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的时空演变研究

罗眉 艾静静 李金泉

摘   要：产业绿色发展既是对我国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替代，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本文从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环境生态、产业绿色转型潜力三个层面构建产业绿色转型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通过线性加权求和得出成渝地区2010—2019年各城市產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研究表明：成渝地区各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不断提升，但区域间差距不断扩大，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综合水平较高;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环境生态、产业绿色转型潜力三大子系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间分异现象，创新和经济要素具有不断向区域中心城市进行自我强化集聚的趋势。

关键词：产业绿色转型;熵值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2.02.012

文章编号：1009-6922（2022）02-73-10

一、引言

我国工业化发展长期以来沿用“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产业绿色转型基于遵循自然发展规律、降低自然环境成本而提出，是企业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采用绿色化工艺与科技手段，以达到节能减排目的并获取经济效益的综合系统工程。它对于资源利用、人民生活、可持续发展、国际参与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是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我国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如何协调好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关系，进一步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不仅被国家赋予了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历史重任，同时也承担了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历史重任。由于其地处西南内陆，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因此工业化发展不能走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式发展道路。故本文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构建绿色低碳环保、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依据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由于研究视角与体系不同，国外对绿色转型与发展的研究更多地涉及“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与方法。由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提出，经济发展是有限制的，过度发展会遭到自然的报复[1] 。戴维·皮尔斯首次提出绿色经济[2] 。国内绿色转型的研究是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而逐步深入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绿色转型实证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学者们多以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科技、竞争力、政策、效率等因素为参考准则，筛选隶属于不同研究主体的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朱斌和史轩亚（2016）基于产业绿色发展的角度对福建省工业绿色转型进行评价并提出战略框架[3]100-105;肖贵蓉等（2016）构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五个方面的城市绿色转型评价体系[4];赵奥和武春友（2018）在PSP框架下构建中国经济绿色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指出应重点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关键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创新以及公众认知水平提升等方面予以改进[5];曾贤刚等（2018）从经济、社会、环境转型三个方面对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进行绿色转型绩效评价[6]。二是产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政策体系、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分析。张倩和吴梦瑒（2017）阐述了产业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协调发展，并提出相应的措施与对策，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效的战略保障[7];雷玉桃等（2020）提出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8];毛彦军和徐文成（2021）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发展和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联系，认为其存在耦合协调关系[9];方永恒和霍璐欣（2021）基于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视角，系统阐述环境规制、财政科技支出及两者交互对绿色产业发展存在的影响机理[10]。三是产业绿色转型具体路径的探索。主要从目前产业绿色转型的困境出发，提出从体制机制创新、发展绿色产业、生态型政府建设、生态文化建设、生态型公民社会的培育、绿色技术进步等方面推进。赵常恒（2018）从要素流动视角考察，提出加大对资源型城市新兴产业的培育与扶持、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改造等措施[11];华学成、王惠等（2018）在测量了江苏省的环境和经济效率之后，提出通过资金支持、技术进步、完善制度促进江苏绿色发展转型[12];宋铁勇和付百臣（2019）通过对东北资源型城市现状分析，认为“开发区模式”是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政策性工具，提出产城融合是转型的终极目标[13];刘小涵（2020）研究了兰溪江实现绿色转型的案例，她认为当地转型的经验是在绿色可持续地开发现有自然资源的同时，还应该完善绿色产业的配套产业，发展其衍生产业，使绿色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14];朱杏梨等（2020）研究了婺源县在“两山”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绿色转型尝试，她指出“两山”理论指导下最直观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旅游业，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处，同时发展旅游业要注重处理好当地资源与环境的关系[15]。

目前，我国关于绿色转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有不足之处。在构建指标方面，由于区域发展基础和侧重点的不同，统一的评价体系尚未形成;在研究区域方面，目前的研究大多关注资源型城市，对成渝地区的研究还比较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目的是打造中国乃至世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现有研究指出，成渝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总体较低（李雪，2018）[16]，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赵川，2019）[17]，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较低（王祥荣，2020）[18]，导致现有的区域产业结构和要素分布格局不能满足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要求。国家赋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大使命和经济、生态环境的紧迫性决定了成渝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因此，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对象，构建产业绿色转型指标体系，期望对我国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三、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9年成渝地区16个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四川及重庆统计年鉴和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序列一元线性趋势法进行插補。

（二）指标构建

为解决环境污染、社会矛盾频发的问题，生态学家马世骏（1984）[19]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三大系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和制约，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而产业绿色转型是在绿色发展基础上谋求经济效益、社会环境、自然生态有机统一的动态过程，因此评价区域产业绿色转型的合理指标体系需要兼顾经济、自然、社会的协调均衡。本文参考朱斌（2016）[3]100-101、孙艺璇（2019）[20]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环境生态、产业绿色转型潜力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初始指标体系，分别表征经济子系统、自然子系统、社会子系统。

产业发展水平涵盖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业效率三个维度，能表征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和产业发展现状。产业环境生态涵盖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绿色治理三个维度，能反映区域产业绿色转型的环境压力，体现出区域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产业发展模式。产业绿色转型潜力涵盖了资源环境承载力、创新能力、信息化支撑三个维度，表征了区域产业绿色发展的潜在长期可持续性，通过创新得以保障。

本文通过变异系数——多重共线性及理性分析相结合的主客观综合构建法，筛选初始指标体系以最终确立成渝地区产业绿色转型指标体系。通过变异系数——多重共线性法删除每一子系统内分辨能力小、存在重复信息的评价指标。本文选取变异系数值大于相应子系统变异系数平均值、方差膨胀因子小于10的指标，使得筛选后的指标体系对产业绿色转型评价结果影响较大。由于定量筛选指标过于依赖数据，容易忽视指标的实际经济含义，不利于构建符合产业绿色转型内涵的指标体系。因此，结合产业绿色转型内涵，在“产业发展水平”一级指标中加入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二级指标，在“产业环境生态”一级指标中加入了“万元GDP能耗值”“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节能环保公共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二级指标。在“产业绿色转型潜力”一级指标中加入了“建成区人均绿地面积”“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二级指标，以对产业绿色转型进行合理的主观补充。最终确定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产业发展水平子系统：产业绿色转型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要考虑区域产业发展现状与绿色发展的匹配性，立足自身发展基础，确保区域发展自洽、稳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能反映区域产业发展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现状。通过上述指标筛选方法，本文选取了经济密度、社会零售品总额、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GDP比重、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5项指标。

产业环境生态子系统：区域工业化发展中环境污染与治理、资源消耗反映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不利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通过上述指标筛选方法，本文选取了万元GDP电耗、万元GDP能耗、万元GDP水耗、万元GDP工业烟尘排放量、万元GDP工业SO2排放量、万元GDP工业废水排放量、节能环保公共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8项指标。

产业绿色转型潜力子系统：产业绿色转型一方面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治理工业化污染，另一方面需要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创新能力、信息化建设和环境承载力均能提升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可持续潜力。通过上述指标筛选方法，本文选取了R&D人员折合全时人员、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重、建成区人均绿地面积、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7项指标。

（三）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MATLAB、Eviews等软件进行数值计算，采用客观赋权熵值法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通过线性加权求和得出成渝地区2010—2019年各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以反映其发展程度和时空演变情况。

1.熵值法。由于主观赋权不能保证客观性，因此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即熵值法计算2010—2019年各年指标体系的权重，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对成渝地区各城市的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进行测算。设有t个年份、z个城市、m个指标，并将其进行标准化。

（1）标准化。为消除量纲不同而导致的指标数据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

正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为：

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为：

其中，μrij为第r个城市、第i年、第j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结果，hrij为第r个城市、第i年、第j个评价指标的原始值。由于熵值法计算熵值时对数变量值不能为0，所以最大值取1.1倍、最小值取0.9倍。

（2）确定各指标权重，其公式为：

（3）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其公式为：

（4）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其公式为：

（5）计算得分。对成渝地区各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综合得分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其公式为：

2.变异系数、多重共线性。变异系数是衡量指标观测值变异程度的统计量。变异系数越大，说明指标的分辨能力越强，对测度结果的作用越显著。方差膨胀因子能反映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经验表明，当VIFJ≥10时，各指标间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即信息重叠。其公式为：

3.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动态转变、持续优化的过程，它体现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中。本文以泰尔指数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并通过各产业GDP占比加权反映各产业对经济体的重要性，其公式为：

TL为逆向指标，值越小，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各产业协同程度越高。

本文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以反映产业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变的趋势。

四、实证分析

（一）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区域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方法进行数值计算，得出2010—2019年成渝地区各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结果如表2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成渝地区各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019年成渝地区各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相对2010年总共有12个城市增长率超过50%。其中，增长率最高的城市为重庆市，增长114.71%;其次为成都市，增长105.96%。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不断提升，与成渝地区发展定位逐渐提升不无相关，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定位提升，有力地促进了成渝地区各城市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从以上一年为基期测度的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增长率来看，成渝地区16个城市中有10个城市增长率在2012、2013年达到峰值，之后回落。成渝地区在2008年灾后重建及国家四万亿投资计划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经过了2009、2010年的高速增长后，又在2012、2013年达到高点，之后不断回落，通过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企业进行改造和升级，淘汰落后产业技术和设备，促进了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的提高。2013—2019年，虽然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增长率不断回落，但综合水平不断提高。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代碳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构想，发展绿色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近十年来，川渝两地不断明确环境污染问责制度，建立健全污染防治等问题的法律法规，充分体现出政府、社会对于绿色发展、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这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和当下解决社会矛盾的探索，有力地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及产业绿色发展，助推了成渝地区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的提高。

为了更直观地进行空间对比分析，本文运用ARCGIS10.7将成渝地区各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的测度结果划分为五个类型：高水平区、较高水平区、中等水平区、较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以此分析不同城市的产业绿色转型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如图2所示。由于研究时间较长，本文选取典型年份进行分析，从左到右依次为2010、2015、2019年的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

由表2可直观看出，成渝地区16个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都可划分为相同的两个类别，成都市、重庆市、绵阳市的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2010—2019年，各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的极差和变异系数不断增大，2018年相比2010年极差和变异系数增长率分别为110.72%和31.72%，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综合水平高的区域，其区域中心城市地位一般较为突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较合理。由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经济要素不断向具有先发优势的区域集中，维持了成渝地区长期以来的双极核发展模式，区域城镇体系间形成了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的梯度差距。随着产业技术不断集成化，向经济基础好的区域进行转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间产业差距被拉大，综合水平较低的地区现有产业技术水平、区域经济基础难以支撑其产业绿色转型。

（二）子系统分析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三大子系统综合水平均值，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成渝地区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绿色转型潜力综合水平两极分化严重，而产业环境生态综合水平差距不明显。这既与成渝地区区域间经济发展基础、创新能力分布基本吻合，也与区域产业现有发展格局基本吻合。由于成渝地区长期维持以成都市、重庆市为双极核的发展模式，同时绵阳市是国家科技城且一直是四川省内第二大经济体，创新要素在追求高回报率、高价值的过程中不断向区域中心城市进行自我强化式集中。根据2019年中国瞪羚企业数据报告，四川和重庆瞪羚企业主要集中于成都市、重庆市和绵阳市。不过现有产业规模较小，按制造业二位码行业分類只有5个行业产值超过1000亿，且主要集中在成都市、重庆市。产业的区域空间分布不均衡导致成渝地区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绿色转型潜力区域间差异明显。

由于本文采取的是客观熵值法，不能反映数据的实际经济意义，在对产业环境生态子系统各指标进行赋权时，“节能环保公共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权重过大，而同期成都市、重庆市节能环保公共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相较成渝地区其他市小。因此产业环境生态综合指标均值相较于其他两大子系统区域间差异较小。但通过实际数据和产业环境生态综合水平均值来看，成都市、重庆市产业环境生态综合水平高于其他大部分城市。

五、结论与对策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多重共线性及理性分析相结合的主客观综合构建法，构建了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环境生态、产业绿色转型潜力三大子系统组成的产业绿色转型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通过线性加权求和测度出了2010—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主要结论如下：

1.成渝地区各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在2010—2019年总体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相比2010年，2018年共计有12个城市综合水平增长率超过50%，各年增长率总体在2012、2013年达到峰值，与各地的经济活动关系密切。

2.成渝地区各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区域间空间分异明显，综合水平的极差和变异系数值不断增大。2018年相比2010年成渝地区各城市综合水平极差和变异系数增长率分别为110.72%和31.72%，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区域中心城市综合水平较高，与成渝地区长期经济发展格局、创新能力分布相一致。无论采用系统聚类分析还是自然断裂点法，成渝地区各城市都可分为相同的两个类别，成都市、重庆市、绵阳市产业绿色转型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

3.2010—2019年三大子系统综合水平均值反映出成渝地区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绿色转型潜力综合水平两极分化严重，而产业环境生态综合水平差距不明显。这表明经济和创新要素在区域先发优势的作用下具有不断自我强化集聚的趋势。同时由于熵值法不能表征变量的实际经济含义，所以在产业环境生态子系统中对节能环保公共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赋权相对过大。但从整体来看，成都市、重庆市产业环境生态综合水平高于其他大部分城市。

结合成渝地区产业具体情况和演变特征提出以下建议：

1.整合优化区域内资源要素分配，建立绿色、高效的产业互助机制。产业绿色发展意味着区域内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齐头并进，这要求区域内各个城市将经济发展立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部署，在统筹好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三大系统的同时充分发挥各地区优势，有效引导产业、人力资本、现代金融等合理进行空间布局。一方面，继续聚集产业绿色转型综合水平较高的区域中心城市要素，发挥其科技创新能力优势，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逐步构建高端产业聚集区，使产业朝着高质量、高效益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使产业间互动机制更加绿色、有效。夯实区域经济实力，为有效承接和消化产业转移，推动区域产业绿色转型提供物质保障。

2.促进科技发展，转变产业发展模式，培育绿色生态产业。创新不仅对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因此，要加大对R&D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具有完善信贷和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机制的营商环境，构建绿色发展科技支撑体系。大幅提高绿色发展质量和效益，给予企业自主创新的鼓励政策并引导企业依靠市场化技术实现绿色转型。同时在政府采购时，优先采购绿色产品和服务，明确采购规则和比例，为绿色产品和服务开拓市场。对资源回收利用和再制造的产业给予充分的扶持政策，吸引投资者的同时提高这些产业的效益，使其能行稳致远。只有加快提升科技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培育绿色生态产业，才有可能改善我国长期以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3.健全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提升转型效率。建立健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并使机制的保障作用和引导作用落到实处。一方面，针对绿色发展的市场失灵领域，政府需要在政策、规划、制度、法规方面起到规范和引领作用。着重通过提高污染排放标准的途径，明确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加大对污染违法者的惩罚力度。同时，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也很必要，通过税收、价格、财政补贴、绿色信贷（绿色金融）等经济政策工具使市场机制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引导市场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向绿色生产和消费倾斜，促进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建立和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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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01-20

[作者简介]罗眉（1972—），女，四川眉山人，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经济、生态经济;艾静静（1997—），女，安徽合肥人，中共四川省委党校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环境经济，生态经济;李金泉（1998—），男，四川巴中人，中共四川省委党校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2021年度软科学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项目编号：2021JDR0070）。