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听是一种重要的生存和审美方式,“希腊人对语音力量的依赖性和敏感性……差不多到了病态的地步”。[4](177)不过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听觉的地位开始遭受视觉的挑战。赫拉克里特曾宣称:“眼睛是比耳朵可靠的见证。”[5]到了柏拉图时代,视觉获得了统治地位。柏拉图在其著名的“洞穴寓言”中曾强调眼睛的看与真理的生成关系。“柏拉图对肉体之眼和心灵之眼的区分建立起形而上学与视觉中心主义的本质关联,从此确立了西方思想中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6]自此之后,在笛卡尔、康德等众多西方哲学家那里,视觉都被认为和心灵、理性密切相关,并因而受到推崇,而听觉则被认为和情感、非理性相关,因而遭到压制。

不过,在经历两千多年的视觉专制之后,一些哲学家开始对此提出异议。尼采曾大声疾呼:“谁有耳朵,那就听吧!”[7]他特别重视音乐对于人类的意义,“在看和听之间,尼采更注重‘听’”。[8]海德格尔则指出,在视觉文化的长期主导下,“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他进一步解释,“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中被寻求和发现的”。[9]也就是说,在视觉中心主义的认知模式下,我们要认识一个事物,就必须像欣赏一幅绘画一样,将其搁置在一定距离之外静观凝思。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的图像化其实是对存在的本真状态的遮蔽,这种主客二分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过于简单,它把世界阐释为异己的对象,不仅造成对世界的误识,也从根本上导致人性的异化。正因如此,海德格尔才强调要释放人类其他感官尤其是听觉的作用,并依此建立起与世界的主体间性关系。

受尼采、海德格爾、麦克卢汉等思想家的启发,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从20世纪90年代就呼吁对听觉文化的关注。“一个疑虑在游荡:我们迄至今日的主要被视觉所主导的文化,正在转化成为听觉文化。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也是势所必然的。”[4](173)韦尔施深刻认识到视觉中心主义对人类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因此他推崇听觉的地位,以之作为调控和反制视觉霸权的方式。“一方面,我们要把听觉作为文化调整的媒介,确确实实要把它当作一个新文化的主导意义;另一方面,我们限制在现存的文化内部,来改善听觉的条件。后者对于一个事实上剥夺听觉权力、听觉衰退的文明来说,同样是至为重要的。”[4](211)韦尔施也清醒地认识到,引领人类文化进入听觉时代的,正是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听觉文化的兴起可以说是电子传媒一路畅行之后的必然结果,它更具有一种后现代气质,固然它没有视觉文化的延续性和同质性,但是它具有电子世界的共时性和流动性。”[10]电子媒介使人类进入另一种意义上的口耳相传时代。经由电话、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我们可以即时听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类声音,这不仅改变了人类交往方式,也在更深层面重塑着人类主体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听觉文化获得了更为有利的生长空间。这一方面是由于数字信息在传播速率极大提升的同时成本却在快速下降,由此人类得以极为便捷地发送和接收声音信息;另一方面则由于数字技术可以对声音进行随心所欲的混合、加工,因而能够赋予声音更强的表现力。正如杜比公司的工程师罗伯特·沃伦所言:“数字声轨的设计、技术考量和规格使其成为一种理论上没有局限性的媒介。”[11](47)在如今的中国,信息的传送已经进入语音时代,人们越发习惯于通过微信或QQ语音交流,曾经一度被认为会遭淘汰的广播,在数字时代反倒出人意料地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喜马拉雅、荔枝、蜻蜓FM、企鹅FM、考拉FM等音频平台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智能手机用户的必备终端。这些音频平台不仅以专业内容获得用户的喜爱,还支持用户开辟自己的电台并通过互联网大范围传播。对于人类而言,声音具有一种天然的陪伴性,它在人们工作、休憩或出行时都可以不间断地在耳边响起,很容易造成听众的心理依赖,因而能够生成更强的用户黏性。目前看来,数字时代的音频产业才刚刚步入成长期,不久的将来,它必然会在数字内容产业中占据更大的份额。数字媒介时代,听觉文化已经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崛起。

可见,21世纪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声音景观转向与数字媒介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关系。《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航拍中国》等纪录片在声音层面的精心设计正是为了迎合数字时代受众的听觉需求。在这样一个听觉文化强势崛起的时代,观众的耳朵变得越发贪婪,借助立体声音响、蓝牙耳机等各种听觉设备,他们试图随时随地沉浸在动听的声音景观之中。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听觉素养也在不断提升,他们的耳朵越来越挑剔,那些在听觉层面稍显欠缺的作品,不管画面拍得多么精良,也会在海量视听信息流中被果断抛弃。因此,数字时代的纪录片创作要想俘获观众,就必须在声音层面做足功夫。

四、数字时代纪录片的具身传播趋势

从更深层面来看,中国纪录片的声景转向暗合了数字时代的具身传播趋势。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在数字媒介时代,“身体被更精准地纳入传播研究的范畴,传播实现了从关注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从群体的人到人性化的人的重大转变”。[12]借助数字声音技术,精心设计的声效全方位包裹和冲击着观众的身体感官,为其带来深度沉浸体验。恰如保罗·莱文森所言:“视觉将事物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让它们各就各位。它自始至终就是客观化的感觉。”与之相反,“听觉没有将世界化为距离,相反是接纳它”。[13](184)听觉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能够使受众全身心沉浸于特定情境,并在无意识层面接收信息内容,从而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麦克卢汉曾经提到,在一次听众调查中,有人说:“我听收音机时直接生活在收音机中。我听收音机比看书更容易进入忘我的境界。”[3](340)导演迈克尔·西米诺也说:“声音能拆除分开观众和电影的那面墙”,[11](114)它能使观众忘记周边的真实环境,彻底融入剧情空间。进入数字时代,环绕立体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观众营造出越来越深的沉浸感。在电影行业,制作者们越发重视声音的作用,《指环王》(2001)、《阿凡达》(2009)、《复仇者联盟》(2012)等好莱坞大片都借助最新科技打造宏大、繁复的声音景观,《芳华》(2017)、《妖猫传》(2017)、《影》(2018)等大量国产电影也倾尽全力追求最佳音效。而《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航拍中国》等按照电影标准制作的纪录片,也力图用声音使观众彻底沉浸其中,它们不仅要为观众带来新知,还试图使之融入视听情境,在感同身受中更为深刻地体验被摄对象的存在状态。

如果说以往的纪录片诉诸人的意识,使之在静观凝思中反思社会、人生,那么声景转向中的纪录片则主要作用于人类身体,使之在具身体验中更为亲近、也更为充分地感知被摄对象。莱文森曾言:“声音似乎在所有场合都和我们贴得很紧,一切环境中发出来的声音都传到我们身上。”[13](118)《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航拍中国》也正是通过具身化的传播方式将知识、信息深深植入观众内心。

纵观哲学史,身体与意识长期处于对立态势,哲学家们大都重视意识(心灵),却把身体贬入底层。柏拉图曾言:“如果我们要想获得关于某事物的纯粹的知识,我们就必须摆脱肉体,由灵魂本身来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14]康德认为审美是无功利、无目的性的人类活动,与身体感觉无甚关联。黑格尔也强调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整个西方思想体系中,身体都是缺席的,哲学—美学形成了‘重心轻身’的局面。”[15]在这种哲学传统的主导下,西方文化陷入了理性至上的误区,忽视了感性维度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性,且缺乏对感性生活的有效引导,因而导致人类普遍的心理症候与缺失。不过,晚近以来,已有不少哲学家对身心二分的哲學传统提出质疑。尼采开创性地提出:“哲学不谈身体,这就扭曲了感觉的概念,沾染了现存逻辑学的所有毛病。”[16]他推崇身体的地位,认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因而,我们“要以身体为准绳”。[17]尼采指出了身体与自我间的同构关系,并认为身体与意识难以分离,人类意识的形成必然无法脱离其身体。此后,梅洛-庞蒂、福柯、德勒兹等众多哲学家也都强调身体在人类主体性建构中的基础地位。20世纪后期以来,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身体的地位又大幅提升,身体欲望得到重视,身体本身也成为不断美化和修饰的对象。波德里亚、朱迪斯·巴特勒、理查德·舒斯特曼等众多哲学家更是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身体在人类活动尤其是在阶层、种族和性别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而在如今的数字媒介时代,身体更加成为人类确认自我的根基。在数字技术的影响和冲击下,人类的存在方式日益走向虚拟化境地。尼葛洛庞帝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预言:在计算机技术的作用下,原子的世界将转变为比特的世界,人类会进入一种“数字化生存”状态。[18]时至今日,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已与数字技术密不可分。我们在电脑上阅读、写作,通过各种数字设备交流、娱乐,在线购物、订餐、打车,满足各种日常生活需求。进入大数据时代,甚至连人类身份也不可避免地被数字化。美国俄勒冈大学学者科林·库普曼在其专著《我们如何成为我们的数据》中就曾提出:“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某种状况下与数字技术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被数字所掌控,成为数字化的主体。”[19]库普曼的这一观点可谓抓住了数字时代人类主体性的核心症候。在大数据和算法的统治下,数字时代的人类已成为数字人、信息人,人类存在的根基遭到严重瓦解。我们曾经引以为傲,以为能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人类智慧在人工智能面前一次次败下阵来。在主体地位面临严重危机的数字时代,身体/肉体反倒成为人类坚守自我的最后堡垒。

纪录片借助声音景观所营造的具身化情境,也正是缓解数字时代人类主体性焦虑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日益虚拟化的世界,人类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赛博空间,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能力却在迅速退化。“网上是没有人体的”,[20]身处赛博空间,人类意识会以超链接的方式在不同场景间飞速切换,此时的人类身份处于流动化、离散化状态,只有回归肉体,才能暂时感受到一种具备物质基础的整合与统一。恰如舒斯特曼所言:“在新的媒体时代,一个最让人吃惊的自相矛盾的现象是对身体的突出关注。当长途通信使身体的在场变得不再必要的时候,当媒体的身体构造和整形的电子人手术等新技术挑战真实身体的存在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却好像越来越重视身体,对肉体顶礼膜拜,而这在过去是给予其他受尊崇的神秘事物的。”[21](184)数字时代的人类,亟须通过各种方式重新确认其肉身存在。而《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航拍中国》等纪录片也正试图以最新视听技术,以最具震撼力的方式唤醒人类的身体感知能力,并使之“通过身体思考”,[21](25)与事物在亲密无间的交流中实现更为深刻的认知。

需強调的是,我们所说的身体,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肉体,而是一种身体与心灵和谐共生的身体存在状态。正如舒斯特曼所说:“身体是指一个鲜活灵动、感知敏锐的身体,而不是一个可以避开生命和感觉的单纯生理学意义上的身体。”[22]纪录片的声景转向不能迎合观众的身体欲望,而应以种种精心设计的声音元素充分调动和激发人类身体的感知力,使之在一种近乎身体震颤的状态下实现信息的接受、知识的更新和心灵的满足。

结语

中国纪录片的声景转向,是适应文化产业化时代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一种有效方式,也在更深层面呼应着数字时代人类主体性重构的需求。比之以往的纪录片创作,《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航拍中国》等以声景见长的纪录片,不仅能够更为有效地传播文化知识,建构民族认同,还丰富了新时代中国观众的审美文化生活。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不断更迭,尤其是数字声音技术的日益成熟,中国纪录片将为观众奉上越来越精彩的声音景观,并借此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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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ndscape Turn and the Embodiment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Documentary in Digital Era

SUN Jian1, ZHANG Shu-duan2(1.Shanghai Documentary Academ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rough elaborately designed commentary, music, sound and other sound elements, the creators create a feast of hearing for the audience, which includes A Bite of China, Maste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Aerial China and etc. The soundscape turn of Chinese documentary represents the revival of acoustic culture in digital era. The sound is intimating the body, which affects the body very directly, and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human mind with the body functioning as medium. The embodiment communication of documentary doesn't mean to cater to the desire of body. It is applied to awaken the perceptive function of human body, and thereby reaches to the sublime of emotion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oul.

Keywords: digital era; documentary; soundscape; embodiment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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