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古籍展览会：文本空间再造与意义再生产

[摘 要] 在对近代报刊上的相关史料进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运用统计、比较、归纳等方法，探讨了近代展览会作为一种媒介工具，对古籍的近代形象与功能进行了重塑，及其背后勾连隐伏的社会网络与时代意志。文章认为，古籍展览会本质上促发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谋。一方面，展览会拓展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束之高阁的文献古籍，经由展览空间而触及阁外大众世界;另一方面，传承文化仅是醉翁之姿，展览会本质上是借取古籍的某些意象和符号，将自身铸造成一具爱国装置，投注和释放“提升民族自信”“抵御外侮”的时代意志和抗争信号。

[关键词] 古籍 展览会 空间政治 文献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2） 02-0109-10

The Exhibitions of Ancient Books in Modern China： Spacial Reconstruction of Text and Reproduction of Meaning

Zhu Li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moder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nd using the methods of statistics， comparison and induction，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s the hidden social network and the will of the times behind the publicity and dissemination of ancient books， as well as its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image and function of ancient books.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exhibi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modern China were essentially produced by the concerted effort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and nationalism. On the one hand， the exhibition expanded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ancient documents and books put on the shelf had been spread to the wider world through the exhibition space; On the other hand， inheriting culture was no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exhibition. In essence， the exhibition cast itself into a patriotic device by borrowing some images and symbols from ancient books， to enhance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and to release signals of the determination to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Key words] Ancient books Exhibition Space politics Literature dissemination

根据学界的划分共识，本文对古籍趋于如下界定：古籍是指在1912年之前产生，以中国文化为内容，采用中国传统著作方式书写的文献。在中西会通的近代语境内，古籍大致经历了三次[1]大的整理与出版高潮，是近代活跃度较高的出版选题。规模化的出版復制活动奠定了近代古籍的传播基础;但古籍的存续与传播并不仅限于复制性的文本，原版古籍也同样需要被看见。展览会这种传播装置，对原版古籍的传播意义重大。目前对图书类的近代展览会的研究，主要以图书馆这一策展主体为研究对象[2]，缺乏以参展物（图书）为主体的专题研究[3]。本文在史料搜集、整理与统计的基础上，展开对古籍主题的近代展览会之研究，探讨展览会中古籍文献的物理状态、社会传播效果，并解析近代空间展览维度内的权力关系对古籍功能的新认知与新界定。

1 时空结构：近代古籍展览会概述

展览会是一种主要借助时空逻辑组排参展物，以呈现信息、传递形象为旨归的公共活动。作为一种舶来品，展览会在晚清以降的中国频频现身。劝业会、博览会、陈列所等，名目虽繁多，但都指向于展览会这种公共传播形式。古籍文献作为参展物，在近代五花八门的展览会中叠见层出。经挖掘、整理近代各大报纸期刊中的相关资料，本文共统计出51[4]例展览会涉及到古籍文献。见表1。见之最早的年份为1914年。每十年的数据依次为：1910年代1次，1920年代6次，1930年代34次，1940年代10次。1936年16次的举办次数，为历年峰值;但全面抗战开始后，数据便一路下滑。1937年是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彼年6次展览均在战前完成，自此之后的1930年代后期则陡然间万籁俱寂，落入失声状态。

展览会的开放时间，一般持续两到三天，短者仅1天，长者6—10天左右。展览会一般为小规模，参观人员与展览会在地域分布上趋于本地同城，开放时间也较为紧凑。也有能够吸引参观者异地跨城而来的展览会，主要是规模较大、影响较大者，如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吴中文献展览会，一周的展期结束后还往往需要延期[6]。

在地域举办频次排行上，浙江省（13次）举办最多，其次是北京[7]、上海和南京几个较大城市。如果去除南京的特殊身份，将其嵌入江苏行政版图，则江苏省总量亦复可观。河北省以天津为依托，总计举办过2次，其余9个省市分别举办过1次。见表2。若不论省份归属，仅从城市排名看，则北京（10）、上海（9）、南京（5）、杭州（3）、天津（2）依次位列前五，其他县市（多为省会城市）排名并列而立。从总体上看，江浙沪和京（北京）津两地是近代古籍类展览举办最为频密的地域。

主办者主要包括图书馆、社团、公共文化机构（美术馆、国术馆、博物馆、民教馆）、高校、政府机构和出版机构。其中图书馆（或图书馆协会）主办过32次，约占总体的60%，是其中最为活跃的机构。国立北平图书馆和浙江省立图书馆又为其中翘楚，各策划操办过4次古籍展览会。二者热衷于此，同各自古籍藏书量的国内地位不无关系。

主办者与举办场地没有百分百的必然重合性。举办场地主要考虑两点因素，其一就近原则，其二宽敞原则。前者主要依据主办方所属机构类型而定，如果机构本身附设宽大场所，则近而用之;如果不具备，则须借取。如1924年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策划举办的“全国教育展览会”，起先欲借南京中正街公共演厅，因“恐照料不便”，最终还是选借了东南大学体育馆和孟芳图书馆。因此，空间宽敞、人流涵容功能较强的室内场域，如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教育馆、美术馆等在内的公共文化机构，包括学术研究所、高校（教室、体育馆、图书馆）等在内的研究与教育机构，包括学会、协会、俱乐部在内的社团办事处，以及出版机构的陈列处，公园等公共场所等较受欢迎。其中，图书馆最受青睐，其他依次为社团办事处、博物馆、高校和民教馆。

在近代古籍展览历史中，除了1934年由中国国际图书馆举办的“世界图书馆展会”中的《四库全书》（影印珍本），以及1936年由唐世林佛学图书馆举办的“《宋碛砂版大藏经》展览会”中的展物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复制品外，彼时历次所展古籍均为原件，鲜少复制版本。

展览的古籍，其整体上的时间起讫，上至殷商，下至近代，主要以宋元明清为主。根据图书的载体和制作方式划分，则含括甲骨文、汉简、汉魏石经、历代写本、宋元明清刻本，以及校本、抄本和私人稿本等珍本秘笈。除此之外，也间杂数量可观的法帖、拓本等拓印品及书画类真迹。地域来源上，主要为中国自藏古籍，也有少数来自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邻域。收藏来源则包括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含括私人藏书楼的捐献），以及众多民间私人藏家。

在图书内容分类上，则主要集中于中医、戏曲、国术、宗教（主要为佛教）、地方文献（方志、牒谱、舆图）各主题，以及规模硕巨的丛书、类书，如《四库全书》《宋碛砂版大藏经》《古今图书集成》等。地方文献类古籍在展览会中出现的频次最多。《四库全书》总计在八次展览会中亮相，其中一次为专门的主题展览，是整个近代最为耀眼的古籍明珠。

2 展各有志：古籍展览会的自建逻辑

如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奠基人列斐伏尔所言，空间具有政治性，容纳着复杂的社会关系[8]，展览会因而可以理解为是社会关系的物化再现。古籍展览会勾连着文本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饱含形形色色的社会意志，这意味着其功能是多元的。从整体看，1930年代之前的古籍展览会，各怀旨意，后期则主要以救国宣传为主。

2.1 日常庆祝：古籍展览会里的仪式逻辑

展览会在近代时期，成为庆贺活动的某种仪式标准。面对值得纪念之事由，动辄举行特定主题的展览会以示庆祝，像城市建市纪念、社团纪念会、高校校庆、校友返校、图书馆恢复开放、政府官员就职、政府官员寿诞等，均属此列。古籍因其在物质层面的贵重、文化层面的厚重，以及话语层面的高贵与郑重其事性，以其为主题的庆典型展览会一度较为流行。

如上海市市政府为庆祝建市十周年，特于1937年举办了一系列七种展览会以示重视和庆祝，其中之一便是市政府联合市博物馆、市通志馆和周边七县图书馆一同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9];再如燕京大学为欢迎校友回校，从1934年开始，每年举行“校友返校日善本图书展览会”而几成节俗，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自1938年戛然而止[10];又如国民政府为蒋介石祝寿，于1946年炮火连天中举办的“蒋主席60华诞文物展览会”，辟展览室八大间，陈列珍品除了三代甲骨、唐人书画、宋朝拓本等古籍类文献外，还有商代的大钺、西周的毛公鼎、清代历朝玉玺等[11]，极尽奢华。对古籍威权意象的觊觎与“掠夺”，是大多数庆典型古籍展览会举办的莫大初衷。

2.2 文献救国：发扬民族精神，增强爱国之心

1933年，大连图书馆“为纪念热河战事，并秉继介绍热河情形起见”，搜集整理有关热河的古老文献，最终以举办“热河文献展览会”的形式表达东北沦亡的复杂心情[12]。大连图书馆以“文献”命名的展览会，点燃了1930年代前中期全国普遍兴起的文献救国热情。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到战事逼近的1937年前半年，江浙沪一带一口气举办了14场以“文献”命名的古籍展览会。“之于华夏，于亚洲，光灵若是其伟也”[13]的浙江，其举办的文献展览会，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

在1936年11月“浙江文献展览会”举办之前，包括鄞县[14]、嘉善[15]、余杭[16]、嘉興[17]、奉化[18]、慈溪[19]、吴兴[20]、德清[21]、金华[22]、温州[23]等在内的浙江数十县，奉省教育厅敕令，先后举办了由各县图书馆操办的地方文献展览会。教育厅认为各地“应负表扬地方文献”之责，“对于先哲遗著，乡贤手泽，以及方志丛书与舆图等等，亟宜征集编审，分类展览”[24]。各地展毕后将“征存物品，择要径送省会”，汇流至省图书馆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加上省图书馆自藏以及其他征集渠道而来的文献，两浙四五百年来私人藏书家的旧帙文献几近搜集无遗，加上乡贤遗书、其他众多刻本等文献在内，共计6000余种2万余件，极一时之盛，造成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25]。

在建构现代和挽救危亡共存的情境下，古籍主题的展览会乍听起来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浙江省文献展览会策划者为避免外界“视此次展览为闲情逸致”起见，特意在媒体报道中强调展会“实则宣导文献，最足以发扬民族精神，故意义甚为巨大”，并在舆论引导上鼓励观者对古籍文献要“善为体会，发扬光大”。馆舍大门“敬乡有道”“观国之光”的展会简联道尽了上述良苦用心。为了强化效果，展会还特意开辟了敖嘉熊宣传品、陈其美殉难血衣、秋瑾墨盒[26]等近代烈士遗物专区，望其同古籍文献一道激发观者“自觉其挽回国运复兴民族之责任”[27]。展览会对觉得所展古籍“内容太深了，我们竟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好处”[28]的小学生团体也热烈欢迎，以便启蒙心智。小学生往往观后还要写作文，报刊还会择优刊登，以延长线下展览会的生命力。这股下渗孩童的决心，流露出寄望古籍救国的时代意志之强烈。

2.3 文化外交：塑造国家形象，提升民族自信

从1920年代后期起，尤其以“九一 八”“一·二八”事变开端的1930年代，古籍的价值逐渐被重新评估。“受了新学说之影响，想脱下旧袈裟，以受摩登的洗礼，无奈画虎不成，徒然弄得像个‘四不像’”[29]的社会，在炮火中重拾传统文化信仰，文化“保守主义”强势崛起，积极引导社会在“旧物”中寻找出路以自救。

在这一“复古”潮流中，古籍的文化价值被普遍置换成了政治资本，并被大量运用到了国家与民族主体的现代建构上，于国际上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角色[30]。不但古籍选题在出版界日渐受到重视，连汇集众多古籍文献的主题展览会也被寄以厚望，肩负“发扬文化”“提升民族自信”“鼓励中国学术界进步”的重大意义和责任，承担起建构民族文化符号、输出国家形象的职能。如近代展览会中的常客《四库全书》，于1934年上海举办的“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中，与美德英法意丹麦瑞士等十六国图书馆参展文献争奇斗艳，成为国家对外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被轮番用于国内外众多展会中，以强化这一民族符号的坚固度，宣扬民族文化实力。1937年，“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在上海举办，重量级文献包括“狄德麓所著法国《百科全书》的初版本”。为“抗衡”法国，中国在有《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深具代表性的前现代“百科全书”共同列席的情况下，还是隆重推出了并非类书的《四库全书》，并将纪晓岚手抄本《四库全书》及其画像视作座上贵宾，在宣传上与狄德麓及其《百科全书》并列[31]，其中况味不言自明。

2.4 书籍历史：出版文化的空间化

从时间角度审视，图书展览会即是对时间的汇编。每本书诞生之初，便各自拥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属性。但图书展览会的运行逻辑则是在汇编时间、消弭空间的基础上，为参展物发明新的时空关系。这意味着，书籍集于一堂后必然要接受展览会对其原初属性的剥离，被纳入到一种统制化的时间序列内。由展览会“发明”了的新的时空坐标，赋予了书籍新的时间秩序与现实价值。每本书因为展览空间而相互遇见，当书与书之间的时间距离、所属的独立空间坐标消失后，它们于是得以共享新的意义坐标—展览主题，从整体上汇聚为一本空间意味的新“丛书”。

在近代古籍展览会的各类时空关系再造中，出版历史的展演作为一种副产品破茧而出。除了无心插柳之展，也有精心策划出版历史和出版文化之专展。如1931、1936和1948年分别在上海、南京、台北举办的“中国书版展览会”“图书版本展览会”和“教育部文物展览会·历代图书版本展览”。通过征集关乎“雕刻起源”“写书程序”“刻书体系”“装帧形制”等的对应古籍，按照议程设置化的时间编排逻辑，为出版历史量身打造出“有统系之展览”。在展示出版历史博大精深的同时，回应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母题。尤其台北的“历代图书版本展览”，其展示的目的便是为“使参观者对于中国历代图书的演进—由汉简卷子以到今日的书册形式和雕版的情形，得到一个概念”，使回归祖国怀抱的台湾同胞了解到“印刷术也是四大发明之一”[32]，加深“对民族的认识和热爱”[33]。

2.5 图书生意：古籍出版物的空间广告

古籍展览会的举办者，多数为非营利性机构，出版机构是其中的例外。在近代50多场古籍展览会中，由出版机构主办的少数几场均透露出与众不同的非公益气质—为图书买卖而来。“《古今图书集成》展览会”由中华书局1934年3月策划举办，参展物为康有为所藏清代殿版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由于版本存世少，且比清末图书集成局扁字本和同文书局影印本版本价值大，故弥足珍贵。中华书局在其编辑所楼下，展览了一周时间，吸引了众多观者。四个月后，书局出版了影印版的康氏所藏《古今图书集成》。这场宣传造势，为《古今图书集成》招揽了众多潜在买者，尤其“研究国学者”和“各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34]居多。

3 观椟还珠：古籍展览会的传播效果

主办者的主观意图不可谓不高远—通过展览古籍文献，激发民众的民族文化自信感，在民族精神的激扬下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束之高阁的文献古籍，经由展览空间聚流的人群，触及阁外世界，也拓展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与交流空间。在主办者的预设里，展览会中交织着启蒙、生意与政治。然而真正抵达观者眼中与心灵的，那又是怎样的世界呢？

3.1 古籍的民主化：由私到公的空间开拓

展览会促进了古籍的民主化，普通大众得以接触到藏诸名山的“遥远”而珍贵的图书。前文已经述及，近代古籍展览会中所展文献，并非晚清以来石印或铅印技术的复制品，基本均为原本真迹，并且动辄甲骨汉简、魏晋碑拓、敦煌抄本、宋元珍椠、未刊私人稿本，以及具有文化標的属性的明清巨型丛书和类书。这些自古以来令私人藏书家趋之若鹜的珍本秘笈，以及皇室官府束之高阁的皇皇巨著，在代代秘不示人的禁绝中保守自持，远离市井民众。

伴随着传统私人藏书楼向现代公共图书馆的过渡，展览会犹如一台不知疲倦的破壁机器，撞击了私人空间和权贵机构的古籍垄断，并不断挑战和撕扯新型公共图书馆的半公共性阻隔，大批古籍进入公共视野。通过空间的再生产活动，古籍和民众在展览会中彼此产生了关联。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本文所述的这种古籍民主化，并不意味着阅读的民主化或者知识摄取的民主化，仅仅是近距离触目（亦非身体接触）的民主化，古代文化的民主化普及并未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而是在物质性层面上开启了民主可能性的渐进表达。

3.2 阅读的偏移：“发明”新的古籍内容

双重空间（物理实体与书籍实体）和双重时间（打散、失序的时间与逻辑再造的时间）共构组成了古籍展览会的基本结构。参展物的现身，意味着它们从原初的地方性来到了新的地方性[35]。展览作为一种编辑与组织活动，首先打散了古籍自携的时间，在拥挤的、失序化的古籍丛林中，再经由对空间的设计与组排，赋予其新的知识逻辑序列，将各自为政的古籍打造为新时空层面的“丛书”。这种编辑手段，联结并填补了内嵌在古籍出版物之间的区隔，将它们从各自所属的地方关系中撕扯出来，纳入到一种新建的、共享的意义之网中，古籍的“内容”（抑或言功能），经此发生了嬗变。

相较于由文字构筑的原文本关系，展览会的文本关系由空间组排决定。鉴于古籍的珍贵性，展览时一般不允许观者触碰，空间组排的对象因而并非全文本，而是副文本和局部正文。通过拟文字化的空间编辑，新的知识系统诞生了，意义之网中的主题思想也被生产出来。这意味着，受众阅读（参观浏览）的也并非具象的原文本内容，而是由大量局部正文和副文本组合出的新信息，一种议程设置和策划规制了的主题。

3.3 日常的娱乐：只为了看“唐伯虎”

内容的嬗变和主题的诞生，意味着阅读的偏移，甚至是阅读的消弭—观者越过主题设置不顾，直跃入狂欢和娱乐之中。当参展物超出大部分观者日常所及时，狂欢的合法性便愈加坚固。充斥着大量珍本秘笈的古籍展览，对于普罗大众，尤其学识短浅以及目不识丁者而言，是“可饱眼福”的日常异物。1937年沧浪亭畔可园举办的吴中文献展览会，对于苏州当地民众而言，便是盛极一时的猎奇之处。参观人数最多每天多达七千人，最少每天千五百人[36]，颇有“一窝蜂”的姿态。为保持秩序，苏州图书馆决定将任人参观改作征收门票以作限制。然而往观者依旧“势如潮涌”，“二门外隔壁好婆、对门叔叔仍视若无睹，各显其卫锋肉搏之身手”[37]，颇有“文献”“武力”互相辉映之势。小贩也闻狂欢之风而至，昔日静僻的沧浪亭畔，一变而为裙履杂沓的喧嚣闹市。

大部分苏州民众的狂热对象，既非古籍原文，也非展览主题。会中陈列品中最富号召力者，竟为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等江南才子的肖像画作。才子们长住姑苏弹词剧曲里，生命力旺盛，遍及妇孺。他们的魔力，驱动着妇女们“竟完全趋集在唐祝文三位小说典型的先贤遗像前，原来她们遥远地跑来，目的就为瞻仰点秋香故事中一个偷香窃玉的苏州唐伯虎啊！”[38]展览会为浸淫古典通俗文化的江南“追星族”们，提供了可一睹“偶像”庐山真面的机会，想象与现实的相遇点燃了展览会的狂欢。以文化渊薮著称的苏州地区尚且如此，遑论近代他处古籍展览会中的猎奇指数。

4 余 论

展览会既非起点，也非终点，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性空间，借由权力的注入，完成对空间的训诫，最终自我建构为一种媒介属性的中间物。如列斐伏尔所言，公共空间的近端属于民众，远端则体现秩序[39]—古籍展览会的远端同样联结着国家的目光和社会的意志。这里面凝集着革命、战争、民族的政治话语，也汇聚着启蒙、唱和、抒情的知识语调，同时又充斥着生意、娛乐、狂欢的生活欲望，又托举着传统文化复兴和民族崛起之望。

古籍文献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上，不断被遗忘，又不断被发现。古籍的近代大发现包含两层意涵。其一，文本物质层面的大众化。这既体现在古籍的复制出版活动上，也更体现在对原版轰轰烈烈的各类展览中，跨过密闭的私人藏书楼和威严的公共图书馆专藏室，古籍在近代展览会中开放四方，抵达此前遥不可及的人群。其二，文本精神层面被赋予新的意志。社会在重新发现古籍的同时，也启动了对其的新认知。展览会具有破坏性也深具建设性。它破坏了古籍与古籍之间的旧空间，又建造了链接不同时空中的古籍之新空间，并为新空间编织了一具具意义之网，赋予展览会以崭新的主题。在主题之网中，饱含着发扬民族文化、提升民族自信的爱国逻辑，也交织着凝聚民族共同体、驱除外敌的殷切期盼，古籍的功能经此发生了现代之变。

注 释

[1] 第一次导源于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右文政策。在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倡导与垂范之下，各地纷设地方官书局，刊印了大量经史典籍;第二次同石印技术的东渐有关。19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民营石印书局主导了大规模的古籍文献民间复制活动，如《康熙字典》《殿本二十四史》等畅销士林的古籍;第三次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版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开其端绪，逶迤至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出版了包括《四库全书》《丛书集成》等在内的巨型古籍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正史古籍，以及《宋碛砂版大藏经》《六十种曲》《古今碑帖集成》等宗教、艺术类古籍。

[2]如王超的《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展览》（《图书馆论坛》2020年第4期）、汤诚的《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图书馆展览服务》（《图书馆论坛》2019年第12期）等文章。

[3]《国礼：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的新身份》一文以《四库全书》为例，对以古籍为视角的书展稍有提及。见张学科.国礼：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的新身份[J].图书馆杂志，2020（2）：126-127

[4]本文将1936年先后举行于浙江数十个县的文献展览，于表格中合并一处，但数量上分别计算。

[5] 有一些拟展览的情况，仅在计划阶段将筹备信息公之于众，但后续则无切实举办消息，本文不将此视作有效统计数据。比如1936年漳州登报预告将于次年开展地方文献展览会，但此后则音讯杳无。

[6] 如1937年2月19日开幕、20日正式对外参观的吴中文献展览会，计划开放6天，最后不得不延期3天，到3月1日才截止。苏州文献展览会延期[N].申报，1937-02-27

[7] 近代时期，北京虽有更名之变，但为表述方便，行文不做区分，均统称为北京。

[8][39][法]亨利·列斐伏尔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8，23-24

[9] 市政府十周纪念，七大展览同时开幕[N].民报，1937-07-05

[10] 本馆定于四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举行图书展览会[J].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4（64-65）：15;燕大善本图书展览写真[N].益世报（天津版），1935-04-30;李书春.参观图书展览记[J].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6（93-94）：1-2;琳.燕京大学图书馆启事：敬启者：本馆于每年校友返校日举行图书馆展览[J].燕大友声，1937（3/5）：封面

[11]文化新闻[J].文化先锋，1946（6/7）：24-26

[12]小芸.热河文献展览会[N].金钢钻，1933-05-02

[13]柳诒徵.浙江文献与近世中国之关系[N].申报，1936-11-01

[14]鄞县文献展览[J].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6（2/2）：22-25

[15]嘉善筹备文献展览[N].大公报（上海），1936-08-13

[16]锥.余杭的文献展览[N].新闻报，1936-09-20

[17] 嘉兴文献展览，今日开幕会期五天[N].大公报（上海），1936-09-20

[18] 奉化文献展览闭幕[N].民报，1936-09-22

[19] 慈溪文献展览[N].大公报（上海），1936-09-23

[20] 吴兴文献展览展期十月举行[N].大公报（上海），1936-09-25

[21] 珠.德清文献展览会[N].新闻报，1936-09-28

[22] 文献展览，浙各省县举行[N].大公报（上海），1936-09-26

[23] 浙文献展览，温州征集甚伙[N].大公报（上海），1936-09-29

[24] 厅令各县举办文献展览会[J].浙江教育，1936（1/10）：223-224

[25][26] 如祁氏淡生堂、范氏天一阁、项氏万卷堂、朱氏曝书亭、黄氏石库、孙氏瘦松堂、汪氏开万楼、朱氏结一庐、鲍氏知不足斋、劳氏铅精舍、丁氏八千卷楼、孙氏玉海楼等。浙江文献展览会.新北辰[J].1936（2/12）：81-87

[27] 许绍棣.浙江文化与文献展览使命：在文献展览会开幕礼宣读之开幕词[J].浙江教育，1937（2/1）：1-2

[28] 浙江杭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六年级生蔡文义（女）.参观浙江文献展览会记（第三名）[N].儿童晨报，1937-05-10

[29] 海.参观浙江文献展览会归来[J].蕙兰，1937（8）：198-199

[30] 朱晓婉.《四库全书》在近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符号启用与再造[J].出版科学，2021（5）;朱琳.忧虑的禮物：《四库全书》的近代出版与输出[J].现代出版，2019（3）：87

[31] 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J].新北辰，1937（3/5）：90-92

[32] 在台北市举行的教育部文物展览会[N].国语通讯，1948-03-24

[33] 编者的话[N].国语通讯，1948-03-24

[34] 上海中华书局清初殿版铜活字印南海康氏藏《古今图书集成》公开展览[N].申报，1934-03-27

[35][德]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著;金毅译.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66

[36] 癯凤.吴中文献展览会素描（中）[N].锡报，1937-03-04

[37] 茧.吴中文献展览会拾零[N].金钢钻，1937-03-04

[38] 吴中文献展览会素描（下）[N].锡报，1937-03-05

（收稿日期： 2021-12-0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传统再造视野下的民国古籍出版史料整理与研究”（20CTQ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朱琳，管理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