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凯雷：在非洲，我们不谈论绿色建筑

任思远

“如何看待‘可持续’和‘绿色建筑’的概念？你所做的建筑是否可以归为这个类别？”2022年3月，非洲建筑师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Diébédo Francis Kéré）再一次被《第一财经》杂志问到了这个问题—在得知自己获得2022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后。

这不是他第一次被要求点评建筑上的“可持续”，知名建筑师们在被访谈时大多都有这种经历。和其他行业类似，“可持续建筑”“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当下建筑界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而曾经象征城市文明的高楼，有一些正因为建材和能源的过度使用、对鸟类造成的伤害等被纳入“不可持续”的批判范畴。

“弗朗西斯，我对于人们过度使用‘可持续’这个词已经感觉疲惫了，”凯雷在2021年接受采访时引用了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对他说的话，并且表示自己因此不太说这个词，“我做就是了。”

01 布基纳法索甘多小学

02 布基纳法索甘多小学

凯雷的建筑实践是从2001年在家乡布基纳法索的村落甘多建学校开始的，那里各种资源极度匮乏，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即便在全世界流行，也很难在那里落地。凯雷的做法是尽量从当地取材，通过把黏土与水泥混合制成有聚热效果的砖块，让教室在没有装空调的情况下保持凉爽和通风。在做这个项目时，他还在柏林工业大学读建筑学。他7岁离开甘多去城市求学，之后成为一名木匠，并因此获得了去德国进修的机会。

以非洲为起点，凯雷积累了一套适用于当地的建筑方法，并在后续的实践中应用。除了使用土砖和木材，还有双层屋顶、间接光照、交叉通风和遮阳室等（而不是传统的窗户、门和廊柱）。在马里国家公园，他把一座建筑直接建在天然岩层上，这种有蓄热功能的石材与宽阔的、架空悬挑的屋顶形成被动冷却系统。2017年，凯雷受邀设计了伦敦的蛇形画廊，同样使用了他在非洲常用的悬挑大屋顶，并将它设计成漏斗状，收集雨水以浇灌绿地。

很难说凯雷当初是在为“可持续”而建房。在一个以欧美为中心的建筑理论体系中，可持续是基于这些地域对过度碳排放的反思。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非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碳排放量让“可持续”成为一个外来的伪概念。

凯雷的设计更多是基于非洲的资源和发展状况想解决办法，在此过程中尊重当地传统生活方式。但很显然，对于寻找“可持续”建筑方法论的建筑界来说，凯雷成了一个案例和坐标。

2022年普利兹克奖的评委王澍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可持续发展对于这个奖项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主题，这种转向意味着普利兹克奖“视野更加开阔，对城市和乡村的关注更加平衡。所谓明星建筑师，更多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商业化、过度城市化与流行趋势的产物”。

历届获奖者中不乏擅长设计城市高楼的“明星建筑师”，但近10年来的评选结果已经有了不同倾向。王澍便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他于2012年成为第一个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人，同样因为在建筑中尊重自然和传统工艺为人称道;2016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他被赞誉的原因是在地震灾区做低成本、社区参与的社会建筑，从2020年11月开始担任普利兹克奖评审委员会主席。

对凯雷来说，“责任感”并非在获奖时才降临，而是几乎贯穿了他整个成长历程。他是村长的长子，7岁离开甘多是因为村里没有学校，没法像他一样离开村子的同龄人无法接受教育，而这也成为凯雷在还没毕业时就回村盖学校的原因，“为了让留在村里的孩子能上学”。甘多小学项目在2004年获得了阿卡汗建筑奖，这是这个非洲村落第一次被广泛知晓。

他让本地人一起参与了甘多小学的建造。当地村民成为项目工人能降低建筑成本，村民也得到了就业机会和工资。当地人因此获得自豪感，因为他们擅长的传统工艺没被抛弃反而被尊重，同时他们获得了共建“新建筑”的权力。这同样成就了凯雷，他至今感激那些“向外迈了一步”的村民，他向建筑杂志《PIN-UP》回忆，乡亲们不完全知道他想做什么，但愿意支持他，和他一起期待结果。

这种在职业分工明确的发达国家很难达成的合作方式也得到了嘉奖：“为社区而建，与社区共存”。因为脱胎于非洲独有的社会环境和问题，凯雷的建筑除了实用价值，还经常有公共教育的意义。接到布基纳法索的议会大楼的设计委托后，凯雷设计了一个金字塔状的开放式建筑，同时也鼓励市民在外部非正式集会。这个他本不报希望的提案被意外采纳。

02 布基纳理工学院，外墙和屋顶使用木头作为立面，门和窗户使用木板而非玻 璃。

01 布基納理工学院，外墙和屋顶使用木头作为立面，门和窗户使用木板而非玻 璃。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非洲不仅代表着落后，它也代表着更加自然……这种重返自然的建造探索，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学的一种新力量。”王澍认为凯雷带来的地方经验被认可，意味着今天对世界建筑的不同理解。他回忆起10年前自己获奖时，凯雷祝贺他是“第一个世界建筑师获得普利兹克奖”，意为在此之前所有获奖者都来自西方文化圈。而如今，凯雷被称为“第二位获奖的设计建筑师”。“今年的获奖者，并不仅仅是一个非洲建筑师，而是一个走出了全球化的藩篱，带着更加开阔的视野，真正返回地方性的建筑师。”王澍这样告诉《第一财经》杂志。

事实上“本土建筑”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对于一个地区的情况做细致的、有针对性的考察，基于此對当地的资源和文化充分保护，从而凸显出建筑的“个性”。相反，“明星建筑”常被诟病的一个原因是大公司在全球各处复制“明星”的建筑风格和样式，却使得本地特色的建筑景观消失。

有趣的是，“普利兹克奖得主”经常成为“明星建筑师”身份的考量因素。在2022年3月之后，凯雷会和其他普利兹克奖得主一样，面对全世界的关注和项目机会。

《第一财经》杂志与凯雷探讨了西方流行的“社会建筑”和“建筑可持续”在凯雷的非洲建筑试验中如何合二为 一。

很难去下简单的定义。不过我认为，“社会建筑”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当地人参与进来的过程，人们在参与的同时，建筑师们可以教授他们新的知识。这在非洲语境里有独特的意义，因为这里确实缺乏专业的、高质量的手艺。所以最重要的应该是让他们参与进来，让他们学习如何搭建和制作，之后他们会用这些方法改善自己的房子。

社会建筑，还意味着对住户的关心。就算是穷人也应该能享受好的建筑带来的舒适，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在布基纳法索的语境里，我不想探讨花多少高价去造一个美丽舒适的建筑，我认为应该花更多精力去思考，如何使用最低的成本、当地就能找到的材料设计出尽可能舒适的房子，只要用对方法，这点是能做到的。

这些方法以及它带来的舒适，是可以提升居民的自尊和自豪感的。

一定要花时间详细地交流。首先是倾听：什么是这些人真正在意的事情，怎样做才能让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采用这种方法就意味着，你会把当地群众的期待转化、融入建筑当中，而不是单纯画图、整合信息。

第二个阶段的重点就是让当地人都能参与到建筑的搭建中，这样他们就能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方法。在非洲，一个新的建筑往往是非常显眼的存在，它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对里面的住户，也会作用在周围的邻居身上，甚至会影响每一个从它跟前走过、看到它的人。因此，建筑需要包含对人的正向引导和回应。

我还记得我在家乡做第一个学校项目的时候，邀请当地的妇女一起用黏土铺地，然后我发现她们在这件事上非常专业。在项目开始之初，她们就知道我对她们擅长的东西很感兴趣，而且我已经准备好向她们学习一些传统技艺。

她们组成了一个很大的队伍来参与建筑的建设，每个人在这时都表现出了惊喜，因为她们意识到自己熟悉的手艺要被用进现代建筑—学校在布基纳法索的一些地方是现代化的、新事物的象征。当本地人得知自己可以参与建设的时候，他们会感觉自己是被认真严肃对待的，而且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是能派上用场的，他们愿意出力和帮忙。

除了铺泥地，能帮上忙的还有会砌砖的人，以此类推，我们把会各种不同技艺的人聚集在一起。我寻找可以用得上的本地人的技艺和能力，尝试向他们学习，同时改进这些技能的使用方法。整个过程就是观看、讨论、提出想法，并让人们加入进来，很简单。一段时间过去，会有当地人过来看看工程的进展，然后告诉我他们知道怎么去做，并询问我是不是需要他们的帮助。

当然，我需要找到能让所有人持续工作的办法。在学校的案例中，我后来付给他们工资。你能想象这件事吗？这个项目让平时居住在村落里的妇女们能参与建设，同时还能赚到一些钱，尽管不是很多。这个项目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参与其中的人因此获得了工作。

说实话，我从在非洲做建筑开始，就一直在找当地本来就有的、本地人也熟悉的材料，我就是想在此基础上做一点点改进。使用自然的、不对环境产生负担的材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事情，它一直在我所做的事情的基因当中。所以很抱歉地说，我不需要去思考这些概念，而且有点惧怕使用这些词汇。因为基于非洲的条件，使用有限的资源和能源去建造尽可能舒适的房子是很常见的情况。

有时候谈论这些概念让我感觉有点羞耻，因为近些年有人为了维护品牌用“绿色”或者“可持续”去宣传一些旧有的形式和风格，所有东西听起来都变成了绿色的、可持续的，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改变。这种做法不对，而且很危险，我们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可持续”。我们需要改变我们思考的方式，并且做出改变，真正地用绿色的方式建造，而不只是说说“绿色”这个词。

这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技术已经带人类走得太远了。它的好处是给人带来了舒适和方便，但危险之处在于，如果我们太依赖技术就会开始忘记旧的做事传统。

我自己的经验是，在非洲如果我对人们说全部使用传统的技艺，他们会认为这是我想阻止这里的发展、我在拒绝现代化。但我觉得这么想是不对的，因为如果看看真正住在乡村里的人，会发现他们是以和自然很亲近的方式在生活。非洲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占全球总量的5%，所以我认为值得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与自然相处、同时不会给环境造成严重负担的，我们应该重新学习这一点。

01 布基纳法索国民议会。

还有一点就是，我希望非洲不要尝试复制西方的发展方式，因为这在非洲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是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回到非洲、理解人们是如何與自然和谐相处的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下，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议题，很明显，如果非洲不断变多的人也像西方人那样生活，我们会面临崩溃，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资源。我们想要现代化，但也得看这将付出什么环境方面的代价，然后找到合理的方式。

所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真正的创新，但达成创新需要回溯传统。尊重自然同时又能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就是，多看看之前的人是怎么做的，以及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能激活这些类型的技艺。

在建筑的事上，这是我们一直面临的挑战。西方使用玻璃、水泥的建筑确实很有吸引力，成了统治性的存在，很多人都想去建那样的建筑。但现实就是，我们真的承受不了，经常用错误的方式使用那些材料。比如说，非洲很多地方都很热，沿用西方的做法在建筑上使用玻璃肯定不行，至少应该想想其他的方式。所以说，人们梦寐以求的建筑，并不是基于现实情况的。

但如果我对他们说，我们可以不用玻璃和混凝土，而可以考虑一下传统的木头和黏土，他们有一千种、一万种理由反对我，因为觉得那是穷人才会用的材料，尽管他们不会直接这么讲。他们可能会说，黏土不够坚固、容易倒塌、不好看，木头易燃、容易引来害虫，总之说到底就是想表达，我的房子看上去要现代一点，不能用穷人用的材料搭。

这就是我一直在面对的情况。但实际上去村里走一走，你能看到很多很多用黏土搭的房子很牢固。所以我一方面要说服他们，另外也尝试改良老材料及其使用方法。这样本地人会说，哇，这个真的是我之前见到的黏土吗？所以还是要尝试创新。

近来，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找我是因为我在非洲让当地人加入的做法。在布基纳法索，这种方法很好用的原因是那边的人们没什么工作，所以我一来，大家就很愿意帮忙。但是在西方国家，保险无处不在，没人想担责，因为社会运行过于规则化，我能做的事情变少了。

我在这种情况下能做的是到公共场合去发声、组织讨论，发起与群众沟通的话题。除了这个，因为西方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如果我对于用木头、黏土等材料有好的想法，更容易找到能帮我的材料专家。所以我需要不断坚持我的想法、打破规则，面对寻找新鲜点子的客户，尝试证明这些可能脱胎于传统的灵感是有用的。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应该改变做事的方法，不能一直想着“用玻璃，用玻璃，还是用玻璃”。

首先布基纳法索议会大楼是一个有点棘手的项目，它的诞生基于一场运动，在运动中有人将过去的议会大楼损毁了。我在这种情况下被叫去设计一个新的，而新的建筑被期待是更加透明、开放的，以及有纪念意义的。

你想象一下我的处境。我平时在欧洲生活，家乡的人们有时候会在电视里看到我，认为我是知名建筑师，所以他们叫我回去做议会大楼的设计，如果我拒绝，他们可能会说，“国家之子”拒绝设计本国的议会大楼。那对我和我的家庭都会是一种压力。

02 2017年，伦敦蛇形画廊展亭。

所以我用一个类似于激发试验的方案回应这个诉求，那就是一个开放的、透明的、现代的金字塔。这是这个国家过去从未有过的东西，因为我的想法是让这个建筑拥有完全能让公众触达的结构。我想着这个想法可能会被他们否决，那样我也就自由了，至少我已经回应过了。

确实，在做出设计后，最初有人告诉我，在非洲没有政客会接受这种建筑。说实话，我那时候还挺开心的，因为做这样的建筑将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当时的国民议会主席萨利夫·迪亚洛（Salif Diallo）对我说，凯雷先生，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后来布基纳法索就开始了国内斗争，他又来柏林和我讨论过几次设计，比如希望我把建筑改小一点、增加一些功能等等。

2019年，美国蒙大拿提佩特高地艺术中心的木质展亭。

我当时和议会说，听我的，如果我们做这样一个建筑，我们就应该把它开放给人民，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建筑。他们能在楼梯上聚集和开会，能在屋顶上举行婚礼，如果这些事做到了，它将成为最厉害的公共建筑。所有人听了都很震惊。后来我又说，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下次变革再来的时候，无论什么建筑都还是会被损毁。但如果你造了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建筑，他们会自觉保护它。现在因为政治局势，它还在建设当中。

确实，我之前学过木工，因此拿到了来自德国的奖学金，并决定做建筑师。因为知道怎么做家具、怎么做屋顶之后，我还想知道怎么去做整体的设计、怎么修墙，这对我来说是个完整的历程。做木工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于建筑的认知，比如让我对很小和很大的建筑都能有所感知。

另外，在便于获取木材的地方我会用木头建造，比如美国蒙大拿的提佩特高地艺术中心的木质展亭，用的是当地原始的松木材料，完整的木头几乎没怎么修饰。伦敦的蛇形画廊也是用木头搭建起很好的结构的案例。所以只要我有能力驾驭，我就会用木头。我也很喜欢探索其他材质，但是做过木工对我做建筑来说是很大的优势。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我确实得说这是个很大的奖励。我做这些工作一直是出于我对于家乡人民的责任感，想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我7岁就为了上学离开家，所以我的第一个建筑就是想给还住在村子里的年轻人受教育的机会。从那之后，人们发现了我做的事情。我感觉到荣耀的同时，也感觉到自己有把建筑做得更好的责任。奖项对我来说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激励。它告诉我要更努力、再努力，努力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