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第三空间？可不止星巴克！

邢梦妮 曹中

回家路上遭遇工作电话轰炸，恐怕是很多“社畜”的噩梦，但在日本铁路公司JR东日本眼里，路上办公可以做成一门生意。

2018年11月，他们在东京的车站里悄悄摆出了几台“电话亭”，将它们命名为STATION BOOTH。这个密闭的小房间提供桌椅、显示屏、USB插座、衣架、空调，人们可以在里面临时办公，租用价格是15分钟275日元（约合14.8元人民币）。

中岛悠辉是这个企划最初的负责人。他的头发不太熨帖，看着不像上班族，但在JR东日本已经干了12年，一直销售和管理办公楼。他做过站务员，常看到车站里有人边打电话边做笔记，甚至不得不跪在地上操作电脑。2017年，中岛悠辉和同事们聊到了车站办公空间的点子，几个人提出了一个名为“STATIONWO R K”的项目草案，并在一年后的1 1 月，说服公司把第一个产品——STATION BOOTH投入东京的车站，试点了三个多月。

团队最先瞄准的是4 个交通枢纽—东京站、新宿站、池袋站和立川站。中岛悠辉的同事菊地康孝如今是STATION WORK的项目经理，他告诉未来预想图，客流是判断共享办公需求的重要指标，其中东京站、新宿站和池袋站都是交通枢纽站，立川站是东京郊区多摩区域客流最大的地方。而且日本邮政和JR东日本在2018年6月签署了一份区域经济振兴协定，立川是双方的合作试点区之一。

中岛悠辉认为，STATION WORK有两大优势：一是绝佳的地理位置，它选择的车站正是城市的交通要道;二是私密性，这是与外界隔绝的空间。除了“电话亭”一样的STAT ION BOOTH，他们还推出了在车站等候室基础上改造的STATION DESK，里面像自习室一样放置了不少办公桌。

资料来源：根据采访与公开资料综合整理

01 位于东京JR新宿站南口甲州街道出口的STATION BOOTH。

03 STATION BOOTH配备了办公桌、Wi-Fi、电源、插座等办公用品。图片提供：JR东日本0103

疫情前，市中心的STATION BOOTH最受歡迎。中岛悠辉接受日本家具和文具用品制造商国誉采访时曾披露，截至2019年11月，STATION BOOTH吸引了1.6万名个人会员、30家公司会员。当时的平均使用时间不到一小时，据中岛悠辉观察，可能都是跑销售的人在里面和客户打电话。但后来，随着各大公司推行远程办公政策，他们发现东京郊区的设施使用率和使用时长都上涨了。

疫情催化了“远程办公”这个新需求。2021年年初，日本东京再度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封城”之后，STATION WORK项目组收到了很多公司的咨询。中岛悠辉在与国誉的采访中推测，可能有很多人在第一轮紧急事态宣言期间尝试过居家办公之后，发现家里不适合—要么桌椅不舒服，要么不够安静—于是从家逃到车站“避难”。这些人通常住在城市郊区，每次选择STATION BOOTH服务时，至少要租75到90分钟。STATION WORK项目组的用户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是商务人士，其中很多都是来开网络会议的。

STATION WORK项目的另一个想法是吸引用户使用JR东日本的会员积分系统JRE POINT。任何人都可以直接用JR东日本发行的交通卡Suica支付，但注册会员后，每消费200日元（约合10.8元人民币）可获得1点JRE POINT。点数可以在JRE POINT网站上消费，买车站便当、地方特产，或是换取Suica吉祥物企鹅的壁纸。

做车站办公生意的不止JR东日本。东京地下铁和摄影器材公司富士胶片的子公司“富士胶片商业创新”（FUJIFILM Business Innovation Corp.）合作，在东京31个车站设置了56台“CocoDesk”——一个和STATION BOOTH概念差不多的会员制密闭型办公空间。

日产汽车同样看上了通勤者，推出了“移动会议室”租车服务。日产拉拢其他几家企业，改装了豪华多功能休旅车“日产君爵”。车上导航系统由地图资讯公司善邻提供，司机沟通触屏系统是大日本印刷的产品，软银负责网络维护—它们都试图在数字化的车载产品领域分一杯羹。综合服务公司KUWAHARA则直接面向消费者，提供这个移动会议室租车服务。

01 日产的“移动会议室”车型里，后座和驾驶座完全隔开，隔板上是远程会议屏幕，座椅右侧的触摸屏是和司机交流的沟通系统。图片提供：KUWAHARA

02 日产的“移动会议室”车型里，后座和驾驶座完全隔开，隔板上是远程会议屏幕，座椅右侧的触摸屏是和司机交流的沟通系统。图片提供：KUWAHARA

和JR东日本情况类似，这个灵活办公企划推出的时间也早于新冠疫情。KUWAHARA旅客事业部所长神村义重参与了计划全程，他说KUWAHARA参加这个项目是想挖掘新客群——以往最常包车的是出差的商务人士或观光客。

最开始这是个以平衡生活為卖点的服务。“我们的设想是，商务人士可以在路上办公，减少加班。”他解释说。第一回试验时，正好遇到疫情，他们发现乘客大都会在车上开会，于是宣传起了网络会议功能。

实际上，“移动会议室”离商业化还有一段距离。有乘客抱怨说，能去的地方太少，只能坐两人不划算，为了安全和私密性而设置的司机沟通系统也运行不顺。如今的第二次试验，意在提高周末和节假日的车辆使用率，所以他们将目光转向了这个时间段的老客户—需要婚车的新婚夫妇、带客户看房的房产中介等。这次试验将会持续到2022年9月。但神村义重承认，目前还没那么多人感兴趣，也没有主动找来的婚庆从业者。

这两件事都更像是大公司的服务业务布局。“移动会议室”笼络的是一群想打开新市场的公司，而JR东日本把“办公空间”加入了2027年的经营目标—STATION WORK能让更多人把车站当成目的地，增加交通卡Suica的使用场景，然后，通过JRE POINT这种日本商业社会熟悉的积分系统，把JR东日本集团的电商、交通、金融、车站商业等业务连接起来。

中岛悠辉和菊地康孝都属于JR东日本事业创造本部的“新事业创造部门”—光看名字就知道，他们要开发新产品与新服务。菊地康孝认为，远程灵活办公在未来也会持续。他们还做了一个和STATION WORK类似的车站婴儿车租赁项目，瞄准的是带孩子出行的家庭。

在这些拥有空间的交通产业公司挖掘新目标和新生意的同时，既有办公空间运营商也正面临挑战。如果说，以WeWork为代表的新一代办公空间运营商在过去10年间掀起了共享办公的潮流，如今，大部分办公空间运营商都已经意识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办公形态发生了变化：市场上除了需要固定工位的传统公司与需要灵活工位的创新公司，也出现了更多融合了固定办公与居家办公两种需求的公司。

疫情催化了“远程办公”这个新需求。大部分办公空间运营商都已经意识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办公形态发生了变化。

长达两年的疫情，让很多公司接受了居家办公的新工作模式。2021年5月，Google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就宣布，推行三天在办公室、两天远程的“混合工作周”（Hybrid Workweek）制度，员工也可以申请全部远程工作。这个制度会在2022年4月正式启动。2021年年末，WeWork中国还推出了“WeWork China Pass随心座”，覆盖60座城市，同样瞄准了想要“混合办公”的企业。

混合办公之所以成立，可能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什么时候非得去办公室，公司们也主张缩减开支。房地产公司凯德集团（中国）商业管理、商业社区开发总经理翁国辉，是凯德旗下灵活办公空间和社群平台奕桥Bridge+的负责人。目前居住在新加坡的他感觉到人们办公的目的越来越明确了，“公司签任何单子都很谨慎，更关心钱花在哪里，不喜欢在装修上投入一大笔钱。”

凯德注意到灵活办公的趋势可能是2016年之后。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只要带着轻薄的笔记本电脑，员工根本不必待在办公室。那时候翁国辉就确定会出现需求。

疫情发生之后，翁国辉和团队也认识到，企业对于办公空间和租约的灵活性有了进一步的需求，拎包入住、过渡短租、多地联动、资源共享协同等都变得更常见了。这也和2021年12月商业地产服务和投资公司世邦魏理仕发布的《2021年中国区写字楼租户调查》结果吻合。这份报告调研了中国70家传统写字楼租户，发现2021年夏天，6成受访企业都打算扩张;未来3年，39%的受访企业计划部分采用共享工位，26%表示将全部采用共享工位。

健康、成本和效率是租户更关心的话题。英国设计与工程顾问公司奥雅纳（Arup）认为，为了防疫，办公空间会暂时性地回归单人办公室和“隔间”时代;对技术和创意这类行当来说，办公空间可能会逐渐演变成“图书馆和文化中心的混合体”，人们在这里社交、运动、吃饭。世邦魏理仕的调查则显示，25%的受访企业考虑减少人均办公面积—为了降低办公室密度，缩减成本;7成受访者有意在办公室中增加共享工位，它们大多来自专业服务、金融及生命科学行业。

办公空间运营商与租户们都在适应着这轮变化。截至2022年3月，奕桥Bridge+在中国运营着15个针对不同客群需求的空间。2020年6月，瑞安房地产旗下的办公业务管理品牌—瑞安办公，针对传统整租租户推出了灵活办公空间业务WORKXLab，里面设有公共洽谈区、自习室、电话间、多媒体会议室、休闲娱乐区等不同模块，企业可以选择不同模块，改造既有办公空间。运营服务式办公室的瑞士IWG集团旗下有20多个灵活办公品牌，它们也向日本电信集团NTT、渣打银行这类大公司提供灵活工位。

全球最大的办公家具生产商Steelcase提出了灵活办公的硬件设计方案，让会议室更适应线上时代，显示屏、照明和麦克风这些远程数码工具成了办公“标配”，设计团队要考虑如何让摄像头捕捉到屋子里所有与会者。他们还总结了4种混合办公空间：合作型、社交型、个人型、学习型—基本可以概括市面上所有灵活办公空间。

除了整租的写字楼租户们，也有精明的灵活办公使用者发现，咖啡馆其实是一个更经济的去处。杨睿坤是自由职业者社群FreeLab的创建者，她也在上海观察到了咖啡馆办公的趋势。

01 星巴克中国位于上海来福士广场办公楼大堂的共享办公概念店设有近100个座位，共分为4个区域：收费会议室、单人办公区、便于集中讨论的沙发区，以及供短暂停留的休息 区。

她把上海人民广场到常熟路一带称为“自由职业咖啡厅圈”—咖啡厅数量多，花样也多。“咖啡馆比较灵活，要价低，只要点杯饮料，一个月最多就花600多块钱。”相比之下，共享办公工位可能需要2000元。她也偏好咖啡馆“开放式的氛围”，有音乐，有人来人往，她相信在咖啡馆办公会获得更多灵感。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2亿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灵活用工课题组的定義，“灵活用工”比标准劳动雇佣模式更灵活，可能对劳动时间、收入报酬、保险福利和工作场地都没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快递员、外卖员、实习生、自由职业者……都属于灵活就业的范畴。

比起“创业者”，杨睿坤更愿意自称“自由职业者”，她能代表那些不想被拘在办公室、选择自由过活的人—通勤就是一种“消耗”，她超级受不了打卡和挤地铁。2019年，杨睿坤还在北京一家消费品初创企业上班，公司在共享办公空间WeWork租了场地。2020年3月疫情袭来，她体会到了远程办公的好处，“一切都变得更好了，更有能量，更有效率了。”她还提出了“共享居住”的设想：一群自由职业者在郊区集体租别墅，一楼大厅有个长桌，周末租客们聚在一起吃饭、教授彼此技能。“自由职业者都比较独立，一起办公不是‘刚需’。”她说。

03 “1971客厅”项目是星巴克和美团的数字化合作。1971指星巴克的诞生年。除此之外，合作还涉及到美团的外卖服务“专星送”和创新产品“超级门店”，星巴克拥有美团专属配送团队和品牌专区页面，并且会在线上做5000家门店的差异化运营。图片提供：星巴克中国

在咖啡馆里，星巴克算是动作快的。2021年11月，奕桥Bridge+的付费会议室Bridge+ GO！在上海来福士广场办公楼大堂的星巴克开业，公众可以扫码支付使用。这家星巴克也是中国内地首家共享空间概念店。“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翁国辉说，“办公楼大堂的星巴克本来就有会客需求，对我们来说可以提升闲置空间的使用率和体验。”

灵活办公的线索也指向“数字化”。与JR东日本希望通过空间生意付费场景让用户尝试积分系统一样，奕桥Bridge+也通过推出小程序改善体验、吸引潜在用户。“之前只有凯德星App，但不一定大家都想下载。数据都是连通绑定的，小程序上也可以体验到整个数字页面，看到我们的产品。”翁国辉说。

你可能也察觉到了，星巴克是个出现了好几次的“熟面孔”。1990年代，星巴克率先把“第三空间”（Third Place）概念引入门店，从此这成为其品牌标志—咖啡厅成了位于家庭和工作场所之间的公共空间。

星巴克是JR东日本STATION WORK最早的品牌合作伙伴。2020年4月，星巴克日本在东京新启用的高轮Gateway车站开出了一间共享办公主题门店，配合一系列扫码点单、叫号取餐的“无接触”防疫措施，客户可以坐进半开放小隔间里喝咖啡、操作电脑。JR东日本STATION WORK团队也在这家星巴克里安置了两台STATION BOOTH，比小隔间更安全、私密。

到2023年，中岛悠辉和团队计划在日本全国投放1000台STATION BOOTH，选址不仅是车站，也会考虑酒店、健身房、便利店、咖啡馆和邮局。“最终目的是丰富旅客的生活，让他们使用我们的服务。”菊地康孝补充说。

星巴克中国也在试图扩大以空间为关键词的生意。2022年1月，星巴克中国与美团合作推出了“1971客厅”一期项目，包括“咖啡有个局”和“客厅开个会”两种场景。“咖啡有个局”是一种三五人规模的咖啡主题体验游戏。“客厅开个会”则是出租封闭会议室，一般能容纳10到20人。按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的“1971客厅”报价，10个人开两小时会，每人要支付398元（含餐点饮品）。其他臻选门店和普通门店便宜些，分别是每两小时每人179元和139元。但在疫情严重时，星巴克会暂时取消预订服务。

截至2022年3月，“1971客厅”项目已覆盖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城的60余家大型门店。星巴克中国回复未来预想图，顾客本来就可以在一些位于商圈的星巴克独立门店预订商务会议、商务社交服务，但过去都是电话预订，很难找到合适的去处。1971客厅上线后，用户可以直接在美团、大众点评这类本地生活消费App里查看“星巴克1971客厅”空闲的时段和地点。

“门店现有的咖啡教室、生日聚会、宠物派对、手语课堂等日常活动，未来也可通过1971客厅发布和管理。”星巴克中国方面表示。

看到新机会的不仅是这些办公空间的运营方与参与方。为了让办公空间延伸至生活空间，日本房地产开发商“伊藤忠都市开发”也把住宅生意往“办公”的方向靠了靠。2020年下半年，这家公司在东京新宿区的高端公寓“CREVIA山吹神乐坂”开启了“+HANARE”项目，在公寓大楼内部、业主住宅空间之外多隔出一个个小房间，供业主居家办公或用于兴趣收藏。“HANARE”在日语中就有“离主楼有一定距离的别馆”的意思。伊藤忠都市开发做的客户调查显示，这个点子不是单纯的防疫政策—400名受访者中有67%认为+HANARE很有吸引力，才采纳了这个想法。

疫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也引发了变革。每个人都不得不寻找自己的“第三空间”。人们总想要更多选择：租户想要“灵活”的租赁合同和空间，个人想要自由的生活方式。地产商和中间商们着手推出更多产品，或开拓新市场，或把它当成数字化的跳板。

2014年，意大利政治家安东内拉·安吉奥里（Antonella Agnoli）在著作《知识的平方：图书馆与自由》中指出，“公共空间正在急速商业化”。她在书中设想了一个以公共图书馆为主体的城市。如今，不同玩家已经开始争夺新的空间。你能想象吗，再过十年，我们会在哪儿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