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手架

穿行于高楼林立的都市，到处可见耸入云端的脚手架，我偶尔会想起我的父亲。可他不在脚手架上，他已汇入脚手架上空的一朵朵白云，在俯瞰这个世界，也看着行走的我。

60多年前，在国庆十周年前夕，辽宁工业展览馆即将举行竣工庆典，我的父亲却已经躺在床上。他在拆卸脚手架时被一块跳板砸伤了，他的血染红了刚刚搭起的剪彩台。

当父亲咬牙从床上坐起，奶奶和母亲给他伤口换药时，我幼小的心灵中，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后腰下有一张嘴似的伤口在往外吐血水。父亲从家里被拉往医院的时候，有邻居讲：“张大个子这一走就再不能回工人村了。”谁知半年后，父亲给医院留下一根肋骨，坐着一辆人力三轮车，怀里抱着我，像从前线凯旋的英雄那样回来了。

刚出院的父亲需要在家休养一段日子，这下成全了我。我总是坐在父亲的身边，听他讲故事。他一边和我摆着积木，一边讲他和工友们用汗水盖的辽宁大厦和中国医科大学。仅上过两年夜校扫盲班的他，给我买了两盒看图识字卡片，毎盒一百张，两盒有三四百字，没用多长时间我就记得滚瓜烂熟。每逢家里来人，父亲总是让来人考我，受到表扬的我也总是给家人长脸。我不但认识卡片上的字，就连家中墙上奖状里的字我都能倒背如流，比如“解放思想，处处争先，巩固成绩，继续前进！奖给张凤祥同志。一九五九年”。

我出生之前，父亲已是厂、公司连续多年的劳动模范了。

厂里为父亲重新安排了工作，让他当安全员，本来是管安全，他却差点弄丢了自己的命。

一天傍晩，到了吃晩饭的时候，父亲仍没有回来，却来了父亲的一个工友。他紧绷着脸，同母亲嘀嘀咕咕一阵子之后，母亲便和他慌慌张张地走了。原来，父亲他们施工的吊车在经过摩电车道时，吊臂刮在了摩电车的电线上了。当时正是下班通行的高峰，身为安全员的父亲看到正在驶近的摩电车，一着急用手去支那电线，强大的电流将父亲从五六米高的吊车上击到地上，当场人事不省。经过医院抢救，命保住了，但一只眼睛瞎了。

父亲又得在家养病了。不能上班，50多块钱的工资只能拿到一半，五个儿女还有奶奶一共八口人，僅靠父亲和母亲那点工资显然是捉襟见肘。那时，家里很少来客人，但有一个收房费的张叔每月都赴约似的来一次。他一来，父亲和母亲又是点烟、又是倒水，为的是将一块多钱的房租从这个月挨到下月。当新学年到来，哥哥姐姐拿着从父亲厂里开的困难证明，三块五的学杂费就可以免交了。

学费是免了，可免不了穿衣服。于是老大衣服穿小了，就传给老二、老三，再由老四传给老五。缝缝补补中，父亲学会了翻制衣服，一件破旧的衣服经过他比量来比量去，用那台总掉皮带轮的老缝纫机一缝，基本和新的一样。

那时，全国建设最早、最大的工人居住区已经建成好几年了。这片有一百多栋苏式红砖楼的住宅群，不仅享有“全国第一村”的盛名，当时在国际社会也有影响，一些国家领导人慕名而来，工人村成了展示中国工业进步与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一张名片。

我家就是外国来宾接待户，全楼只有四家能有这种让邻居羡慕的荣耀，因为我家是劳模之家。这也要归功于我奶奶。奶奶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小脚女人，别看她脚小，干起活儿来干净利落，街道人员到我家查卫生时，无论哪个角落，戴着白手套去摸，都是一尘不染。为此，我家被评为沈阳市卫生之家。自从我家搬到工人村，奶奶逢人便说新中国好，社会主义好，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当外宾来时，就能看到围观的人群，他们像是在说：“瞧，他家就是接待外宾的。”还有人擅自走进我家，看看我家究竟有多好。

到过我家的人就会知道我家很一般，屋里所有的家具都是搬进时配套发下来的。如果说外宾来时有些变化，那就是奶奶将父亲工厂奖给劳模的大床单铺在床上，这种漂亮的花床单是许多人家没有的。等外宾一走，奶奶连忙把床单叠好收起来。

一次接待日本的教师访问团，当把他们送到大客车上后，我回到家里，一看床上有一台照相机。这显然是日本来宾遗落下的。我马上拿着相机追了出去，可是大客车已经没影了。我把相机交给了街道办事处，几天后传来消息，这件事得到了市外事办的表扬。一个月后，一封来自日本札幌的信寄到我家，找到懂日语的人翻译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叫秋叶榆夫子的年轻女教师寄来的。她信中说，在1946年以前，她父亲是一家日资企业年轻的技术员，在铁西广场附近待过两年，只不过那时铁西广场的西南方还是一块荒地，还没有工人村。她在信中向我们家表示真诚的感谢，也表示歉意。原来她是那个照相机的主人，照相机是她们离开我家时故意落下的。她想用这样的方式考验一下我家人的素质。让她没有想到的是，那天她们访问团晚上回到辽宁宾馆时，那台相机已经等着她了。这让她觉得很是羞愧。

父亲大病痊愈，每天带着饭盒早早地走出家门，晩上很晩回来，脸上是满足的神情。家里有个老挂钟，父亲经常把它拆个七零八落，用大小齿轮上下比量，然后再安装上。后来，当父亲从厂子拿回“技术革新能手”奖状时，我们才知道，父亲拆装挂钟是在琢磨改进设备，经过他的改造，他们设备的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三倍。

上小学了，我常和同学们比谁的爸爸厉害。有同学问我：“我爸爸是党员，你爸爸是吗？”我想，我爸爸这么能耐，他一定是。

我看过我爸在工地上干活儿。他一手拿着一个长杆子，另一只手攀扶着脚手架，双腿紧盘着脚手架，往上一蹿一蹿，不一会儿就到了有三四层楼高的顶端。他一会儿金鸡独立，一会儿像走钢丝绳的空中王子，有时还两腿挂在横杆上、头朝下往上传钢管，就像是以蓝天白云做背景的杂技演员，既惊险又威武，老厉害了。

这么厉害的爸爸，这么能不是党员呢？

一个星期天，爸爸又在家拆老挂钟，我忽然想起同学问我的话，便问：“爸爸，你是党员吧？”

冷不丁听我这么一问，爸爸一下愣住了，转过脸瞅了瞅我，“你问这个干啥？”我盯着爸爸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党员？你一定是吧！”

爸爸放下手里的螺丝刀，从桌前站了起来，转过身背对着我甩出一句“小孩不要什么都打听”。我连忙说：“一楼门的山子、五楼门的二伟，他俩的爸爸都是党员，我告诉他们，我爸也是党员。”

我爸马上冷冰冰地回应了一句：“你别出去乱说，我不是党员。”我一听，以为爸爸是在骗我，便嚷道：“你唬我，你一定是党员，你得了这么多奖状，怎么能不是党员呢？”

爸爸不耐烦了，“上外面玩去吧，别在这儿捣乱。”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和小伙伴比过爸爸。长大后，我知道了父亲没能入党的原因。就在他经常得奖的最初几年，厂领导总找他谈话，说：“鉴于你工作表现这么好，组织上要发展你入党，但你还没写入党申请书，你要主动提出申请，组织上才能发展你入党。”

他说：“我还不够格，再努力努力吧。”

后来，他又在公司大会上受到了表彰，公司一位领导问厂领导：“老张是怎么回事？听说他还不是党员？赶快发展他入党。”

厂领导说：“我们同他谈了几次了，让他写入党申请书，他总是说自己做得还不够，再努力努力。”公司领导说：“赶快让他写申请，这样的人不发展入党，还发展什么样人？”厂领导又找到父亲，让他写入党申请书。他说：“我不会写。”于是，厂领导便安排人帮父亲写了入党申请书。

很快，厂领导就把入党政审表交给了父亲，让他尽快填写。

后来父亲对我讲，在对他政审的那些日子里，他整天忐忑不安，心里七上八下的。

一天，厂领导找到他，“老张，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厂领导拿出了父亲的入党政审表，沉着脸问：“老张，你说，你有几个舅舅？”

父亲一听这话，一下子紧张起来，心想，这下坏了，到底查出来了，便支支吾吾地回答道：“我有四个舅舅。”那位领导脸一下板了起来，吼道：“那么为什么你在政审表上只填了三个舅舅，那个舅舅哪儿去了？他是怎么回事？你为啥不写他？你这不是隐瞒欺骗组织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是对党的不忠诚，你要如实向组织交代。”

父亲如实地向这位领导坦白了所隐瞒的实情。

父亲说：“正是我有这么一个亲戚，我知道不符合入党的要求，我才不敢写申请书。我真想入党，党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要好好工作，报答党的培养，可是我又怕说了入不了党，才没在政审表填上我那舅舅。我对党组织隐瞒了家里的问题，属于对党不忠诚，请党组织再给我一次机会！”

父亲的那个舅舅，因为解放前在老家镇公所当过差，解放后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总是默默地抽闷烟。

有一天，父亲下班时闷着头回家了。原来他搞技术改造出了问题，负责生产的厂长严厉地训斥了他，说他是名利思想在作怪，破坏了生产，让他写一份检讨，深刻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问题。那阵子，本来内向的他，嘴巴闭得更严了，一天到晚很难听到他说几句话。至今，当我回想起父亲那时的神色时，我觉得父亲是怀有一种负罪感的。他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工厂给的荣誉，而在崇拜他的儿女们面前，他觉得自己无颜以对。

一天夜里，我们在睡梦中被惊醒，是父亲肚子疼，豆大的汗珠顺着脸往下淌。母亲说上医院吧，父亲说：“大半夜的折腾啥，别惊动孩子，天亮再说吧。”就这样一直挨到天亮。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对母亲埋怨道：“你们可真够呛，这人胃穿孔都这样了，胃里的东西都流到腹腔里了，这个人也真能挺，再晩一会儿要死人的。”

原来，头一天晚饭，父亲吃的是家里放了好几天的煎饼，由于长期没有营养，胃黏膜溃疡已经变薄了，被煎饼穿了个有五分钱硬币大的孔。

为了使父亲的胃不再穿孔，家里每人每月仅有的二斤细粮，尽量可着父亲吃。父亲吃饭时，我总是看父亲碗里的大米饭。一碗饭，父亲只吃到一半便推给我，说：“我吃饱了，你吃吧。”长大了，我才知道，哪个父亲能受得了饥饿的儿子那贪婪的目光呢？

三年后，父亲的胃穿孔又犯了，胃需切掉四分之三。手术后，厂里考虑到父亲干不了劳动强度大的体力活儿，便安排他到工厂铁路专用线工作。每天他来往于货车、货场、仓库之间，当看到散落在地上的脚手架扣件、连接头时，他总是马上捡起来，送到库房货架上。他说，别小看这一个个小小的扣件和连接头，缺了它们脚手架就立不起来。

上山下乡的哥哥姐姐从农村回到城里，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女儿出嫁还容易答对，做两床被褥就算完事了，可儿子娶媳妇怎么也得有个住处。

从不给厂里添麻烦的父亲，在母亲的数落下开始向厂里提出要房了。老少三代七八口人挤在一间仅有16平方米的屋子里，进屋全是床。可房子哪是轻易要的。于是，父亲求厂领导特批买回来一些残损预制板，在奶奶不大的院子里挖地基，大兴土木，硬是给二哥盖了一个算是四面有墙的栖身之处。

至今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出父亲肩顶着撬杠，抬那几百斤重的预制板的情景，瘦弱的肩膀扛着山一样的岁月。

房子有了，屋里也不能啥也没有。父亲又在厂里求爷爷告奶奶弄了几张劈柴票，买回来一些边角余料木材，开始同二哥打起了大立柜、小圆桌、木箱子。家的窗外成了家具作坊，又是拉锯，又是刨板，又是凿铆，当一个个油光锃亮的家具立起来的时候，邻居们羡慕地说：“这张大个子是真能耐，没有他不能做的！”

谁又能想到，这是一个少了一根肋骨、胃切除四分之三、仅有一只眼睛的人做到的呢。况且这个人要连续上一天一夜的班，回家后非但不休息，还要从事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

父亲有一个工友，我叫他杨大爷，他和父亲交替上班。杨大爷热心肠，当厂里发工资而又赶上父亲不当班的时候，杨大爷总是在他当班的下午将父亲的工资送到家里，比马跑得还快，好像这工资今天不送来，明早父亲到班时就会变成纸。父亲见杨大爷来，总是热情招待，买酒买肉，平时不大喝酒的他也陪杨大爷喝上几口，谈天说地，恰似酒逢知己。杨大爷做好事来得快，喝起酒比牛吃草还慢。一次老哥儿俩正喝在兴头上，母亲下班回来了，脸上露出了难色。杨大爷感到有点尴尬，给自己个台阶下就走了。事后，杨大爷总拿这件事揶揄父亲，说父亲是“妻管严”，弄得父亲像欠了杨大爷天大的人情似的。其实，杨大爷心如明镜，他每做一次好事，父親少说拿出四五块钱来招待他，够咱一家老小用好几天的。

1986年，父亲和母亲离开工人村，搬到了郊区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

一天夜里，母亲慌慌张张地跑到我这边来，大半夜的，公交车已经回库，母亲是怎么从那么远的路过来的？原来父亲得了心梗，正在医院抢救，工厂都下班了，那时没有电话，母亲在工厂满院子找，才求到一个拉货的翻斗车把父亲送到医院，在医院安置妥当，才跑到我这边来报信。经过抢救，父亲大难不死又躲过一劫。

20世纪80年代末，辛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退休了，虽然刚过60岁，但积劳成疾让他多病缠身。为让父亲能有个清静一点儿的环境养病，母亲与在外地的叔叔商量，将奶奶送到他那里暂住一阵子。不料，第二年正月十五，一份报丧的电报送到我手上，奶奶仓促地走了。

我揣着电报来到父亲面前，不知怎么开口。父亲患了心梗，就怕刺激。我让母亲给父亲吃了一片镇静的药，才告诉了他，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随后，我同两位兄长和父母连夜乘火车赶赴叔叔家，料理奶奶的后事。

在为奶奶送葬时，父亲对我说：“你代表我向到场的人讲几句感谢的话吧。”父亲说这话时，目光是黯淡的，身子佝偻着，我猛然发现，我的父亲再也不是我心目中站在脚手架上的那个人了，他那布满岁月沧桑的脸告诉我，他老了！

我入党那年春节前，父亲买回一个大猪头，精心处理干净，放入大料、花椒、料酒等调味品，慢火烀至烂熟，用纱布包好，在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放入小下屋冷冻。全家吃年夜饭时，父亲将猪头肉切成片，装入盘中上桌。看着我们蘸着蒜酱有滋有味地吃着，他端起酒杯对我们哥儿仨说：“你们都入党了，让我这脸上也有了光，在外面我也能抬起头走路了，我打心眼儿里高兴。来，我这当老子的和你们干一杯。”我们哥儿仨马上端起了杯，二哥说：“爸，我们能有今天，能入党，都是你教育的结果。”

谁知好景不长，父亲又得病了，吃不下饭。跑了几家医院检查，诊断是胆结石，住进一家大医院。动手术那天，全家人忐忑不安地等在手术室外，当主刀医生将从父亲胆内取出的碎石拿给我们看时，我们看到了希望。然而三天后，父亲全身泛黄。医生也蒙圈了，提出再开一次刀才能确诊。父亲躺在担架车上哀叹一声，他再也没有能力像三天前做手术时那样，自己走进手术室了。

诊断结果出来了，医生背着父亲对我们说：“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是晩期胰头癌，最多还有半年时间，已没有治疗的必要了。”

出院那天，父亲走出病房，看到对面建筑工地上高耸的脚手架，他呆呆地望了好一会儿，他那僵硬的表情流露出一种无奈。

回家后，父亲躺在床上就没再起来。看着整日躺在床上的父亲，看着他那瘦弱单薄的躯体，像是晩上停电时点的蜡烛，一支连眼泪都燃烧的蜡烛，向我述说着并非传奇但属于光的往事。

父亲弥留之际，我们五个儿女轮流守护他。也许是父亲太宠爱我了，他将走的日子冥冥中选择了我在他身边的时候。

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喂他药时，他的嘴紧闭着，拒绝吃人世间的任何东西，父亲要走了。在母亲的呼喊声中，我镇静地给他最后一次穿上衣服和鞋，然后抬着他上救护车到医院。既然父亲走的时辰已到，那就让他走吧，在这个世上他受的苦太多，就让他的苦难到此为止吧。当我用一张洁白的布覆盖他的身体时，觉得是在为父亲蒙上一张白纸，只不过这张纸没有写下任何文字，只有我的泪像感叹号一样滴落在上面。

恩重如山的父亲享年64岁。

送父亲走的那天，下起了入冬的第一场雪，天地间白茫茫的，举目一片肃穆。天很冷，心更冷，跪在父亲的遗像前，我没有再流泪，忍辱负重的父亲是看不得他儿子眼泪的。在灵车启动的那一天，我心里暗暗地说：“爸，到了天堂你可别回来啦，来世也别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灵车经过工人村我家老楼前时，一些老邻居得知是为张大个子送行，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站在大雪纷飞的马路边上。我坐在父亲的灵车里，向外撒着纸钱，望着马路边一张张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我心潮起伏。我对躺在灵车里的父亲说：“爸，咱们回工人村了，你看啊，工人村的老邻居们来送你了。”

这时，马路边一阵骚动，我在车里扭头一看，是杨大爷跪在路边的雪地上。我忙下车走了过去，杨大爷老泪横流地说：“老张呀，你这工人村的酒我可是没少喝呀，你这一走，工人村的酒我也就喝到头儿了。来吧老张，咱老哥俩儿再喝最后一次酒吧！”杨大爷打开了手中的两瓶老龙口，一扬脖猛喝了一大口，把两瓶酒一碰，浇在了雪地上。

父亲只是工人村千万工人中的一个普通工人。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得到了如此高的礼遇，这是工人村的人们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向第一代工人村人致敬。

【责任编辑】铁菁妤

作者简介：

张瑞，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沈阳市沈河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1981年起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毕业于辽宁文学院。有詩集《真诚的回眸》、散文集《圣地工人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