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蕾,吴丽娜,刘 欢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21)
城镇化发展是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也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必然选择。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镇发展,但多呈现“候鸟型”“钟摆式”迁移的“半城镇化”状态,他们在城镇就业与生活的同时,在农村继续保有宅基地和农地[1],致使出现农地撂荒、宅基地闲置等现象[2]。究其根源在于当前农村土地升值空间日益凸显,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断完善,农村居住的含金量极大增加[3],而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容纳就业能力不足,使农民面临生计转型风险,更加难以适应和融入城镇生活[4-5],农民作为理性人,唯有收益大于成本才能吸引其做出决策,而城镇生活的高成本阻碍了农民向城镇迁移[6]。农民如何重组家庭资源,将土地价值变现获得财产性收益,带着生存发展的资本进入城镇,以获取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成为其迁居城镇的关键。
国外没有城乡户籍制度差异,在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也不因城乡身份不同而存在差别,农村转移人口被称为“城乡移民”[7]。目前国内城镇迁移属政府政策引导下的自愿性迁移[8],然而研究发现多数农民主动城镇化意愿薄弱,主要是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相对较高且具有现代化生活倾向的群体城镇化意愿较强[9]。学者们从多角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进行研究,识别出一些共同的影响因素,如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因素[10-11],总收入等家庭特征因素[12],社会认同度、就业机会和社会政策等社会环境因素[13],以及城市融入度及其他心理情感因素等[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