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构造中的生命意志

2022-04-05 01:33魏文韬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2年3期
关键词:张执浩凭栏汉阳

摘要:初读《汉阳门的春天》,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诗人张执浩几乎将它的“重”掩埋了。但“大江东去”“凭栏眺望”这类严肃的词语让人不得不注意到这首诗在日常性下藏匿的沉重与诗学反思。《汉阳门的春天》避免了相似题材容易出现的庸俗的愉悦与空洞的赞美,诗歌中的日常语汇在时间的构造中成为生活同历者的秘语,呈现出复义般的深邃效果,并以此承载了如同生活本身一般丰富的关于生命的意志。

关键词:《汉阳门的春天》张执浩日常诗学时间

武汉诗人张执浩的《汉阳门的春天》避免了相似题材的诗歌容易出现的庸俗的愉悦与空洞的赞美,诗歌打动人心的力量不仅来自诗人的细致观察——“梅花落完之后/白玉兰又开了/火车穿过我们的头顶/江水绵绵不绝”(这是汉阳门的常见景色),标注出了被忽视的武汉日常经验,更来自诗歌中日常与诗学的贯通。诗歌在语言平白的表象下,是词语本身经过时间构造呈现出的巨大张力,并以此承载了痛苦的、坚韧的、美好的、静寂的,如同生活本身一般丰富的关于生命的意志。下面附上《汉阳门的春天》,试作说明:

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常常会来到汉阳门

通常那里会有很多人

聚在桥下看江景

大江东去的声音在心中回旋

很少有人听见

我也像游人一般

凭栏眺望

春天又来了

少女把下巴搁在亲爱的肩膀上

她多想就这样

一言不发

一辈子

梅花落完之后

白玉兰又开了

火车穿过我们的头顶

江水绵绵不绝

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

2020年4月8日

一、时间的意象与意向性

2020年4月8日,诗人张执浩来到阔别许久的武昌江滩散步,写下了《汉阳门的春天》。那一天,位于长江大桥附近的汉阳门没有往常熙攘的看江景的游人,江滩公园里的白玉兰正开着。诗人看到一位“少女把下巴搁在亲爱的肩膀上”,他们一言不发,而火车也不时地从头顶的长江大桥穿行而过。但是,诗歌创作并不意在还原当日的真实情况,诗歌的解读也不能停留在词语的表面。

从意象入手便可以发现,诗中的长江大桥、梅花、白玉兰、火车、江水等意象几乎都与时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它们显然是张执浩精心挑选的结果。大江东去、花开花落、火车穿行自不必多说,这些意象用来表示时光流转、人世变换已是司空见惯,用“少女”隐喻最美好的时刻也不令人陌生。尤其是“梅花落完之后/白玉兰又开了/火车穿过我们的头顶/江水绵绵不绝”一段中,大量拥有相似象征意义的词语汇集于此,着实引人注意。梅花、白玉兰、火车、江水,汉阳门的这些平常的物象在诗歌中几乎是无修辞的、白描的。且诗歌末尾以相对于整体稍显“夸张”的排比式将这些景物称作“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构成了意义上的张力。

这种张力从现实层面也许相对容易解释:疫情日久,等到能够再次外出散步,看到熟悉之景,竟有恍如隔世之感。但意象本身隐喻性的时间与极端灾难中的处境构成的对峙,也许是更为诗学的理解。从直观的对象到显示在纸张上的词语,物象到语象的转化存在无限多的可能,词语构成诗形,又以非实项含有的意向性构成超越的可能。例如“白玉兰又开了”一句中“白玉兰”一词,既可以是诗人直观到的时间流中此在或曾在的白玉兰,也可以是作者想象、回忆中的一种名为白玉兰的植物。这两种理解都没有超越“白玉兰”一词的边界。然而,如果注意到文中诸如“春天”“梅花”“火车”“江水”乃至“上辈子”这类词语,“白玉兰”在象征层面上就具有了“时间”这个含义。张执浩在此处提及“白玉兰”是直观的重现或者一种假想,他的意向绝不是为了夸赞白玉兰本身的纯洁、优美、芳香,而是通过一群相似词汇来意指“生活”这一缺席的在場,并以此与时间似乎凝滞的疫情构成对峙。因此,无所谓是白玉兰还是江水,一切流动着的、能够让人感觉到“活”的,是诗人想在此记录下的,以此对抗疫情期间的非“生活”感——“阳光多好啊/ 这巨大的浪费/羞辱一般/还在持续”(《今日立春》)。诗人的高妙在于意与象的浑融,细致、实在的景观与生命经验不分彼此,从而达成了日常与诗学的勾连。

张执浩被命名为从“目击”出发的诗学观念是理解其日常诗学的门径。诗人的写作从“目击”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地走远,“这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一个从‘目击’到‘心运’到作品问世的过程”a。在“目击”包含视觉、听觉等一系列自然感官时(就如他某一诗歌的奇特标题《耳朵能看见的》),它同时也意味着睁开眼睛,用“心”看世界,意味着心灵的体验与灵魂的思考。张执浩的“目击”是胡塞尔式的认识,本身包含着认识、感知、想象、经验、判断、推理等,即“认识本身首先都是一个杂多存在领域的称号”b,不仅涉及实项的内在之物,也涉及意向意义上的内在之物。“意向性不仅是我们对实际存在对象的意识的特征,而且也是刻画我们的幻想、预测和回忆等等的特征。”c通过这种提示,张执浩诗歌中近乎赤裸的词语同样混合了认识、感知、想象诸多因素:词语不再仅仅描述直观对象,它可以涉及不在自身之中的意义。

顺着这个思路可以发现,《汉阳门的春天》中的许多词语都拥有丰富的指向。借用新批评的术语,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作含混。例如“春天又来了/少女把下巴搁在亲爱的肩膀上”一句,磕绊的“亲爱的肩膀”可以被释义为爱人的肩膀或者自己的可靠的肩膀。而后文也将指出,这种语义上的模糊性不是非必要的。《汉阳门的春天》中习以为常的生活词语本身就是清晰而模糊的。它们的清晰在于含义的不晦涩,可以直观地引起主体的想象——没有谁不能想象出火车的样子。它们的模糊在于它们并非胡塞尔所说的“这一个”,而是汇集了诸多存在的抽象词——没有谁可以明确地知道江边的风景有什么。此外,正如前文所论述的,词语的内部存在着广阔的意义空间,它依据不同意向而有所不同。以“江景”一词为例。《汉阳门的春天》中提到“聚在桥下看江景”,“江景”指江边或者江中的风景。依据诗歌的内容似乎可以归纳出“江景”的具体所指是大江东去、少女、梅花、玉兰、火车等。但这些仅是张执浩精心挑选的风景,并不足以构成完整的江景。诸如江中沙洲、水中渡船、岸边飞鸟,乃至车流、摊贩等,这些在汉阳门同样常见的、与“江景”有关的景物都被诗人筛去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诗人无意描写具体的江景,他的注意力全部都在“看”这个动作上。他需要的是很多人(游人)在“看”,却几乎没有人“听”到“大江东去”的声音的这种张力结构,从而完成“我也像游人一般/凭栏眺望”的主体分裂式的表述:一个是心中回旋着大江东去之声的作为诗人的“我”,另一个是作为

日常现实中人的“我”。“江景”作为“看”的客体,亦包含着主体的经验与历史的视野。

因此,借由词语在具体语境中可能含有的意向性,《汉阳门的春天》中的诸多词语打开了广阔的意义空间,诸如“大江东去”“很少有人听见”“一言不发”等,其构成的含混与张力是诗歌意蕴能够超越表层含义的重要原因。

二、时间的构造与主体间性

《汉阳门的春天》没有从写作的现实时间起笔,诗人将诗歌的时间推前,推至一个曾经发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这里的“走投无路”或许指带有死亡色彩的陷入绝境,或者只是落寞的无处可去,如“客厅里的拖鞋/东一只西一只/它们走投无路的样子/真让人心灰意冷“(《今日立春》)。回忆中,自己常常会去的汉阳门“通常那里会有很多人/聚在桥下看江景”,但此刻却是如此寂寥。“春天又来了”,诗歌中的时间自此与现实时间同步,“我”在此刻凭栏眺望,望之所见,是少女沉默不语、梅花落玉兰开、火车驶过、江水绵延。如果说诗歌开始于过去的时间,结束于写作的现实时间,那么“大江东去的声音在心中回旋/很少有人听见/我也像游人一般/凭栏眺望”便如“飞地”一般,陷入了时间的模糊。该段的时间既可以是疫情暴发之前,也可以是疫情时期,更可能是疫情暂息的“此刻”。仔细阅读也可以发现,此段的特殊不仅仅在于时间的模糊,其中的语汇也与整首诗平白的风格迥异。

实际上,回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超出了纯粹的现在点:“一方面是各个对象之物,它存在并且曾在,它延续着和变化着;另一方面是各个当下现象和过去现象、延续现象和变化现象,这现象每次都是一个现在。”d 理解如《汉阳门的春天》这样因事而作、忆昔望今的诗歌,时间的复杂性已经远超二元式的过去/现在,此刻的直观借用过去的时间来理解自身,它同时又重塑过去。正如张执浩所写的:“生活终于现出了原形/也改变了幸福原有的样子/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灵车已经带走了一部分/剩余的部分都留在了这里。”(《彩排幸福》)

与生活一同经历过灾难的诗歌,简单的诗句也会因着时间的构造显现出截然不同的含义。譬如“春天又来了/少女把下巴搁在亲爱的肩膀上/她多想就这样/一言不发/一辈子”这段。在无时间的理解中,这一段是“我”所见江景的一部分,“我”像游人一样观赏着一个沉默的少女轻轻依靠在爱人的肩膀上。如此静谧而美好的春景,蕴含着生命的跃动。但是,“亲爱的肩膀”本身的磕绊可能导致的双重语意显示了此段折叠的更隐秘的含义。“一言不发”对于身处第一线的诗人张执浩而言,首先意味着病毒导致的不说话(病毒会随飞沫传播),而这种沉默也伴随着深沉的恐惧,“长时间不说话的人嘴巴里有一种苦/长时间不说话,这苦/就变成了结果,像苦胆/包含着黑暗在黑暗中颤抖”(《嘴巴里的苦》)。其次,“一言不发”更意味着死者再也不能说话,“不说话的/草木不会说话了,也不叫苦/我曾在半夜清理喉咙/呼唤一个说不了话的人”(《嘴巴里的苦》)。因而,在时间性的理解中,少女只能倚靠爱人的肩膀也许意味着与爱人的生死相隔,她的“一言不发”是灾难幸存者的沉默。因而,“少女”显示的生命跃动天然地拒绝了过分乐观,她所象征的恰恰是真实而沉重的生活中富于韧性的生命意志。

同样的,诗歌结尾处,张执浩不惜笔墨,用语义几乎重复的诗行来描写时间:“梅花落完之后/白玉兰又开了/火车穿过我们的头顶/江水绵绵不绝。”这些日常生活的景象在普通人的视野中也许仍是被观赏的风景,但对某些人而言,这些就是曾经的“生活”,是活着,是生活本身。一种久别重逢的欣喜,一种轻飘飘的沉重从这些日常语汇中爆发。轻柔的花、滞重的火车、绵延流动的江水,三种景观构成了时间的流动(生活的本体),但竟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抒情变成了叙事……情感藏到了事件之中……主体躲到了词语背后……词语的背后有一个……隐喻。”e 正是在的时间构造下,《汉阳门的春天》的诗句爆发出了难言的力量,看似直白的语句成为同历者的秘语,呈现出复义般的效果。

并且,如果不仔细阅读,诗句的“复义”几乎难以察觉,而这正是诗人的高明之处。张执浩没有以超凡脱俗的姿态去宣示自己对正在进行的历史拥有特殊的解释权。相反,诗人清醒地认识到,他既是诗人,也是普通人;他既生活在此中,也会跳脱出去。此种主体间性保证了《汉阳门的春天》在日常书写中能够拥有诗学的反思与批判。这在诗歌中具体表现为诗歌的主体分裂出“在形式上不同于我的自我本身……形式上的非我,另外一个自我”f,诗人主观想体现的“支撑我们在绝境中仍然不断向前的一种力量”“生命的韧性,关爱和善意”g在历史视野中获得了某种超越。

《汉阳门的春天》起首便出现了说话人“我”。这种总体性的自我随着诗行的推进,分裂出两个客体的“我”:“大江东去的声音在心中回旋/很少有人听见/我也像游人一般/凭栏眺望。”毫无疑问,“大江东去的声音在心中回旋”的对象是作为说话人的“我”。在诗人的判断里,多数的游人显然无法听见诗人所说的大江东去之声,“通常那里会有很多人/聚在桥下看江景/大江东去的声音在心中回旋/很少有人听见”。可是诗人笔锋一转,写道:“我也像游人一般/凭栏眺望。”“像”字将“诗人”与“日常现實的人”这两种似乎对立的主体相融,作为说话人的“我”在听到大江东去之声的同时,又自认为是“游人”。在诗人的意识中,“我”不仅仅是存在于时间流中的体验着的主体,同时也是时间流之外审视着的主体,因此,体验者和旁观者同时又是客体。就像这首在时间的构造中不断变化的《汉阳门的春天》,可以是疫情的或非疫情的、诗学的或日常的,难以说清道明。

顺着这一思路,时间模糊的“飞地”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论诗人如何“像”一个游人,他的诗学的反思与批判终究通过古典、沉重的成语显露出来。“凭栏眺望”这一极富古典韵味的词语与《汉阳门的春天》平白的语言格格不入,拥有超越本义的所指:“望”不仅仅是目力所及,也是回忆所及,所谓“凭栏眺望”是思绪纷飞。张执浩不仅将个人的此刻与灾难的回忆融合,也借用“大江东去”的互文性唤起历史的回声。看似悖论的“声音在心中回旋”一句借由时间塑造获得了合理解释:大江东去……脱口而出的是历史的沉吟。在切近、渺小的个人生活里,诗人张执浩尝试向时间本身求得关于此刻的答案——以历史的视野理解此刻。他拒绝对事件的庸俗赞美,对人性的简单的贬低或高扬。在花开花落、人世变迁中,生活是死亡,是灾难,生活也是活着,是承载,是真实而沉重的。而只有真的生命的意志才是诗的,“诗歌必须正视死者的五官……在死神占据的地盘上/惟有活着本身才能成就一首诗”(《这不是诗》)。

三、结语

诗人张执浩曾说:“重复生活的危险性/就在于记忆容易被消磁/我已经不记得昨天的事了/就像昨天不存在似的。”而当人们在日子里“进进出出,反复/重复着那些相亲相爱的动作”(此处借张执浩《外面的诗》中段落,反其意而用),曾经的灾难能否得到真正的理解与妥善的安置不得而知。

张执浩以日常生活入诗,可以看作是对日常诗学何以可能这一诗学问题的回应,即“日常”的经验通过何种表述能够触及精神世界与诗歌世界。正是由于这样的诗歌观念,他的一系列写于疫情期间的诗歌尤显特别,避开了“‘膨胀的自我’和‘表面的当下’以及‘空洞大词的历史’的危险”h ,以词语本身在时间中的构造完成了对日常的赋形与超越。

初读《汉阳门的春天》,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张执浩几乎将它的“重”掩埋了。但“大江东去”“凭栏眺望”“上辈子”这类十分严肃的词语所构成的张力让人不得不注意到这首诗在日常性中深藏的沉重。再细品之,方能窥见诗人是如何完成日常与诗学的贯通的。在历史经验与当下生活交织的时间构造中,生活同诗歌一样暧昧而复义,而唯有从真的生命意志中脱胎而出,或许才能稍许理解——生活本身就是诗歌。

ae  茅草:《从“目击”出发——张执浩诗学观念评析》,《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1期。

bd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0页,第79页。

cf〔丹麦〕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李忠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第123页。

g金钱熠:《武汉对话|我写了25首诗,记下“至暗时刻”与春暖花开》,2020-05-22,见网址:https://m.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7512321.

h霍俊明:《“诗人忘不了他的生存”——张执浩的日常诗学与当代经验》,《扬子江诗刊》2019年第1期。

作    者:魏文韬,华中科技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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