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优势及效能转化

李 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是我国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障。”[2]目前，深刻认识和重点把握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的互动逻辑，探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对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契合性

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具有严密的内在契合性。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范式，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效果。相应地，国家治理的效果作为一把“标尺”，同时衡量着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两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

（一）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基础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同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地位是人民与历史的选择。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主动接受执政党的领导，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等方面积极配合，两者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稳步前进，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除此之外，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机遇，也会面对多方面的挑战，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动摇，灵活应对在现代化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难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共同的政治保障。

（二）坚持人民至上是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价值遵循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根本宗旨，阐明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3]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紧紧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代表着各个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两者间的协商合作也为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了基本保障。与此同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也是我国治国理政最显著的特点，是国家治理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根本路线。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目标指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人民不断奋斗的理想与目标，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不断奋进的精神动力之一。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利益表达、参政议政以及民主监督等方面始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其最终目标指向，积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与此同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为我国国家治理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与动力保障，确保我国国家治理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优势

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载体，凭借其“一核多元”的政党结构、协商合作的政党关系、开放包容的整合机制，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独特治理优势。

（一）“一核多元”的政党结构

新型政党制度既有别于西方竞争型两党制或多党制，也有别于政治权力垄断的一党制，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参政”的结构特征，实现了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组织结构多元化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处于政治领导地位，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政治主体，这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4]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它表明了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的充分肯定与信任。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维持政局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根本保障。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5]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两者秉持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方针，共同打造出休戚与共的“政治共同体”。首先，各参政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实践中充当“好参谋、好助手、好同事”的角色，并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渠道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之中，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次，各参政党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享受宪法赋予的权力，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能够以异体政党的身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参政议政、互相监督”。[6]在坚持中国共产党“一核”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参政党的“多元”功能，推动政党间关系朝着更加协调、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

（二）协商合作的政党关系

新型政党制度展现出有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与手段，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主要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之中。协商合作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手段，它将执政党与参政党置于相对平等的地位，通过规范化的程序，最大限度地汇集、整理来自各方的利益诉求，从而实现最优决策。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做出的决策影响着整个国家的走向。但是任何决策都是有风险的，都会受决策主体自身的认知、社会历史环境等条件的影响。进入新时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环境面临着深刻的变化。国际上，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在国内，我国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做出科学正确的决策至关重要。协商合作的政党关系一方面为汇集、整理、转化民众不同的利益诉求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为各党派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渠道，为执政党做出科学决策夯实了基础。

各民主党派聚集了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他们在知识、信息等方面占有相对优势，并且协商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等机制为他们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并发挥长期稳定作用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亲密友党关系也为各民主党派积极建言献策提供了一定保障。除此之外，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也能起到一定的政策纠偏作用，从执政党外部对决策过程进行监督、纠错，推动决策的更新与完善。更重要的是，人民政协作为实施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结构，也“在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7]实现了人民内部的广泛、平等协商，保证着整个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

（三）开放包容的整合机制

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形成了多方主体参与、多元利益兼顾的治理模式和较为完善的整合机制，具有极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在如今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一方面，它可以将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主体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可以在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的同时，兼顾到社会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将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吸收到政治系统中，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整合提供平台。

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利益主体更加多元，人民表达的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化与具体化，国家治理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领导、组织、动员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治理的同时，又拓宽着整个政治体系的利益表达渠道，极大提高了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彰显出新型政党制度整合多元利益的巨大优势。除此之外，随着新兴阶层的不断兴起，他们提出了更多的参政诉求。中国共产党根据执政环境的改变，不断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将更多阶层纳入党组织之中，“展示出中国共产党的开放性，使得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8]随着越来越多阶层进入党内，党员组成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开放性与包容性进一步提升，更大程度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各民主党派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执政党确定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

[9]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将各自代表阶层的利益诉求吸纳和整合起来，通过法定的、规范化的渠道传递到政治过程中，配合执政党在政治系统内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协助执政党进行政治决策，提升政治参与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由此，“形成了有利于最广泛地调动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机制”。[10]新型政党制度努力构建着稳定的社会秩序、维持着社会的高效整合，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效能。

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

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优势。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想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将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新路径，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筑牢思想政治基础，凝聚多党政治共识

我国目前正处于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关键时期，随着国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社会结构也在经历着深层次的变革与调整。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导致不同社会阶层思想观念出现差异，社会意识整合难度加大。面对如此情况，只有筑牢思想政治基础，凝聚多党政治共识，才能够发挥制度的特色优势，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型政党制度鲜明的政治底色，更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应巩固和维护的思想政治基础。一方面，健全理论学习制度，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聚坚持好、维护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治共识。另一方面，要时刻注意各民主党派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变化，在尊重他们思想多样性、特殊性的基础之上，凝聚起国家治理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11]这就需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整合社会不同个体的关注点，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充分发挥不同党派、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智慧，推动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二）强化治理主体建设，提高主体治理效能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理顺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并根据不同的角色定位，有重点地强化其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在我国国家治理场域下，政党是国家治理的关键组织力量，在多元治理主体中居于核心和枢纽地位”，[12]加强各民主党派能力建设，提升各民主党派治理效能，对于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会上曾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民主党派也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13]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核心，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政治主体，它在推进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过程中发挥着引领全局的重要作用，所以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建设。一方面，坚持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明确党的领导范围；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党的治理方式，优化党的治理手段，在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尊重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的治理主体地位，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与治理能力。

其次，各民主党派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各民主党派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建设体系健全、运行高效的组织系统，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民主监督能力，发挥出在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应提高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明确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同中国共产党一起把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好、发展好。通过加强治理主体能力建设，构建更加开放、高效的政党治理格局，提升主体治理效能。

（三）完善民主协商机制，发挥协商民主优势

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不断完善民主协商机制，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14]实践证明，我国民主协商机制的建构，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对话与互动搭建了制度化、程序化的平台，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

民主协商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之一，有利于多元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丰富国家治理方式。目前，进一步完善民主协商机制，一是要在把握多元治理主体各自特点的基础上搭建协商平台，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作用，使协商按照科学化、法治化的程序进行，提升民主协商的实效；二是要设置灵活的协商模式，使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进行协商讨论，做到协商有效，将协商民主贯穿到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三是要建立民主协商监督机制，加强沟通、反馈环节建设，将民主协商过程的各方面纳入监督，增强协商机制对国家治理的约束力。总之，要营造宽松民主的协商环境，创造“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的协商民主新形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努力推动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