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之北塔

王国刚。金融行业的从业者，业余时间对“苏东坡与苏州”研究颇深。

苏轼《舍铜龟子文》书，“苏州报恩寺重造古塔，诸公皆舍所藏舍利。予无舍利可舍，独舍盛舍利者……予其并舍之。”

舍是一种人生哲学。

熙宁六年（1073），苏轼通判杭州。冬，他奉命赈济饥民，经过苏州，遇报恩寺塔（今北寺塔）重建。时众人将自家所藏的舍利舍于报恩寺。苏轼没有舍利，所以他把自己可装舍利之器物舍于报恩寺。以供瘗埋。

西北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冉万里曾对苏轼所舍之物“铜龟子”进行了考证，得出结论：苏轼之舍物乃唐代龟形盒。平日里，苏轼用于存放自己的私印。它是苏轼的一件心爱之物。

苏轼虽不为苏政，但他不仅舍心爱之物于报恩寺，他还为寺里的主持人选之事操着心。“不有正觉，谁开众迷？”苏轼想到成都通长老。当即，他挥毫去信，《苏州请通长老疏》“族本缙绅，实西州之望；业通诗礼，为上国之光。”苏轼望法师的到来可以让报恩寺“振法音，以助道化。”长老应允。次年，苏轼知密州，两人未得在苏相见。于密州，苏轼写来信札一封，《与通长老》“近过苏台，不得一见而别，深为耿耿。”

报恩寺环境幽雅，“水陆禅院，四众之渊薮，三吴之会通。”程公辟前有诗云：“携觞步入千花界，借塌清临一水间。”置身其间，似入田舍。“所为者大，无事于谦。”苏轼父母皆性仁行廉，崇信佛教。“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父母俩常作佛事，一生多舍。耳濡目染，故苏轼亦喜舍。

元丰三年（1080），苏轼谪居黄州，当地暴发瘟疫，百姓挣扎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