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年糕和豆腐

出生与成长在辽西努鲁儿虎山深处的我经常吃两样东西：年糕和豆腐。以1984年我离开我的小山村郝家沟走进城市为分界，我吃年糕、吃豆腐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这两种食物的制作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品质判截然不同，内涵更是大相径庭，吃起来感觉当然就完全不一样。前一个阶段是品味，是享受，甚至是仪式，再进一层，甚至可以说是精神性的、灵性的满足;后一个阶段就单纯是填饱肚子了。人类开发出的食物五花八门，可是我们经常吃的也就区区几种，豆腐便是最大众化、最普遍的食物之一。

事实上，进城后仍然经常吃年糕和豆腐。每当把豆腐或年糕吃到口中，我都会隐隐约约地产生一种遥远的怀念，有时甚至会有一种神圣感。同时我还会回想起两样现在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生存工具：碾子和磨。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体或者说精神家园多如星辰，如孔子的杏林、周敦颐的濂溪、王阳明的龙场，如甲骨、青铜、青花瓷，而在我心底，碾子和磨也是其中之一。

1

我离开家乡进城时，郝家沟只有20多户人家、90多口人，碾道和磨道位于村子中央。碾道与磨道，就是碾子房和磨房。为什么叫“道”，直到现在我也没搞出确切答案。是来源于老子和孔子的道吗？至少应该有那么一点点意味吧。

碾子和磨，是蒸年糕与做豆腐最重要的工具。蒸年糕与做豆腐是春节最重要的两项内容，可以与杀年猪相提并论。年糕的原料是大黄米和芸豆。黍子是中华民族种植了好几千年的古老农作物，大黄米就是它的果实。蒸年糕的主力军是母亲，我和妹妹是小跟班儿。母亲在供奉天地的天地牌前点上香，拜三拜，然后淘米。接下来是一幅至今在我眼前仍然栩栩如生的画面——母亲、我、妹妹一起向碾道进发。我牵着小毛驴，驴驮米袋子，母亲和妹妹拿了好几样东西，包括大簸箕、箩、笤帚、铲子。脚下是覆盖着白雪的村路，咯吱咯吱地响着。不远处有房舍，有农田。稍远一些，有苍苍莽莽的远山。村里有狗吠鸡鸣，有小孩子高喊低叫。村外有不知名的鸟的呢喃，甚或有不知哪种小兽的呼喊。

进碾道，套上驴，轧面工作开始。把大黄米铺在碾盘上，由驴拉着碾轱辘不停地转。驴走的是一条很短却又没有尽头的路，需要用捂眼儿把它的眼捂起来，让它看不出自己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大黄米本来是金黄色，轧破后变成了白中带黄。大黄米本来就有一种香味儿，这时香味儿会更浓。轧到一定程度，母亲开始箩面。把轧过的大黄米铲入箩中，往大簸箕里箩。箩一阵后细面没有了，剩下的揚到碾盘上继续碾轧。这样不断地箩，大簸箕里面越来越多，两个多小时后，一袋子大黄米都变成面粉了。我帮母亲把面粉装入口袋，让驴驮着回家。

离郝家沟两公里的大队部有碾面机房，由电动机带动碾面机，几分钟就能把上百斤大黄米碾成面粉，特别方便。我曾经问母亲为什么不用碾面机碾，而是用碾子轧。母亲说用碾面机碾赶不上用碾子轧好吃。我问为什么，母亲说不知道。之后不久，我就弄明白了，碾面机里有一个转盘，转盘上有密密麻麻的铁棒，在电动机的带动下高速旋转，铁棒把大黄米活生生打碎，同时转盘转动产生气流，把大黄米面吹向出口。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刚出碾面机的大黄米面会热得烫手。热来自大黄米跟铁棒之间的撞击，产生热了，意味着大黄米的分子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

到家后立刻开蒸。蒸年糕有很多讲究，有一种说法是一个人蒸的年糕一个味道。蒸年糕分凉锅蒸和热锅蒸。先说凉锅蒸：在锅里添上水，放上蒸帘，在蒸奁上铺一层煮到八分熟的芸豆，把大黄米面淋上水，搅拌均匀撒在芸豆上，然后把锅盖得严严实实，开始烧火。大约一个多小时，年糕便蒸成了。再说热锅蒸：在往蒸帘上铺芸豆时锅里的水已经烧开，在水蒸气向上呼呼冒的同时把大黄米面往芸豆上撒。面很快会改变颜色，由雪白变成金黄。面粉撒得要均匀，达到一定厚度时能清楚地看出哪里薄哪里厚，因为薄的地方蒸气冒出得较多。这时就要往薄的地方撒面，以使蒸气不至于从那里跑掉，使整锅年糕均匀受热。待面的厚度达到五厘米左右时把锅盖上，再烧一段时间火便大功告成。

年糕出锅后，我立刻切下一块吃，大多数时候会蘸上红糖水。一定是蘸红糖而不是白糖。年糕是热性极高的食物，红糖为阴性，对年糕的热性具有中和作用。红糖甜味是含蓄的，不像白糖那样浓烈，不会把年糕的香味遮盖掉。

这就是我最最钟爱的年糕。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没有哪种主食比这样的年糕更有味道。年糕是金黄色的，芸豆是红色的，首先色彩就特别诱人。入口糯糯的又很筋道，既清香又浓醇。进城后，我吃过很多五花八门的年糕，却觉得没有一种能跟郝家沟的大黄米年糕相提并论。有时我甚至认为那些年糕根本不配叫年糕，管那样的东西叫年糕是对“年糕”这个词的一种轻蔑。

2

那时我家有一样活计一定是由父亲承担——做豆腐。父亲几乎从来不做饭，做豆腐却一定亲自动手。母亲也会做，但父亲认为母亲做的不好吃。这天父亲起得很早，在天地牌前礼拜，然后去碾道，把几十斤黄豆碾轧一番，回到家后把黄豆放在簸箕里，端着用力晃，脱落的豆皮会浮到最上层，父亲把它们弄到一边，剩下的就是没有皮的豆瓣儿。把豆瓣儿装进水桶泡上，然后去磨道。父亲挑着沉重的豆瓣儿担子，我拎着一个空水桶，妹妹牵着驴，拿着一把勺子。

套上驴，给驴戴上捂眼儿，让它拉着磨转圈儿，磨豆浆的工作正式开始。我知道大队部有打浆机，很多人做豆腐都是用打浆机把黄豆打成豆浆，方便快捷得很。我问父亲为什么不用打浆机，父亲说用打浆机做出的豆腐没有豆腐味儿。

大约两个小时后，豆浆磨成，回到家立刻进行下一道工序。在锅台上架起豆腐架子，铺好豆腐包，豆浆进一步稀释后舀到豆腐包上过滤。父亲告诉我，磨豆浆用的水和此时稀释豆浆的水必须来自同一口井，用两口井的水豆腐就做不成。最终留在豆腐包上的豆腐渣有好几斤，白白的，像雪面子一般。

接下来母亲生起火，开始熬豆浆。父亲把卤水放在锅台上，认真盯着锅里的动静。豆浆一烧开，立刻会向上沸涌，必须适时停火。温度降到一定程度，父亲用勺子舀起卤水，小心翼翼地往豆浆里点。这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卤水点豆腐。父亲认为母亲做的豆腐不好吃，主要指她在这个环节掌握不好。这个环节包括豆浆的温度、点得快慢、多少，等等。没有诀窍，只能靠感觉。很多诀窍性的东西都是这样，用语言没办法描述。很快，絮状的豆腐脑出现，越来越多，浆水则越来越清。点到什么程度必须把握好，点老了豆腐会发苦，点轻了豆腐会太嫩，豆腐味不浓，口感太淡薄。一段时间后，父亲把勺子放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再看锅里，絮状物和浆水泾渭分明。

最后一道工序是把豆腐架子重新支起，把豆腐脑连同浆水舀到上面再次过滤。浆水渗出，豆腐脑则会留在豆腐包中。最后把豆腐包移到一块木板上，整理得方方正正，上面放上木板，用稍重一些的东西压上，以便多余的浆水继续渗出。压得不能过紧也不能过轻，过轻豆腐不实，过紧豆腐会过硬，不实或过硬都会影响豆腐的品质。

从早晨一直忙到下午三四点，豆腐终于做完。这天晚饭自然就有豆腐吃了。母亲做的是猪肉白菜炖豆腐。豆腐是一片一片的，形状完整，没有任何破损，用筷子夹起来会微微颤动，光洁而晶莹，放在口中咀嚼，又软又稍有弹性，味道美得无法形容。豆腐到底啥味儿？估计没有一个语言大师能清清楚楚地描绘。父亲烫一壶酒，提议我陪他喝两口。我说：“我可以喝酒了？”父亲说：“你已经是大小伙子，过年了，可以喝点儿。”我说：“好吧，喝点儿。”父亲拿来一个小酒盅，亲自给我倒上。我小心翼翼地抿一小口，又苦又辣，勉强咽下去，觉得肚子里像着了火。我咧了嘴，表情痛苦。我说：“这也太难喝了。”父亲说：“你觉得只有甜的香的好，说明你还没真正长大。真正长大了，你会喜欢苦味儿、辣味儿，甚至臭味儿，会知道甜和香是最简单的味儿，同时也是最经不起咂摸的味儿。”

3

进城后，我由地道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小市民。时光飞逝，眨眼间，十几二十几年就成了梦幻泡影。这期间，国家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一切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变化不仅体现在城市，同时也体现在小山村郝家沟。

我进城后没几年，碾道和磨道就被拆掉了。碾子塌了，碾盘歪在基座一侧，碾轱辘滚到了十几米外。两片磨盘不再珠联璧合，而是相隔数米，无声相望。没有任何人管它们，冬天会被积雪覆盖，夏天会被野草掩映。也许只有我还惦记着它们，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在城市里吃什么都不可口，吃什么都没有感觉，总是回想用它们做出来的年糕和豆腐的味道。有时回到村中，我会到碾轱辘上或磨盘上坐一会儿，静静地回想那种质朴、浑厚和清纯，回味那种与当下截然不同的生活。

某年初秋的一天，因二叔家的堂弟结婚，我从省城赶回郝家沟。以前人们管大米白面叫细粮，把玉米、小米、高粱米叫粗粮。在细粮极少的年代，人们办喜事摆宴席主食往往是年糕，副食极为单调，豆腐自然而然地成了席桌上的主角。此时主食是大米饭，十多个菜中也有豆腐，是十多里外一户专门做豆腐的人用三轮车送来的。郝家沟所有人都是同宗本家，跟我坐一个桌吃饭的相互之间或为兄弟，或为叔侄，或为爷孙。大家一边吃一边说话，一项重要内容是评论哪个菜好吃哪个菜不好吃。关于豆腐，年纪稍大一些的都会说现在的不如以前的好吃了。

我突发奇想，有些突兀地提出一个建议：把碾子和磨重新支起来，用碾子轧大黄米面，用磨磨豆浆，蒸一锅年糕，做几屉豆腐。谁都能立刻意识到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程，一时间都不说话。我却觉得我的建议非常伟大，甚至为自己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激动得热血沸腾。我不想让这个建议成为泡影，开始跟他们做思想工作。我说：“你们都说这豆腐不好吃、没豆腐味儿，为什么不弄一些真正好吃的豆腐好好吃一回呢？过年我回来时你们说年糕不如以前的好吃了，为什么不蒸一回真正好吃的年糕呢？反正现在地里没啥活儿，大家闲着也是闲着。”几个年轻的在外地工作，跟我一樣是特意赶回来的，说必须得尽快赶回去。我说：“大伙儿齐心协力，最晚到明天晚上就能把年糕蒸出来，把豆腐做出来，你们不是省长不是市长，晚一两天回去能有啥了不得的？”我甚至对他们进行威胁，说谁不赞成我的建议，以后去省城我就不接待谁。最终，老少爷们儿同意了我的建议。

酒足饭饱后，工程正式开始。在离碾道和磨道不远的地方，选一块空地，平整好，以便把底座垒起来。不论是碾子还是磨都极为沉重，底座必须牢固。套上驴车，从大河套里运来石头，然后开垒。石头中间的缝隙必须用泥灌满，于是在几个人垒石头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弄土挑水和泥。一个远房哥哥是木匠，见不论是碾子还是磨上的木制构件都已老朽，于是量了尺寸，寻到木料后开始加工。

干到天黑时分，两个底座垒成了。晚上，老少爷们儿饭后聚到底座旁边，很随意地在石头上坐了，天南海北地闲聊。他们对现在的生活是满意的，吃喝不愁了，很多事情都比之前方便了。比如交通，公路已经修到村边，有班车直通县城;比如通信，村里已经有了手机信号。农活儿不像以前那样累了。以前夏天除草是重活儿，持续时间也较长，现在改成洒除草剂了。以前收割后要把庄稼的根刨出来，并把泥土砸掉，现在用上了灭茬机，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还有，很多人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存款了。大伙儿也说到了生活中的不如意，比如大多数年轻人去城里了，不年不节时村里只剩下不到20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上。街上不再有小孩子跑来跑去，如此一来就少了生机、少了活力，甚至少了希望，因为照这样下去，等这一批老人没了，这个曾经近百人的村子势必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少爷们儿还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生活跟以前比起来，有点没意思了。比如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不论多好的东西，吃到嘴里都觉得没什么味道。不仅年糕和豆腐没有以前的滋味了，连大米饭、大馒头也吃不出以前的香甜了。以前吃一口肉能香得全身舒泰，现在呢？似乎没有任何感觉了。还有，生活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方便，同时，也越来越觉得空落落的了。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十多个人就又聚到一起，用绳子把碾盘牢牢拢住，绳子上插五六根杠子，十多个人上阵，抬起来，慢慢地走向建好的底座。为了统一步伐，一个50多岁的叔叔还喊起了号子。众人踏着号子，走得平平稳稳。碾盘放上去后还要找平，木匠哥哥竟然用上了一个很古老的水平尺。接着，把碾轱辘抬到碾盘上，位置调整好，把木轴和木框装上，碾子的安装便大功告成了。磨比碾子轻一些，也很快安装完毕。接下来要把碾子和磨清洗干净，好多年不用了，上面积了厚厚的土。要让它们转起来，一边转一边把一桶又一桶的水往上泼，同时还要用笤帚扫，最终还要轧一些玉米，磨一些玉米浆，冲洗不掉的土会被玉米面和玉米浆带走。

男人们安装碾子和磨时，几个女人已经把大黄米淘好，把黄豆备好，然后开轧开磨。这时碾子和磨周围已经聚了很多人，不但村里人全来了，连邻村都有人来看热闹。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本来想走，这时也留了下来。小毛驴拉着碾子磨走得四平八稳，几十人在旁边议论纷纷。一些人跟我聚到一处，说我的决定无比英明伟大，从昨天下午到现在虽然累了个够呛，但同时觉得特别轻松，此时此刻则有了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

这天晚上又摆了宴席，主食是大黄米年糕，副食主要是豆腐，有炖豆腐和拌豆腐。炖豆腐分两种，一种里面加了肉，一种里面加了粉条。拌豆腐只加盐和葱花。吃第一口时我心中有一些忐忑，很怕吃不出那种深藏于内心深处的味道。可是当把豆腐放入口中稍加咀嚼后，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没错，这正是我好多年来特别想念的味道！也可以说，是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时代的味道，也是那种已经消失的生活的味道，还可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味道。我拿一块年糕，轻轻咬下一小口，让它在嘴里慢慢滚动，感觉到的，同样是能渗透到骨髓深处的香醇。

这天晚上宴席一直摆到深夜，最终是把村里各家各户所存的酒喝光，一大锅年糕和近百块豆腐也所剩无几。大多数人喝醉了，有的随便找个地方睡觉，有的三五个聚在一起闲聊，有的坐在一边一声不响，有的跑到某个角落吐得一塌糊涂。但人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好多年没吃过这么好的宴席了。我也喝多了，但头脑还算清楚。我在村街上转了一圈，最终在碾盘上一直坐到东方发白。

4

某一年秋天，我去一个叫观星山庄的度假村参加会议，看到整个山庄的地面都是用碾盘和磨盘铺成，向工作人员打听，得知那些东西是老板从各处搜罗来的。我心中特别不安，觉得那属于我的碾子和磨也有可能被运到这里，成了垫脚石。在我心中它们是无比高贵的，当成垫脚石是对它们的亵渎。会议结束后不久，我驱车回郝家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的碾子和磨是否还在。

那年把它们重新支起来，蒸了年糕做了豆腐大吃一通后不久，年迈的父母被我接到省城，到现在十多年了，我再没有回郝家沟。起初一段时间，每每跟二叔通电话，我都会问起碾子和磨，二叔都说它们安然无恙，但从来没有人再用过。最近几年一直没问，它们的境况也就不得而知。就算没有人再用，就算郝家沟消失，它们也必须留在那片属于我的土地上，而不是被搬到像观星山庄那样的地方。

驶进村中，我把车停在当年重新支起碾子和磨的地方，下车，看到它们还在。两个底座都塌了，碾盘和下片磨歪得不成样子，碾轱辘和上片磨又滚到了一边。我長长地出一口气，悬到嗓子眼儿的心，在肚子里落了个踏踏实实。

父母进城后，老宅不再有人住，不过我还是去看了一下。不但院子里长满了草，连房顶的瓦缝间都有草长得茂盛茁壮，草间开着颜色多样的花。打开房门进屋，立刻闻到一股腐败的味道，同时又感觉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清新。我很贪婪地做了两个深呼吸，在炕沿上坐下，看到很多年前曾经用过的一些家具仍然放在原来的地方，比如饭桌、柜子、凳子……坐了一会儿来到外屋，看到锅灶仍然完好，锅台旁边放着几把农具，包括锄头、镐头、铁锹、镰刀，北墙上挂着一个豆腐架子。

我小心翼翼地取下豆腐架子，端到眼前打量。它是用榆木做成的，黑褐色，压手。吹去浮尘，依稀可见沧桑的包浆，像是一件珍藏的瑰宝，散发出一股遥远的宁静质朴的美好气息。

我回来的消息很快在村中传开，一些人聚到了二叔家。这些人——也不过十来个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有跟我同辈的，有辈分比我高的。二叔告诉我，现在村里只剩下这些人了。我问：“就这些人？”二叔说：“全来了，就这些人。”一个远房哥哥说：“你还想把碾子和磨支起来吗？”我说：“想是想，可是靠咱们这些人，肯定是支不起来的。”哥哥说：“是，支不起来了。”二叔说：“你实在想支起来，我从别的村找人帮忙。”

我想了想，说算了，没有那样的想法了。

事实上我是有那样的想法的，只是觉得实在太麻烦了。郝家沟现有的几个人都已老态龙钟，想来邻村情况也差不多，那么巨大的工程靠这些人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确实想再吃一次地道的年糕和豆腐，愿望却不像以前那样强烈了。那样的味道，那样的感觉，已经埋在我内心深处，就算永世再也吃不到，也已不会消失。

【责任编辑】铁菁妤

作者简介：

郝万民，1988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经济类报纸做过记者、编辑，1997年进入辽宁作家协会，曾任《文学少年》《鸭绿江》编辑部主任。2011年调至辽宁文学院从事数年教务工作，现任辽宁文学馆副馆长。在《湖南文学》《文学界》《天津文学》《鸭绿江》《海燕》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十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