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学研究”栏目主持人语

2022-04-08 16:22何宗美
贵州文史丛刊 2022年1期
关键词:四库注疏学术思想

何宗美

当与新一轮春光孕育而生的2022年第一期《丛刊》面世的时候,我们的“四库学研究”栏目屈指算来也已是春秋四阅了。如同四岁的孩子,她就像一道春光,生机勃发,前景不可限量。

过去的一年,我们曾经对未来的四库学研究提出过一些展望,概括为“大数据”“大文献”“大思考”三个研究向度1,而今又欣逢新年,新的期待和新的愿景,同样在我们每一个研究者心中萌发和滋长。2022年的四库学研究应该要有总体的构想,也应该要有共同的步伐。为此,我们也尝试着谈一点四库学研究的“虎年愿想”,概而言之,叫做“新四库学”,以供四库学爱好者、研究者参考与共勉。

之所以对今年的四库学研究着力提出一个“新”字,作为我们学术研究努力的方向,是因为当下的四库学研究面临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我们的研究正处在新旧交替的重要关头,是否能真正意义上把四库学推向新的阶段或新的高度,关键在于能否在旧有的四库学研究基础上取得最根本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又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推陈出新的开拓力。

“新四库学”,是相对于舊四库学而言的。旧四库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恰因如此,也极容易使研究者因循守旧、亦步亦趋。虽然研究的因袭有其必要性,意义也不可全然否定,但若以此成了研究的主流,特别是若以此助长了那种讨便宜的消极的因循守旧、亦步亦趋,就必然带来学术研究“后出转劣”的不良后果——这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令人堪忧的较普遍的现象。所以,凡四库学研究者都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即怎样在前人奠定的深厚的研究基础上开拓四库学的新篇章,或者说如何在旧四库学之上建立新的四库学。

四库学是传统学问和传统学术最集中的体现。所谓新四库学,并不是与旧学问、旧学术的完全脱离,而是需要对作为传统学问和传统学术集中体现的四库学给予当代学术背景的重新定位,使它成为既植根于深厚的学问传统和学术传统之中,又在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引导下,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而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四库学问和四库学术。这意味着,新四库学还应该通过四库学研究达到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创新之作为,不只是埋头于被动的四库文献学、四库考证学和四库诠释学,而是致力于包括文献学、考证学、诠释学而又超越它们的文化、学术思想和学术体系的重构或建构。为此,新四库学将大大提升四库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文化意义。而这恰又是四库学本身内容的深广性、体系的宏大性所决定的。领域的得天独厚,使它具备一般传统学问和传统学术所不具备的这一重要特性。

当然,新四库学并非一个虚空的概念,新四库学研究也不是凭玩弄虚空的概念就可以轻易标榜,它首先要求研究者应树立一种切实的观念,由此带动一种研究的自觉,而更需要的是为之作出艰辛的探索和卓绝的创造,在一点一滴的探索和创造之中逐步筑建起“新四库学”的宏伟大厦。

本期发表的三篇论文,分别为刘术《〈四库全书总目〉宋代书画著作提要辨正》、李花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著录问题辨析》和陈必应《〈四库全书总目〉对朱熹的学术批评》。刘文考证的对象集中于宋代书画著作,就《翰墨志》《五代名画补遗》等十三则提要遗存未考之疏误,条条开列,引据以辨;李文针对十三经《周易注疏》《尚书注疏》等著录信息的混乱不一,细加比对辨析,并一一给出应有的著录做法。此二文皆属考证之作,为《四库全书》和《总目》考证做了有益补充。陈文从“‘ 集大成观点下的总体认同”“清学视野下的局部批判”“朱熹学说在清代的地位与处境”三个方面,探讨了一个较为宏大且又深刻关联《总目》官学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朱熹批评问题,虽细密深厚尚待加强,但大开大阖,立意已具要领,识力有可称之处。

本栏目由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张晓芝副教授担任组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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