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与“学渣”女儿

丁延庆　张雅丽

2020年10月7日，在北京海淀公园里，我第一次参加了女儿的班级活动。在那场活动中，我才意识到：自己大意了。

我在和其他家长讨论的时候，他们普遍说，自己孩子掌握的英文词汇量已经有上千个。我心想，这差距太大了，这相当于中学生水平啊。

当晚，我就把这个情况跟我老婆说了。她问我：“那怎么办，咱们也背？”

我的女儿7岁，2020年9月入学北大附小读一年级。在这之前，因为工作原因，我老婆带着她一直生活在云南。在女儿所上的幼儿园里，孩子们不接触课本知识，我和她妈妈也没给她报任何培训班，我们觉得没必要。所以进入小学时，她完全是零基础。现在回想，我觉得还是应该更早一些干预的。

后来我从老师那里得知，女儿的成绩在班里排倒数第一。从老师发来的课堂视频里看，英语老师上课一句中文都不说，女儿就像“鸭子听雷”一样，根本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上学期，学10以内的加减法，要求孩子们“通关”——1分钟做40道题。那一次，全班36个同学，第一批通过19人，一批一批地过，到了第三批，就剩我女儿没通过。老师索性告诉了我出题范围，并说：“就考这些，随机出题，多练几遍就可以。”最终，女儿也只过了38道，勉强过关。

跟女儿一样大的时候，我把《新华字典》背了下来，村里人都叫我“神童”。老师会因为我调皮捣蛋而叫家长，但从来没有因为学习问题找过我父母。现在我的女儿成绩倒数第一，我想，这学习不得不抓了。

从家里到女儿的学校，有5种方式可以选择：坐校车、坐北大教师的班车、乘地铁、开车、骑自行车。斟酌之后，我决定每天骑自行车载着女儿上学、放学。

从2020年10月中旬开始，我和女儿一起度过了艰难的两个多月。每天早晨7点30分左右，我骑自行车载着她出发。在骑往学校的20分钟时间里，女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没有机会做其他事，只能听我带着她复习功课。

每天下午4点放学后，我把她接到我的办公室来完成作业。写作业的这两个小时，是非常艰难的，简直就是战斗。

我女儿很活泼开朗。首先，我要让她安静地坐到桌子前，然后，我得盯住她。刚开始，哄一哄，她还可以坐下来。到后来，一说到学习，就到了完全不能商量的地步。我始终强调自己要有耐心、要温和，但是到后面，我们父女俩还是会大呼小叫。每天下午，我办公室所在的三楼都能听到我和女儿的大呼小叫，也不会有人来劝，毕竟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样搞了两个月，女儿的成绩有了进步，不再是倒数第一，但是我发现，她有了厌学倾向。一提到学习，女儿就变得非常烦躁，她甚至有了这样的表达——在爸爸妈妈眼里，学习是最重要的事情，爸爸妈妈爱我，是因为我学习好。

我意识到，强迫她学习这件事，让一个7岁的孩子感到焦虑。她有时候表现得很伤心，会说：“本来好好的，非提学习，不学习你就不爱我了吗？”

很显然，强迫女儿学习已经破坏了我们的亲子关系，还遭到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反对。我老婆说：“女儿好像被压迫得不长个子了。”

我选择了妥协。理性思考之后，我得到的结论是，亲子关系，还有女儿长期的学习兴趣培养，看上去都比成绩提高更加重要。两个月后，女儿又回到了自由状态。

有时候，看着女儿在学习上这么困难，我总会拿6岁的自己跟她比较。

6岁时，我在家翻我姐的字典，没人要求我背它，我翻来覆去地看，就把整本字典背下来了。因为识记能力特别好，村里人都叫我“神童”。

现在我观察女儿，感觉跟当时早慧的我是无法相比的。

其实在人群里有一定比例的人，天然对于知识、艺术、文学等感兴趣。在我6岁的时候，记不清从哪里得来第一本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虽然情节不能完全理解，但我已经认识里面全部的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书里第一章的情节。

因为记忆力好，我小学时，成绩多是“双百分”，我姐当时学的高年级课程，我也都会。我的母亲是一位有智慧的农村妇女，也为我创造了后天条件。

母亲对我期望很高，希望我能上高中、考大学，因此对我很严厉。在我上初三那年，母亲给我从教学质量很差的初中办了转学，认真学习两个月后，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考上高中那年，我14岁，在班里年纪最小。高一分科的那个学期，我考了全校第一，9门功课，除了数学，剩下8门，我全部是第一。老师们告诉我，我能考上北大。

在我们那个时代，学习和考试的压力也很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的生活是“三四四”——吃三顿饭、上四次厕所、睡四个小时觉，剩下的时间全在学习。

高三是我记忆力的巅峰。一次，语文学到《与陈伯之书》，一篇选读课文，并不要求背诵。当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大家都说我是“神童”，那我来试试自己的记忆力。我放慢阅读速度，读了一遍，边读边强记，合上书，我默写出来了。

我最早对女儿的能力评估，是从她上幼儿园时开始的。一年夏天，我挑了一首《小儿垂钓》来测试女儿，她记得还算快，到了第二天中午再问，可能是因为不认识第一个字，她想不起来了，我提示了一下，女儿背了出来。我判断，她是个普通孩子，大概率不会有像我这样的学术成就。

我用“农民的儿子和教授的女儿”来表述我和女儿，实事求是地说，天分不一样，客观如此。

有人问过我，希望在女儿身上延续“天才”“北大”的荣耀吗？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肯定有，尤其是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承认女儿的普通，是一个逐渐验证的过程。

在她出生前，我就清楚，成为一个天才，其中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比如父母的智商都高，那么这个孩子的智商在很大概率上也会比较高，但是比父母更聪明的可能性很小。

2020年一整年，我生活的重心就是女儿。我吐槽女儿的视频被网友热议，这是我没想到的，但后来想想，这不是偶然。

那些困惑和焦虑不仅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的一位北大同学跟我说，他接受孩子的平庸，用了很长时间。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也看过了视频，他也希望孩子能够像他，甚至超过他。

视频一发出来，很多网友说：“北大教授都这么焦虑，那我就不要苛求我们家孩子了。”不少人在我这里找到了一点心理上的平衡。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事实上，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焦虑，在2020年已经到了一个极高值。比如电视剧《小舍得》，凡是涉及到育儿主题，就一定有焦虑。再比如教育培训，一些机构明目张胆地贩卖焦虑：“你不来培训，我就培训你家孩子的竞争对手。”

在我女儿的班级里，只有女儿是参加过“0”个补习班的。即便如此，目前我仍然不打算给她报什么班。我带着她去参加了北大的“雏鹰社”，一个北大教师互帮互助的活动社团。我们去参加了3次户外作画，还上了3节艺术史课。在北大的毕业典礼上，女儿还在合唱团里献唱。

有人会说，我能贯彻这样的教育主张，是因为不需要择校。但其实问题的本质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应该警惕对孩子的过度干预和压迫。为了成绩去进行高饱和的训练，对小孩是一种损害，他们在成为让人放心的人时，也会失去对知识和学问追求的动力，变得不愿意创造、思考。

准确地说，我不是接受了女儿的平庸。在生物界里，花的類型、花期各不相同，孩子也一样。

我对女儿的观察还在继续，并常有惊喜之处。那天，在读她最喜欢的动物书籍时，女儿告诉了我乔治·夏勒和珍·古道尔两位野生动物专家的区别。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