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傩礼和傩戏

解传运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傩是一种古老的、以驱除疫病为主要内容，且具有宗教性、艺术性的社会文化现象。 “傩” 字的本意为人行步有节度，《诗经·卫风·竹竿》诗云 “佩玉之傩” ，用以形容人行走时的优美风姿。《论语》谯周注将 “傩” 解释为 “却之也” 。后来 “傩” 有了 “驱除” 的意思，成为表示 “驱逐疫鬼” 的 “难” 字的假借字，其原本的意义逐渐消失。《礼记·月令》 “命国难，九门磔禳，以毕春气” ，意为周天子命令春天在国都九门祭祀，以消弭春天残存的阴气。《周礼·夏官》 “方相氏……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 ，行傩时，方相氏带领属下在宫室内搜索、驱逐疫鬼。

傩具有悠久的历史。关于傩的起源，最早反映在神话传说中。王充《论衡·订鬼》里记载，度朔山上有一株巨大的桃树，树的东北方称为 “鬼门” ，山上有两位大神 “神荼” 和 “郁垒” ，他们会将作祟的恶鬼用苇绳缚住投喂给老虎。于是黄帝仿效此法，立桃人、画神虎、悬苇索用来驱鬼辟邪。卫宏《汉旧仪》记载了颛顼氏的三个儿子死后变成疫鬼，方相氏在每年的十二月进行驱鬼活动的故事。一般认为，傩的雏形是先民的狩猎行为，他们聚集在一起，披着兽皮，呼号舞动。20 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材料的发现，有学者将有证可循的傩产生的时限推至殷商时期。如陈邦怀先生在《殷代社会史料征存》中认为，殷墟出土的方相辞就是关于殷商时期傩仪的记载。山西垣曲出土发掘的商城遗址中似有被分解的人牲，有学者认为此即行傩时 “磔禳” 的遗迹。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比较成熟完善的傩形成于周代。古人将祭祀鬼神之事称为 “礼” ，后来发展为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规范。周代的傩作为一种祭祀禳灾的行为，被列入 “礼” 的范畴。根据《礼记·月令》的记载，每年的季春、仲秋和季冬三个月份，分别要进行三次傩仪，其发起者都是天子和诸侯，但又有所不同：季春傩在国家的都城内进行，天子和诸侯可以施行；仲秋傩是为了 “傩阳气” ，阳气象征天子，故而只有天子在王城进行；季冬之傩称为 “大傩” ，规模最大，上至天子下及黎庶都可进行。与 “礼” 相对应的是 “俗” ，周代的季冬大傩不仅在贵族阶层之间流行，乡人之间也有行傩的风俗。然而，周代乡傩虽不具备官方的规格，但也是在官方的规定、引导下进行的，因而无法将这种民俗与傩礼割裂开。《论语·乡党》言：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在乡人行傩的时候，孔子要穿着盛装立在东阶上保护家庙，防止疫鬼惊动祖先。

作为祭祀礼的傩为何会产生呢？主要原因是古人认识水平有限，故而将毕止疫病的期待寄托在天地鬼神上。傩的主要功能是 “和气” 和 “驱鬼” 。所谓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古人重视和合阴阳二气，使得四时轮转有常，天地万物和谐运行。如果阴阳失调，自然秩序就会紊乱，导致灾祸。根据《月令》的记载，天子要在一年的四立之日，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在国都的四郊迎接四季时令之气。有 “迎” 则有 “送” ，傩就是一种送气的仪式。季春傩以 “毕春气” ，仲秋傩以 “达秋气” ，季冬傩以 “送寒气” ，都是为了祛除残存的旧气，不使之与新气相抗。驱鬼的功能体现在方相氏的具体工作中。方相氏有 “索室驱疫” 和 “驱方良” 两个职责。 “方良” 即 “罔两” ，是一种土石精怪，国遭大丧时，方相氏需要在逝者下葬时的墓穴附近驱逐罔两，以防惊扰亡灵。《释名·释天》： “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玉篇·疒部》： “疫，疠鬼也。” “疫” 是 “疫疠之鬼” ，方相氏带领隶属在宫室内将疫鬼驱逐出去，疫病自然也就消除了。郑玄解经以天文星象为媒介，将 “气” 与 “鬼” 结合起来。郑玄认为，季春、仲秋的疫病是 “大陵积尸之气” 在作祟。大陵是星官名，属胃宿，主死丧，积尸是大陵八星之一。根据《晋书·天文志》记载， “大陵中一星曰积尸，明则死人如山” 。积尸星亮起，就会有灾难发生。如果阴阳二气不调，大陵积尸的死丧之气散逸，就会有厉鬼为祸，人民就会遭受疫病之苦。虚宿和危宿之间，有坟墓四星，主死丧哭泣；又有司命、司禄、司危、司非四星官，称为 “四司” ，为 “鬼官之长” 。季冬之月，太阳运行经过沾染了坟墓、四司之气的虚、危二宿，厉鬼会趁着阴气强盛出来害人。因此，周人要在这三个月举行傩礼，以期调和阴阳，驱逐疫鬼。

礼是社会意识、人伦规范、典章制度等的高度概括。仪是礼的外在表现，指的是具体的行为章法、仪节程式等。了解了周代行傩有哪些仪式，也就知道了周傩是怎样进行的，这里以季冬大傩为例略加说明。《周礼·春官》有一官名 “占梦” ，是周天子的司梦官。季冬时节，一岁将终，占梦要在此时向王询问梦的吉凶，将群臣的吉梦进献给天子，以示归众美于王。随后天子下令有司开始举行傩的仪式以驱逐疫病。仪式具体的执行人是 “方相氏” ，方相氏有 “狂夫四人” ， “狂” 即是乖戾、凶猛的意思，郑玄言 “‘方相’犹言‘放想’，可畏怖之貌” ，可见狂夫是性格狂放刚猛、令人生畏的形象。方相氏蒙着熊皮，佩戴特制的黄金四目面具，穿着黑色上衣、红色的下衣，手持武器，率领隶属在宫室内驱逐疫鬼，谓之 “索室驱疫” 。除此以外，还需要进行 “磔禳” 之仪。天子有 “路、应、雉、库、皋、城、近郊、远郊、关” 九门，《月令》季春 “九门磔禳” 就是在九门之中分裂牲体，向四方神祇祈求毕止灾祸，牺牲一般由鸡、犬、羊等充当。季冬大傩时 “旁磔” ，其范围扩大至郊鄙四方，普通民众也要参与其中。 “土牛” 就是用土制作而成的牛。孙希旦《礼记集解》解释牛为土畜，又用土制作牛的形象作之，土能克水，故而旁磔之时，要将土牛送出九门之外，以求禳除阴气。

那么，傩礼是如何发展成为傩戏的呢？

从汉代开始，傩礼开始出现了世俗化、娱乐化的倾向。东汉时期，傩礼较之前代有了更大的丰富和发展。《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东汉时行傩在大腊前一日，选取一百二十名黄门少年充当 “侲子” ，有人穿着特制的服饰扮作十二神兽，朝臣集会，天子乘鸾车至殿前。傩礼正式开始，宦官口唱驱鬼祝词，侲子手持鼗鼓附和，大致的内容为十二神兽吞食凶恶妖异，要将恶鬼抽筋拔骨，威吓其赶紧离开。继而 “方相与十二兽舞” ，众人欢呼三匝，手持火炬驱送疫鬼出宫门，最后弃置于洛水中。仪式结束后，皇帝将苇戟和桃杖驱邪物品等赏赐给百官。此时傩礼由皇帝主持，方相、十二兽、侲子、官宦贵胄、军队共同参与，场面宏大热烈。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傩礼在因袭汉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并逐渐奠定了世俗化的基调。北齐在季冬晦日行傩，侲子由黄门子弟更改为乐人子弟担任，并扩大至服色不同的两队计二百四十人。隋代的季春晦日、秋分前一日磔禳于门，季冬大傩选侲子如北齐，分为八队，设置问事十二人，工人二十二人。有司在宫门处准备鸡、羊与酒，行傩时方相氏在众人喧哗鼓噪下自显阳门分诣诸门，每至一处都有祝师磔牲酌酒，并将牺牲与酒一同埋入地下。隋傩强调 “磔禳” 之仪，体现出古礼的留存。

唐承隋制，傩礼的流程大体与隋代相似，歌舞乐曲更胜前代。据段安节《乐府杂录》言，正式开始前十天，专掌祭祀礼乐太常寺卿需要先检阅行傩仪式与各种乐舞的准备情况，并在官署设置宴席， “三五署官及其朝寮家皆上棚观之，百姓亦入看，颇谓壮观也” 。曾担任太常寺丞的王建有《赠胡泟将军》诗： “半夜进傩当玉殿，未明排仗到铜壶。” 孟郊《弦歌行》： “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 这些都描绘了唐代除夕夜行大傩的盛况。在地方上，诸州县也要仿照宫中行傩，但规模缩小。唐代民间的驱傩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傩与各种民间风俗、艺术相结合，歌舞表演属性更加得到凸显，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除夕庆祝活动。

北宋初年，傩礼大抵沿用旧制。北宋后期至南宋的傩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傩的仪式、主角等内容跟前代有较大的不同。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两宋时期除夕夜仍然在宫禁中行傩，宫中的亲事官和禁军绣服假面作为仪仗队，具体执行人全部由教坊的伶工担任，仪式有所简化，神鬼装束的主角变成了门神、判官、钟馗、土地、灶神、六丁六甲等。韩国学者安祥馥《唐宋傩礼、傩戏与高丽傩戏》一文认为，驱傩神鬼的交替强化了傩的娱乐性和故事性。［1］其二，傩的性质发生改变。宋代官方虽然仍保留了除夕夜行傩的传统，但 “傩” 已经不再作为一种庄重的典礼而载入史志。随着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的兴起，傩由宫廷向民间流布，行傩的乐舞形式也逐渐发展成为有唱词、有情节的 “傩戏” 。此时，傩已经基本脱离了 “礼” 的范畴，完成了世俗化、娱乐化的转向。 “宋代的傩戏雏形经过元杂剧、金院本、明传奇的影响，形成了明清傩戏的发展。”［2］

并且，傩在世俗化的大趋势下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例如，今人将傩分为宫廷傩、民间傩、军傩、寺院傩等类型，其中宫廷傩和民间傩是周代傩礼就具备的，军傩和寺院傩则是在后天的发展中产生的新形式。

傩在诞生之初就带有尚武的气质。军傩是指由军队单独进行的傩礼及其演变形态，是傩礼的变体，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魏书·礼志》记载，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 “因岁除大傩之礼，遂耀兵示武。步兵陈于南，骑士陈于北，各击钟鼓以为节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 。这一段记载了北魏时期，军队趁着岁末大傩的契机阅兵演武。北齐也有类似的除夕 “军交” 活动，这类活动既有表演性质，又起到操练士卒的作用，可以看作傩事活动在军队中的延伸。宋代已经有了规模较大的军傩，周去非《岭外代答》称桂林的傩队名闻京师，曰 “静江诸军傩” 。元明清时期，我国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模式日益由南北向转变为东西向，内地文化迅速涌入多民族聚居的云贵高原。［3］军傩随着南征与屯军移民的风潮流传至贵州、云南等地，并与当地风俗结合，形成了安顺地戏、澄江关索戏等傩戏种类流传至今，多演出表现战争的历史演义题材。

寺院傩是 “将傩中所内含的‘宗教’因素抽离出来加以强化，使傩服务于寺院，并同与之结合的寺院固有宗教内容相互渗透而逐渐独立成为某种特殊的类型”［4］。唐代敦煌地区有佛教傩队和波斯祆教傩队参加驱傩。今天藏族地区喇嘛寺流行的 “羌姆” ，就是寺院傩的留存。三教的祖师走出寺庙，又成为民间傩戏表演供奉的对象。贵州土家族德江傩戏《三元和会》中的 “上元和会” 一节，就叙述了儒释道三教教主的诞生及各种神话故事，反映了宗教在土家族傩文化中的重要地位。［5］

综上所述，傩礼经历了世俗化、娱乐化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汲取各种文化养料，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传播，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傩戏。

现在，傩戏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的形态留存。根据民俗学家的调查研究，我国的傩戏广泛流行于多民族、多地区之间，东起苏皖赣，中经两湖、两广，西至川、黔、滇、藏，北至陕、晋、冀、内蒙古、新疆等，都可以见到傩戏的身影。民族、地域不同，傩戏的形式和种类也不同，如安徽的贵池傩戏、江西的婺源傩戏、江苏僮子戏、湖北恩施傩戏、湘西的傩堂戏、贵州安顺地戏、云南关索戏等，再如湘西土家族的 “跳马” “毛古斯” 、威宁彝族 “撮泰吉” 、松元彝族 “打阴灯” 等，戏剧表演的主题有神话传说、历史演义、民间故事等，可谓千姿百态。这些丰富多彩的傩戏表演中仍然能见到古制的遗存。

（1）面具装扮。傩需要借助神灵的力量驱逐邪祟，古人通过特殊的道具服饰将普通人装扮成神鬼，赋予神格。随着傩规模的扩大和娱乐化程度的加深，面具、服饰的种类形制得到极大的丰富。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政和年间桂林进献傩面具八百枚，老少妍媸，各不相同。时至今日，面具仍是许多傩戏表演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曲六乙在《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中将傩戏面具分为正神面具、凶神面具、世俗人物面具、丑角面具、牛头马面面具五个种类。［6］德江傩堂戏有 “全堂戏二十四面，半堂戏十二面” 的说法，每个面具都有固定的名称，象征着不同的角色。

（2）表演形式。傩自产生之初，就伴随着舞动呼喊，历代傩的仪式多有音乐、舞蹈的参与。傩戏是从古代傩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保留了许多傩舞的表演形式。以今天山西晋南地区的锣鼓杂戏为例，周傩方相氏 “执戈扬盾” ，以武力驱鬼，锣鼓杂戏也有刀、矛、弓箭一类的武器道具。鼓是傩的重要道具，古代傩礼时要击鼓大呼，汉代傩礼有侲子手持鼗鼓（类似于拨浪鼓）唱和，隋唐傩礼有鼓角乐队，锣鼓杂戏也是以鼓为重要的演奏乐器。

（3）驱疫主题。古人驱傩的目的都是为驱除疫病、祈求安康。今天的傩戏成为一种酬神娱人的艺术表演，其功能发生改变，但仍以驱疫祈福作为一些傩戏表现的主题。顾朴光等编著的《中国傩戏调查报告》记载，山西曲沃扇鼓傩戏的 “请神” 环节有唱词： “叫你庄上这些瘟灾瘟难、火灾火气，一袍袖同带到南天门上去了。”［7］有的村民还会高举一面旗帜，上书 “遵行傩礼，禳瘟逐疫” 字样。可见，傩戏寄托了人们消灾辟邪、祈求平安的美好愿望。

对于傩这种古老传统的文化现象，我们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傩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迷信、鬼神崇拜的因素，但也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首先，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傩滥觞于史前，随着时代的发展，历经数千年的流变保存至今，有学者将其称为上古文明的 “活化石” 。通过对傩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先民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是什么样的。钱茀在《傩俗史》中认为，傩是活的历史教科书，蕴含着儒、道、佛、巫、俗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对哲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具有研究价值。［8］

其次，傩是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古代，傩是文人墨客创作的重要题材，东汉张衡的《二京赋》就着重描写过汉代傩礼的场面，唐代诗歌中也经常出现傩礼。1987 年，在北京举办了 “贵州民族民间傩戏面具展览” ，根据贵州民族学院图书馆1990 编印的《傩戏傩文化资料集》记载，剧作家曹禺先生在观看傩面具的展览后感叹 “中国戏剧的历史要重新改写” ，音乐家吕骥先生称傩为 “中国艺术史的宝库” 。从傩礼到傩戏的演变过程中，傩的礼仪性质逐渐脱落，艺术性得到放大，现今保存在民间的傩戏，包含了舞蹈、戏剧、绘画、音乐、服饰等多种艺术形式。一方面，傩戏可以为艺术史的研究提供材料；另一方面，近些年有文化工作者对古傩进行现代化的开发，使之与流行文化相结合，焕发出新的生机，为建设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再次，傩中蕴含着优秀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傩中也有体现。虽然先民不能够科学地认识流行病，但是他们并没有向灾祸低头，而是希望通过行傩的方式驱邪除疫，其中展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人民安康的美好愿望与我们今天是相通的。并且，今天的傩戏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演出时往往当地的居民结家连里共同观看，也能够起到敬亲睦邻、促进和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