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不确定性”：汉画像石中的“桥下捕鱼”图像研究

徐志君（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本文所论“桥下捕鱼”是指汉画像石中发生在桥下的捕鱼场景，因为桥梁的结构关系，桥面往往构成了桥下场景的“边框”。在这类画面中，桥上发生着战争或刺杀等激烈的事件，而桥下的捕鱼者似乎非但没有受到干扰，反而沉浸在猎获的喜悦中（图1）。这类图像中的构图元素、搭配方式、所具有的意义都相对固定，因而本文将之作为一种“图式（Pattern）”来讨论。如果不考虑图像制作者和赞助人等因素，仅图式本身可以概括为“图像含义——在墓葬中的功能——图像对应的文本——画面元素——图像题材的现实来源”等因素构成的信息链。对于很多研究来说，努力的方向是在这个信息链的各组成因素中探寻某些相互对应、匹配的特征。因为对这种一致性的揭示，也意味着揭示了一个“图式”所蕴含的某种稳定性和必然性。

图1 沂南北寨汉墓墓室门楣

学界的前辈们已经注意到，在这类图式中，桥上的事件和桥下的捕鱼者不在同一时空中，存在脱节感，因而他们从桥上的场景、桥梁的象征意义和在墓葬中的功能等角度出发，对画面各单元的配置关系、图像整体意义等角度予以解释，尝试更加合理地解读画面中的脱节感，研究大致形成了几类观点：1.以蒋英炬先生为代表，认为这是表现当时生产或历史故事发生时的现实场景；2.以信立祥先生为代表，认为桥上桥下场景虽在一个画面中，但可能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桥下捕鱼可能是为桥上场景或其他画面中的战争/祭祀活动做准备；3.邢义田先生提示了图像意义的多元性，指出包含捕鱼场景的整个图像是出于画面铺陈的需要，将现实中关联松散的题材聚集在一起；4.以巫鸿先生为代表，认为这是升仙或冥界旅途的一段，因而现实的逻辑可能被打破。前辈们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图像含义和墓葬功能方面的规律性，本文不再对这一方向继续展开。

本文的思路与此不同，希望在“图像对应的文本——画面元素——图像题材的现实来源”框架下，通过“桥下捕鱼”的个案探讨稳定的图式自身蕴含的不确定性。本文从图像与文本、图像与题材的现实来源、图像与图像三个角度展开讨论，首先厘清“桥下捕鱼”图式的分布，并对同类图像作了梳理，对画面中的捕鱼工具等因素作了统计。在此基础上：1.比照图像与对应的题记文本，通过“桥下捕鱼”对应的文本含义；2.通过对比汉代捕鱼工具与图像中出现的捕鱼工具，还原汉代工匠观念中“典型性”图像元素的偶然性或不确定性； 3.通过图像搭配关系的分析，揭示同一种叙事初衷在具体图像元素呈现时的偶然性。这四个方面的分析，构成了文章的主体。

一、画像石中的捕鱼图像类型

汉代图像中的捕鱼图像有几种类型，本文所论不包含两种类似的图像：一类是在水榭旁、而非桥下的捕鱼图像，以山东境内微山县两城公社、滕县黄家岭出土、邹山黄路屯1953 年征集的画像石为代表。这类图像画面主要表现了水榭周围的生活、生产活动，整个画面共同表现了一种闲适、美好的生活场景，并没有上文提示的“桥下捕鱼”图式中显示出的叙事逻辑困境。另一类捕鱼图像可能与当地的生产活动相关，以四川地区出土的材料为代表。这类图像以四川彭县出土的“荷塘渔猎画像砖”，新都县文管所藏“渔筏画像砖”，安仁乡大邑县出土的“弋射渔猎画像砖”为代表。在这类图像中，捕鱼作为生产场景的一类而出现，与其他方式的劳作共同构成了富足的生活图景，也不涉及本文所关注的叙事逻辑困难，因此暂不讨论。

本文所论图像顾名思义，为“桥下”出现的“捕鱼”图，此类图像目前在文博单位收藏者计18 件，分布于山东、江苏、安徽境内：

根据上表所作统计，这些图像的出土信息已经显示它们广泛分布于苏鲁皖交界区，以山东境内为多。有的研究将其视为微山湖区域特有的图像类别，可能有失偏颇。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图像类别尚未在南阳、陕北、四川等地发现，似乎可以将其苏鲁皖地区汉画像石的一种地区性题材。

在图像搭配方面，与“桥下捕鱼”图像同时出现的最多的是“车马出行”（7 次）和“七女为父报仇”（5 次）；另外与“泗水捞鼎”和“胡汉战争”各同时出现两例；与“狩猎”“豫让刺襄子”同时出现1 例。由于这些搭配出现的图像都是发生在桥梁附近，所以涉及桥下场景的描绘，这也构成了“桥下捕鱼”出现的必要前提。但值得提示的是，并非所有与桥梁相关的图像都使用捕鱼活动来描绘桥下场景。这一问题本文第三节将展开论述。

另外根据上表统计，按照图像中捕鱼工具出现的次数多寡，计有以下6 类：

罩（24 次，其中两例处于未使用状态）；

徒手（15 次）；

箕捞/耙（5 次）；

叉（2 次）；

捞网（1 次）；

钓（1 次）。

另有不同类的不明工具4 例。此外，立于水中的水鸟出现9 次，在一些研究中将这些水鸟的图像作为汉代鱼鹰捕鱼的图像证据。本文依据鸬鹚捕鱼往往群体作业、以及图中水鸟的形态，暂不将其作为人工驯养的水鸟捕鱼场景，计入“桥下捕鱼”的工具。

表1

山东滕州山亭出土（现藏枣庄市博物馆）车马出行 罩（1），叉1（？），一人潜水朱浒：《石上风华：徐州新见汉代画像石拓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2 0 年，第44-45页。山东枣庄出土（现藏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车马出行 罩（1），漫漶朱浒：《石上风华：徐州新见汉代画像石拓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2 0 年，第180-181页。山东沂南北寨村墓门门楣胡汉战争 罩（3），徒手（1），箕捞/耙（1）南京博物院：《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图版24。江苏徐州九女墩后室门楣车马出行 捞网（1），徒手（2），一人工具不明李鑑昭：《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第22-36，图版玖：2。江苏徐州 车马出行 罩（2），箕捞/耙（1）朱青生等：《汉画总录》第4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编号：JS-XZ-171江苏徐州 车 马 出行，胡汉战争罩（3），徒手（1），钓（1），船上有罩1，水鸟4朱青生等：《汉画总录》第5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编号：JS-XZ-200江苏徐州 车马出行 罩（2），箕捞/耙（1），水鸟2徐州汉画像石馆藏安徽宿县褚兰墓山孜建宁四年胡元任祠堂西壁七女为父报仇罩（2），徒手（5，其中2人各坐船首尾），2人各持一不明棒状物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 年第4 期，第538页，图30。安徽宿县褚兰宝光寺东山熹平三年邓季皇祠堂西壁七女为父报仇罩（2），徒手（2），2人立船上手持不明物王化民：《宿县出土汉熹平三年画像石》，《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1日。《中国画像石全集》卷4，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图171。

二、“桥下捕鱼”图像中的捕鱼工具及涵义

根据上一节的统计可以发现，“桥下捕鱼”图式中出现的捕鱼工具/方式较为固定的几种。这种用部分“典型性”元素来表现一个整体的活动或图像体系，是汉代图像中常见的方式，如：用一个高潮场景来表现整个故事（如荆轲刺秦王、泗水捞鼎），用单个动物形象来代表整个“四灵”体系。对照文本可以发现：在这些图式中，构成图式的“典型性”图像元素具有某种固定特征。但是在本节的分析将揭示，“桥下捕鱼”图式中选取的图像元素具有的偶然性特质。

20 世纪70 年代发掘的苍山元嘉元年（151 年）画像石墓，同时详细描述该墓画像石内容的题记，为我们进一步分析“桥下捕鱼”图像提供了直接、可靠的汉代文献。该墓室由60 块石灰石砌成，分为墓门、前室、双主室、侧室五部分，画像石12 块，其中题记两方，共328 字，位于前室西横额画像石的支柱上。“桥下捕鱼”图像出自前室西壁横额（图2），画面高32 厘米，宽150 厘米，画面中心为一大桥，桥饰栏杆。三辆轺车接连上桥，车前三骑吏。左上角刻有一骑者，深目高鼻，头戴尖顶盔，张弓欲射。对应着题记中的“上卫桥，尉车马，前者功曹后主簿，亭长骑佐胡使弩。”桥下刻一舟，两人划船，两妇人乘坐，船前后刻三渔人，或使耙、或使罩、或徒手捕鱼，对应着题记中的“下有深水多鱼者，从儿刺舟渡诸母”。虽然各家对整篇题记的多处字句、断句等理解有异，但这幅画面对应的内容除了“卫桥”是否对应渭桥、“鱼”是否通“渔”之外，没有太多歧义。

图2 苍山元嘉元年墓前室西壁横额

苍山画像石墓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图像对应的文本——画面元素”的完美例证，根据题记内容与整个墓室画像石画面内容的高度对应关系，我们可以将其中的“桥下捕鱼”图式与“深水多鱼者”的文字表述对应起来。但如果我们引入“图像题材的现实来源”，将“图像对应的文本——画面元素——图像题材的现实来源”作整体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对应关系存在的问题。根据本文上一节的统计可以看出，罩是“桥下捕鱼”图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图3 上）工具，其次为徒手和箕捞/耙；显然在制图的工匠眼中，这几类工具/方式成为了表现“深水多鱼者”的典型代表。如果对比图像中的、文献和考古遗存发现的捕鱼手段，则会发现汉代工匠眼中的“典型性”的工具选择，实际上具有某种偶然性或不确定性。

由于鱼罩的材质和功用，较少有考古遗存，也很难考据其源于何时，但是汉代的文献和图像中可以确知其存在。《淮南子·说林训》记载：“钓者静之，罛者舟之，罩者抑之，罣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画像石中的图像与文献记载形成了对应关系。这种最迟汉代发明的捕鱼方式一直延续到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刘磐修曾根据在家乡的亲身所见总结：罩的下口径为80 厘米，上口径约为30 厘米，高度约为1 米。本文作者收藏的一件广东佛山石湾窑建国后烧制的工艺品中，鱼罩的样式则几乎与画像石中相同，根据与人身高的对比，其高度大小与汉代图像中所示也相差不大（图3 右下）。

这类鱼罩可能有较多变体，刘磐修将罩分为竹罩和网罩两种；刘如仲、苗学孟的研究认为鱼的大小、水流等因素都会影响竹罩的疏密、高矮。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清台湾高山族射鱼捕鱼图》中可见，清代台湾高山族的鱼罩同样以竹条编制而成，但竹条较粗，与画像石中出现的鱼罩相比，底径与口径的差别并不大（图3 左下）。

刘磐修和王仁湘的研究都指出，无论哪种变体，这类鱼罩使用适合在水底平坦无芦苇杂草的小型河流、湖汊或水面不太宽的池陂最为合适，水深半米至一米为宜。在图3 中的两件作品中，捕鱼者所传短裤及水没过腿的高度，都反映出鱼罩适合浅水捕鱼的特征。捕获量方面，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如汛期鱼回流产卵和池塘中围捕时，捕获率较高。但总的说来，渔罩是一种幅面有限的浅水域捕鱼的工具，在捕获数量和鱼的大小方面，都不如网捕。

图3 鱼罩的使用

图4 箕捞/耙的使用

除此之外，镖、弓箭、徒手捕鱼的方法，旧石器时代已有。新石器时代，除了黄河长江流域，在东南沿海、两广两湖、东北地区的遗址中，都出土了骨质镞，骨镖、渔钩、渔叉、投枪头、网坠等工具。作为投掷捕鱼的一种，渔叉在汉代已经是普遍的工具，只是考古中较难发现。福建曾经出土一件汉代的铁渔叉，三股叉，两侧枝有倒刺，叉头宽4.8 厘米，长18.8 厘米，原物可能固定在竹木材质的长杆上，其形态应与上节所列嘉祥五老洼所出相似；使用时投掷而出。这类叉、徒手、钓的捕鱼方法自汉代开始至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延续，现在仍有地区作为娱乐或特定目的的捕鱼方式保留。

如果对汉代可能存在过的捕鱼手段相比，会发现上文所列图像中的出现过的捕鱼手段只是当时很少的一部分。田野考古证明，新石器时代网、筌、钓、镖等方法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捕鱼方法。陈波的研究曾经分析了《诗经》中记载的6 种捕鱼方法:1.梁,就是渔梁,用石头阻水,汲干中间以便捕鱼；2.笱,竹制,口有倒刺,鱼入不能出,类似现今的鱼篓;3.网,即鱼网;4.罛,即罟，一种特制的大鱼网;5.罶,一种弯曲的鱼篓,功能与“笱”相同;(6)潜,即《尔雅》中记载的槮或涔，即把树杈积放在水中让鱼儿栖息,然后围捕。这其中还没有包括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普及的徒手、钓、镖等方式。至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二》捕鱼工具17 种。丛子明、李挺的研究曾统计了唐代陆龟蒙诗中提到过的渔具：罺、罾、罛、罩、筌、罩、筒、车、笱、矠、叉、射、沪、槮等，共计14 种。

对比《诗经》和唐代文献可以发现，其中出现的这些主要的捕鱼方式基本是延续的；换言之，它们都是汉代人可能使用的捕鱼方式。其中网捕是最大宗，《说文解字》所列渔网名不下15 种，适用于不同的水域和鱼种，孙机提到居延金关遗址曾出土汉代渔网只是汉代存在过的众多种渔网中的一种。

除了这些普遍使用的捕鱼方法，汉代还存在过一些相对特殊的捕鱼方法。《论衡·乱尤篇》卷16 记载了木雕成鱼，涂朱为媒，聚鱼诱捕的方法。郫县东汉画像石棺上出现了水鸟捕鱼的场景。贺润坤睡曾注意到秦代即已存在的毒鱼捕鱼法，汉代也沿用：李建萍的研究认为，汉代捕鱼中可能使用“围堰”法，先将水放掉一些，然后再将莽草、芫草和巴豆等有毒植物捣碎，洒在河水中，致鱼昏迷，从而捕捞。此外，还可能存在驯养水獭捕鱼的可能。当然，与上文所列网捕等方法相比，这些方式在效率、工具掌握、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缺陷，故而使用不如上文所列其他方式普遍。

捕鱼工具和手段的丰富，在汉代文献中也得到反映。根据钟一鸣的研究，西汉前成书的《尔雅》记载了30 多种鱼，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所列从“鱼”的107 字中，在《太平御览》卷937 中可证的鱼名有25 个，《说文解字》注有“鱼名”二字的有36 个。可以说，这些都可以提示出汉代捕鱼活动的丰富性。

上文对汉代实际存在的捕鱼工具/方式总结，展示了一个制作“桥下捕鱼”画像石的工匠可以选择的素材库。对比上文所列图像中的捕鱼工具，可以发现，这些工匠稳定地选择了这些工具和方法中的一小部分，作为“典型”元素构成了稳定的图式。不仅如此，从实际捕获效果和适用范围和捕获效率来看，除了一些特定的水域外，图像制作者选取的罩、耙、徒手这类“典型”工具/方式并不是进行深水捕捞的最高效手段；相反，它们大都是在浅水处捕捞小型鱼类的方式。

从现代眼光来看，我们很难解释是什么原因，促使汉代的工匠在可选的20 种左右的捕鱼方式中，选择了固定的几种浅水捕鱼、且效率相对不高的工具来表现“深水多鱼”；这似乎很不合理，更遑论“典型性”。这些工具也许具有“日常”和“娱乐化”的特征：造价低廉、容易获得，便于携带、操作、维护，可以在捕捞中接触挣扎的猎物的机会。它们被选择的实际原因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在图式中固定下来的捕鱼工具，在这些汉代工匠的眼中具有“典型性”；这种典型性不是依据知识的分析和理性的选择，而是依据现在我们无法确知的、汉代的眼光。一旦离开当时当地、特定人群的知识背景，我们很难阐述这种“典型性”。换言之，这种眼光的差异显示出所谓“典型性”的图式元素选择，带有很大的偶然、不确定性。

三、“桥下捕鱼”的图像配置

本节从图像之间的配置角度，关注“桥下捕鱼”图式搭配关系中的两个现象：这一图式搭配的不同场景，出现在桥下的其他图像。通过本节分析，希望从这两方面揭示这种图式配置关系的规律性中同时存在的偶然性。

本文第一节表格中显示，“桥下捕鱼”图式和车马出行、七女为父报仇、胡汉战争、泗水升鼎、豫让刺襄子、狩猎等场景搭配出现。它本身不属于这些桥上场景中情节性叙事，而是属于修饰性叙事图像系统的组成。正如巫鸿对桥上车马出行的意义解读的那样，桥上发生的其他场景可能也具有超出故事原始语境的含义，具有吉祥的含义；张文靖、杨爱国较早注意到汉墓中历史图像可能具有辟邪意义；邢义田的研究则分析了像捞鼎图这类历史故事可能具有升仙的含义，胡汉战争具有祈福的意义。这种图像意义的迁移为“桥下捕鱼”的图像搭配更容易理解，如果转换成文字形式，可以表述为：“桥上发生着吉祥的事，桥下是丰饶的河流”。因此在这一配置关系下，我们也就无需再纠结于桥上场景与“桥下捕鱼”之间的叙事逻辑，它们的搭配关系是自然、通畅的。

但另一方面，这种搭配关系的可变性也值得关注：在其他的一些汉代图像中，上文所列与“桥下捕鱼”搭配的过桥题材，并没有搭配“桥下捕鱼”图式，如：邹城卧虎山石椁M2 上的豫让刺襄子、升鼎图两图均有鱼而无捕鱼者，M3 有桥上车马出行，下有鱼而无捕鱼者；苍山兰陵公社出土的画像石中桥上车马出行，桥下有两个桥洞，一个内刻画了鱼，另一个内刻画了二人亲密状（图5）。在这些图像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桥下捕鱼”图式的替代性方案：可能仅使用鱼或其他图像来表达“丰饶的河流”，而不出现捕鱼工具和捕鱼者。对比本文所论“桥下捕鱼”图像，我们可以发现在汉代图像中对桥下环境这一叙事初衷的不同表达。

图5 苍山兰陵公社出土车马出行画像石

这种图式的定型时间，现在还无法确知。根据第一节所列“桥下捕鱼”图像，应以济宁师专十号石椁(前140-前24 年)东壁的图像为早，卧虎山石椁中出现的非“桥下捕鱼”图像配置约在新莽时期。这两例图像都是在汉代较晚时期的低等级墓葬出现，目前尚未确知是否在高等级墓葬中出现过更早的同类图像。从图像配置的角度来看，济宁师专东壁的“桥下捕鱼”与狩猎场景搭配出现，图像刻画也较为简单。并且，和其他组合不同，与狩猎场景同出的“桥下捕鱼”可以视为捕猎活动的一部分，其含义是否与其他例图像相同，似乎也可以存疑。而这种组合尚未在后来的画像石中出现，正如本文第一节统计所显示，在这一图式流行的搭配以“七女为父报仇”和“车马出行”为最多。

通过图像配置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桥下捕鱼”图式总是与其他题材图像同时出现，构成一种桥上桥下的复合叙事关系。而正如在兰陵公社出土的案例中所显示的那样，“桥下捕鱼”图式背后蕴含的叙事初衷，可能对应着多种图像，可以由不同图像表现；这其中，“桥下捕鱼”是苏鲁皖地区工匠的一种备选图式。上文分析虽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一图式的组合规律；但是即使在这一图式流行的地区，工匠在何种条件下使用这一图像，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结论

“桥下捕鱼”是汉画像石中的一种固定图式，与桥上的车马出行、胡汉战争、历史故事、狩猎等题材的图像搭配出现，流行于苏鲁皖交界地区。虽然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的题记清晰、可靠地记录了这一图式表现的内容，但本文在“图像对应的文本——画面元素——图像题材的现实来源”的框架下，揭示了这一图式自身包含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通过拆解该图式中不同的捕鱼方式，对比文献、考古实物、图像可查的汉代捕鱼方法可以发现：汉代工匠选择了有限的几种浅水、捕获效率较低的、适用范围有限的工具作为“深水多鱼”的典型图像元素，并且固定成为一种图式。这种“不合理”的、令人费解的对于“典型性”元素的选择，显示出很大的随机性。

从图像搭配的角度来看，“桥下捕鱼”图式出现也具有不确定性。在这一图式中，捕鱼者的活动含有“丰饶”或“吉祥”寓意，但图像与寓意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通过对比其他有过桥题材而无桥下捕鱼场景的图像，可以看出，这一图式作为一个备选项，由于目前未知的原因，西汉以后开始流行于苏鲁皖地区的画像石制作中。但这一图式在何种条件下与哪种图像组合出现，具有某种偶然性。

当我们讨论图式时，总是希望阐述其中的确定性、规律性，推进对古代图像的理解。当另一方面，构成元素、意义、功能方面的确定性和规律性并不是图式的全部特征。本文可以视为通过一个例证来从不确定性、偶然性等方面来阐述图式的另一特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